杜重远与陶业人员养成所改为杜重远与陶业人员养成所

胡　明

一九三三年，我在厦门集美中学初中毕业后，到上海升学，考进同济大学附属高中。那时，我脑子想的是学工，走实业救国之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一九三一年，日寇侵占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日寇又侵入上海，激起了上海人民与十九路军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写下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光辉一页。我在上海一年多，这时的上海，抗日救亡的进步思潮汹涌澎湃。在学校里，我读书读不下去了，却阅读了许多进步的书刊。当时，广大进步青年最欢迎的书刊，就是邹韬奋先生主办的《生活周刊》。一九三四年的一期《生活周刊》上登载一篇杜重远先生的文章。文章生动感人，充满着强烈的抗日救亡的爱国激情。邹韬奋先生也在《生活周刊》上专门介绍过杜重远先生。

一九三四年冬，我在《新生周刊》上看到杜重远先生在江西景德镇创办陶业人员养成所的报道和招生广告，决心放弃学校生活，走高尔基的社会大学之路，报考杜先生办的养成所。我是由杜先生亲自面试的，他认为我思想进步，便被录取了。面试时，我第一次见到尊敬的杜重远先生，他身材魁梧，和蔼可亲，言谈中充满着爱国热忱和干一番事业的豪迈气概。一九三五年初，我欢欣鼓舞地在孙警中老师的带领下，和同学们一道离开上海，乘船到九江，换乘火车到南昌，然后从南昌乘汽车到达景德镇，在旅途中，我结识了同学潘炯乐（后改名潘田），我们俩思想接近，很快便成为知交了。

陶业人员养成所开学不久，杜先生决定由陶业管理局举办几个夜校式的工人训练所。目的是培养陶瓷工人的文化技术，提高陶业工人队伍的素质，逐渐形成一支改良陶瓷工业的基本队伍。潘炯乐、陈希平和我三个人，任第二工人训练所的训练员。我们是《生活周刊》和《新生周刊》的热心读者，又共同阅读社会科学，还共同攻读过《资本论》简易读本。很自然，我们力求通过训练所教育工人的机会，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灌输阶级剥削的道理。我们采用陶行知先生编写的生活教育课本作为教学内容。我们自己动手，刻钢板蜡纸，油印课本，人手一份。我们几位思想比较接近的同学，还逐渐结合起来，在景德镇《陶业日报》上开辟了一个“前哨”副刊，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传播新文化活动，并介绍上海等地的一些新思潮。这些活动，不但在养成所，而且在社会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当北平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景德镇时，我们又挺身而起，罢课上街示威游行，以表声援。这一系列的爱国行动，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下旬，五区专员酆景福把陶业管理局的孙秘书叫去“训话”：要他对养成所同学“严加管束”，并指名潘炯乐（潘田）和我二人为“左倾分子”，限三日之内“驱逐出境”。于是，一九三六年初，我和潘炯乐等四人又回到了上海。那时，杜先生因“新生事件”身陷囹圄，已由漕河泾监狱出外就医，转到虹桥疗养院休养。我们回上海的第二天就去看望了他，向他汇报了养所同学和景德镇的情况，还向他反映了生活上有困难，要求杜先生给我们介绍职业。他欣然答应，随即写信给美亚织绸公司董事长蔡声白，介绍我们去投考当练习生。

一九三六年的上海，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在运动中我和潘炯乐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后要做革命工作，需要有职业掩护，正好，便持杜先生的介绍信到美亚织绸公司报考，被录取并分配在公司的发行所当一名小职员，地点在上海天津路，月薪六块大洋。潘炯乐则被介绍到南市鸿新染织厂工作。在美亚发行所，我组织读书会，动员群众参加救国会，发展团员，还搞绸厂界的抗日救亡活动。半年多，我的面目渐“红”了，九月间被迫离开了美亚织绸公司。为了找到新的职业，我又一次去找了杜先生，他意要我到景德镇陶业管理局工作。(https://www.xing528.com)

一九三六年秋，杜重远先生获释不久，他还打算继续兴办他在景德镇的陶瓷事业。他先介绍潘炯乐到九江光大瓷厂工作，后又介绍我到景德镇陶业管理局工作。我先到九江，会见潘炯乐，正准备前往景德镇，却发生了紧急情况，我们的老师孙警中，从景德镇连夜赶到九江向我们通风报信，说五区专员酆景福正准备逮捕我和潘炯乐，说我俩是共产党员。当天，我们离开九江，回到上海。从此，我俩与杜重远先生失去了联系。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以后，我们依靠东北同学的关系，离开上海，经北平、西安，进陕北苏区。一九三七年二月，我和潘炯乐一道到达延安，进抗大三期学习。毕业后，又转到中央党校学习一期。一九三八年初，我们二人在党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南昌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工作。当年四月初，新四军军部开赴皖南前线，在歙县岩寺集中南方各省的新四军各支队。从景德镇方面开过来的新四军一支队，其支队宣传队有不少是景德镇陶业人员养成所的同学，如熊振作、李清泉同志等。我们通过他们了解到，很多同学留在当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如张三桂、戴吉启祥同学等。以后，各路新四军支队开赴抗日前线，潘炯乐随新四军先遣支队进入苏南，我则长期留在皖南工作，我们二人共同活动三年，这时也分手了。

皖南和景德镇是近邻。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我们长期在皖南开展游击战争。一九四八年皖南沿江地区的游击武装，在杨明、朱农等同志的率领下，进入浮梁和赣东北地区。一九四九年大军渡江时，他们配合渡江解放军，解放了景德镇。景德镇第一位专员就是朱农同志。我和景德镇关系多么密切呀！一九八二年，我因工作关系，路过景德镇，专程到莲花塘养成所的旧地重游。我参观了新兴的陶瓷行业，访问了仅剩的养成所同学，心情兴奋。当年杜重远先生为改造和振兴景德镇陶瓷工业的夙愿，现在终于实现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从王雷同学那里得知杜先生以后的情况，方知杜先生、孙警中老师和陈绍章同学在新疆遇难，我内心感到十分震惊和悲恸。

一九八二年秋，我到新疆参观和考察纺织工业。在乌鲁木齐，我专程到新疆学院旧址，参观了杜重远先生的遗迹，心中默念：杜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

[作者简介]胡明，又名胡绵芳，男，江西陶业人员养成所的学员，一九三七年投奔延安参加了革命。现已离休，居于北京。离休前，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