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先生被国民党政府以奠须有的罪名判刑后，开始被监禁在上海漕河泾监软，后因病移往上海虹桥疗养院。一九三五年底，我和胡绵芳（胡明）在陶业人员养成所被当地反动派勒令“驱逐出境”，我怀着满腔愤慨和面临失业的威胁，和另外两个同学回到了上海。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我们曾多次去疗养院探望杜先生。那时，杜先生虽身陷囹圄，但和外界的交往仍然频繁，与当时蓬勃发展的爱国救亡运动息息相通。有几次我们在疗养院会客室外面等候时，亲眼看到杜先生送客人出来，如黄炎培先生，胡愈之先生，还有一些东北人士如莫德惠博士等。先生送客出来见到我们，就关切地问：“你们等久了吧？”他和我们交谈时，态度和蔼，没有老师或长者的架子。那时他是社会活动家、知名人士，与许多社会上层人物往来，但与我们年轻学生接触时，却使我们感到像朋友，像兄长那样亲切。有一次，我和另一个同学上午去看望杜先生，我们谈着谈着，不知不觉到了午饭时候，杜先生就留我们吃午饭，他带我们到疗养院的食堂里，添了二盒客饭菜。这个食堂在疗养院三楼，地方宽敞，我们坐的是一张小圆桌。饭菜各人一盒，分食制，好像“中菜西吃”，当时我感到很新鲜。我还记得盒中有奶油菜心，味道很好，我还是第一次尝到，印象特别深刻。
记得第一次去虹桥疗养院看望杜先生时，面对杜先生蒙冤入狱，加上我们被景德镇的反动派勒令“驱逐出境”，心中都非常气愤，大家七嘴八舌地倾吐了胸中的委屈。杜先生耐心地听取我们的诉说，有时插话问一二句。最后，他摇摇头说：“青年人爱国也错了吗？真是岂有此理！怕你们造反？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怕得要死，对老百姓、对青年人就这样张牙舞爪。”杜先生知道我们面临失业，生活有困难，为我们多次介绍工作。我所知道的就有七八个同学，先后介绍去美亚织绸厂（胡绵芳、沈揆儒、陈绍章），康元制罐厂（蔡希岳），鸿新染织厂（王雷、潘炯乐），合作五金厂（左金三）等。记得杜先生开始介绍我与胡绵芳等四人去美亚织绸厂当练习生时，他们三人都录用了，独有我没有被接收，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去看杜先生，心里忐忑不安，感到羞愧。杜先生安慰我说：“没有什么，因为你去报名时穿了件红色的绒线衫，美亚厂的主试人认为有‘赤色嫌疑’，未敢录取。”说罢他笑了，我也恍然大悟地笑起来。杜先生随即问我：“你是共产党员吗？”我老老实实回答“不是”。杜先生说，他有国民党的朋友，也有共产党的朋友，只要是团结抗日的，都是朋友。杜先生当时对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缺乏认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也未识透，但他就是这样胸襟坦荡、光明磊落，他有着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的赤子之心。后来杜先生再次介绍我到鸿新染织厂去工作。不久，我和胡绵芳参加了共青团、救国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海发生救国会“七君子”被捕事件。在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下，我和胡绵芳被厂方通知停职，同时被停职的还有养成所的几个同学蔡希岳、王守成、左金三等。那时杜先生已被释放出狱，我们曾去杜先生家里看望他。记得他家住在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金谷邨。杜先生知道我们被停职，对我说：“不要使×××（指厂方）为难，还是到九江光大瓷厂去吧！”我拿了杜先生的介绍信，随即去光大瓷厂报到。后来杜先生又介绍胡绵芳去景德镇陶业管理局工作。杜先生对待学生始终是这样的热情、爱护、乐于帮助。(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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