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下的景德镇历史文献

一九三五年春，杜先生来到景德镇。当时，陶业管理局和陶业人员养成所已初具规模。他看到各项工作、学习、训练都顺利开展，上下一片欣欣向荣、有条不紊的新气象，心中十分喜悦。有一天，他约我和另一同学去办公室谈话。那天杜先生穿一件新做的浅蓝色西服，精神焕发，兴致很好。他招呼我们坐下，询问同学们的学习与生活情况。他说这里搞得很好，勉励我们好好学习，对我们举办工人训练所表示支持。接着他谈到自己的设想，说：“我现在还得为在九江开办光大瓷厂去筹募资金，所以就要离开景德镇。以后还打算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各设一个景德镇陶瓷产品的经销处，沟通各地和对国外的贸易。”他征求我们的意见，问我们是否愿意担任这项工作。当时，我们欣然赞同他的发展计划，他很高兴。可是，杜先生那次离开景德镇去上海之后，就发生了“新生事件”。他本人被国民党政府以“妨碍邦交”罪被判处了十四个月徒刑。杜先生身陷囹圄，失去了自由，陶业管理局和陶业人员养成所也都受到反动派的监视和迫害，因而发展陶瓷业的计划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杜先生出狱以后，光大瓷厂虽然开办起来了，但不久又发生“西安事变”，杜先生再次被南京政府监禁。从此，杜先生振兴陶瓷业的远大理想和发展计划就无从实现了。

同年秋天，省党部派来一个“特派员”，在莲花塘靠近养成所处竖了一块“专员公署”的招牌，警卫森严，把养成所的同学作为监视对象，搜集情报，伺机陷害。同时，把浮梁县政府改组，原来由杜重远先生举荐的阎县长被调离开，一时间风云突变。在白色恐怖笼罩下，陶业管理局和养成所都受到很大压力，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间某一天，“特派员”把陶业管理局的孙秘书叫去“训话”：要对养成所同学“严加管束”，不得“胡作非为”等。并指名潘炯乐、胡绵芳二人为“左倾分子”，要“驱逐出境”，并限令三天之内离开景德镇，否则，“将不负安全之责”。他们还下令《陶业日报》社停止“前哨”副刊出版。(www.xing528.com)

在反动派的逼迫下，我和胡绵芳，还有同学俞仁溥、左金三共四人，在一九三五年底离开养成所，乘浙赣路火车回上海。启程那天早上，很多同学和训练所工人到汽车站送我们上车，互道珍重，依依话别。我们离开景德镇后，养成所和训练所在乌云压顶的窒息气氛中名存实亡，不久就宣告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