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远的景德镇振兴计划和措施

王　雷

杜重远是吉林省怀德县人[一说辽宁开原人]，于一八九七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期的杜重远，具有很大的进取心，学习成绩很好。他于一九一一年瞒着家人跑到沈阳，考取奉天省立两级师范，师范是公费，那时，东北大学还未成立，两级师范就是东北最高学府。一九一八年[另有一九一七年之说]，他以官费留学日本，考入日本仙台高等工业学校专攻窑业[另有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之说]。当时东北送往日本的学生，多是入日本士官学校学军事，学政治的也有。据我所知，和杜重远同时去日本留学的，有高崇民、陈先舟、苗剑秋、盛世才等。

一九二三年冬，杜重远由日本毕业回国，到了沈阳。他不当什么官，而是积极筹备兴办肇新窑业公司，以振兴实业为志向，他的倡议迅速得到各界响应，于是东北第一座，也可说是全国第一座机械陶瓷厂，便在沈阳北陵区域出现了。该厂生产的是日用瓷，销路很广，杜重远也成了实业家，并被选为奉天总商会副会长（正会长是卢广迹，杜的同学和朋友），杜重远倡办的肇新窑业公司，不同于中国其他工厂，也许他早读过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便学欧文办纺纱厂的精神，办他的肇新窑业公司，用的是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管理办法，他便成为名噪一时的新实业家。

然而，好景不长。一九三一年发生“九·一八”事变，他辛勤建造的肇新窑业公司，随着“九·一八”事变而幻灭了。他和欧文一样走上逃亡之路，捧着一颗爱国心逃到了北平，参加了阎宝航、高崇民、卢广迹、陈先舟、王化一等组织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及朱庆澜领导的“东北抗日后援会”。

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海抗战爆发，杜重远受东北救国会和后援会的委托，兼做抗日将领马占山的代表，到上海支援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因此，他和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社会知名人士如黄炎培、陶行知和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七君子”相交游。当时，《生活周刊》是抗日救亡的喉舌，具有广大的读者，杜重远也常在该刊发表文章。这样他又和邹韬奋成为莫逆之交，并结识钱俊瑞、金仲华、艾寒松、胡愈之和《妇联生活》的沈兹九等一些左翼作家，并成了上海各界救国会的一员。

一九三四年，《生活周刊》被迫停刊，邹韬奋被勒令出国。为了保持抗日救亡的宣传喉舌，杜重远毅然接办了这个刊物，并改名《新生周刊》出版，继续为抗日救亡呼号。

与此同时，卢作孚在四川办起了民生公司，利国便民，并邀杜重远去四川考察。归途中，杜重远到景德镇做了一番实际调查，准备在江西重整旗鼓，再搞一番陶瓷实业。

从实际调查中，杜重远发现：景德镇正在衰败，虽有千年制瓷历史，但是故步自封，停滞不前，却不知近百年来国外陶瓷工艺突飞猛进，远远地走到前面去了。这里乍看起来，高大林立的烟囱有一百多座，很像一个工业区。但到街里一看，却没有一家像样的工厂，而是数不清的各式各样的作坊。各行各业都有把头和封建的行规陋习，把头操纵一切。还有家族世袭，技术传媳妇不传姑娘。粉碎瓷用矿石，靠的是水碓。制坯工具是辘轳，另外就是两只手。瓷坯晾干靠太阳。施釉、彩画、装窑、出窑、包装都是手工。一个花瓶，一把茶壶，不能由一家作坊全部完成，你有窑，须请“把桩”的去管理，由他专门负责看火。每家作坊只有一两个长期工，有活临时雇工计件干……这样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不改变，景德镇的陶瓷怎么能前进呢？据此，杜重远向江西省政府提出了振兴景德镇的计划和措施，以便实现他的抱负，恢复景瓷的美名。这年年底，江西省政府采纳了杜重远的建议，决定成立江西陶业管理局。对杜重远委以局长，拨给专款，杜重远便雄心勃勃地干起来了。除了成立管理局以便改进生产管理外，杜重远还在九江筹办光大瓷厂，在景德镇成立模范瓷厂，以做示范。为了取得地方与政府的支持和配合，使瓷业改革得以顺利进行，他还推荐了阁模闿来担任浮梁县县长。

为了振兴景德镇，杜重远尤其重视新型人才的培养。他认为：须有一批掌握先进科学知识，具有抗日救国好思想的进步人士冲锋陷阵，才能冲破一切障碍，实现改革。因此，他又办起了陶业人员养成所，从全国各地招收七十多名进步青年，大多是《新生周刊》的读者，文化也比较高。其中，在江西省内和景德镇本地也招收了三十余名有志于瓷业改革的进步青年。他想借此实现陶行知的工读教育和欧文的救世生产理想。杜重远把希望寄托在陶业人员养成所的学生身上。他在景德镇时，每天都抽出时间向学员作精神讲话和时事报告，内容涉及社会、经济、国势、抗日救亡等方面，而管理局的事务则依靠副局长张浩和秘书孙秀林办理。

起初，管理局和养成所一同设在莲花塘五龙庵旁，附设小型的陶瓷研究所和实习工厂，以供学员实习之用。管理局的门口挂着“江西陶业管理局”和“江西陶业人员养成所”两块牌子，一九三五年内，管理局的业务开展不多，全力放在养成所上的教学上。究竟是局务兼教员，还是教员兼局务，这是难说清的，虽说养成所附属于管理局，实际上养成所成了管理局业务的开端。

一九三五年上半年，杜重远是兴高采烈的。他在上海热心抗日救亡运动，《新生周刊》也办得声啸海内。他三次到景德镇布置振兴瓷业事，成立了陶业管理局，办起了陶业人员养成所，并为九江光大瓷厂奠了基，筹募到了资金，购备了机器。三个项目都进行得很顺利，使他燃起了希望之火。“五一”后，他满怀信心，欢天喜地回到上海去努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可是没料到六月七日发生了“《新生周刊》案”，由于周刊的第二卷第十五期载有署名异水的《闲话皇帝》一文，驻上海日本总领事认为是侮辱了天皇，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向日本谢罪”“派亲日作家检查图书”“禁止侮辱满洲国”“处《新生周刊》作者、编者徒刑”等，国民党政府一一允诺。同年七月，杜重远身陷囹圄，他倾心经营的《新生周刊》停刊，这对杜重远是个莫大的打击。他在法庭上愤怒抗争：“爱国有什么罪？中国法律何在？！”杜重远入狱后，陶业管理局的事务照旧进行，那时江西省当局也没加压力。养成所的学员对杜重远非常崇敬，为他担忧，不但没有失望，相反，激起了更大的爱国共鸣，更加坚定抗日救亡的信念。九江光大瓷厂也不因杜重远入狱而停止兴建，相反，更加快了工程的实施。杜重远也未放弃振兴景德镇陶瓷的理想，他仍不时函电指示我们朝前行进。我曾致函杜重远：愿以《闲话皇帝》一文的作者投案代他坐牢，换取他的自由来从事景德镇陶瓷事业的改革，然而杜重远不同意我这样做，他回信说我“想法幼稚，切不可徒然地去牺牲”，要我“安心学习，静待未来”。(www.xing528.com)

这年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抗议华北伪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遭到警宪的镇压。消息传到景德镇，养成所的学员义愤填膺，挺身而起，罢课上街示威游行以表声援，抗日的标语贴满瓷都，救亡的歌声响彻浮梁。可是，这股爱国热情，这一爱国行动，竟遭到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忌恨，勒令解散了养成所！这一举，把杜重远在景德镇实现欧文思想的计划完全打破了。《新生周刊》遭封闭，养成所的厄运又接踵而来，在狱中的杜重远，这时的心情是何等的忧愤，那是可想而知的，养成所虽然被解散了，但是这批学员却没有辜负杜重远的教导。后来，多数同学参加了新四军，奔赴了延安，只有少数人留了下来，成了瓷都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

杜重远被国民党当局投入监狱后，引起了许多爱国志士的不满。在上海各界声援下，蒋帮心虚，为了平息民愤，于是把杜重远软禁在虹桥疗养院。他们这样做的最终目的，仍是要限制杜重远的抗日救亡活动，以取悦日帝。反动派原以为把杜重远软禁起来，就会浪平波息，可是他们那里想得到，虹桥疗养院里的杜重远正在深水静流。就是在这个虹桥疗养院里，一九三五年，张学良到南京参加了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后[这年十一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便到上海秘密看望了杜重远，以探问国际国内舆论和形势，同时叙述了东北军的处境和自己的苦闷。杜重远也推心置腹地告诉张学良：只有联共反蒋，才能打回东北老家！张学良接受了杜重远的建议，随即由杜重远陪同会见了从苏联返国寓沪的抗日将军李杜（共产党员）。三人剖腹畅谈，并由李杜将军把近由苏返国的刘鼎同志介绍给张学良将军。之后，由刘鼎协助张学良工作，并和中共达成洛川、延安两协议。这个桥，实际上是杜重远搭成的，事有凑巧，杨虎城将军到上海虹桥疗养院治牙病，也拜访了杜重远。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杜重远又搭成张、杨共同反蒋的桥。所以杜重远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出狱后，十月又速去西安分别会见了张、杨两将军。后来，即一九三六年年底，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件事是蒋介石逼出来的，但国人很少知道其中的引路搭桥人，原是软禁在虹桥疗养院的杜重远。

在杜重远出狱北上西安会见张、杨后，他还到江西探望过振兴瓷业的残景。“西安事变”发生后，因他与张学良的老关系，又被国民党拘押。因他有实业家的声誉，既不属国民党，又不是共产党，才以爱国知名人士重新获得自由。

一九三七年，杜重远奔走于上海、香港、武汉，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在武汉，他结识了周恩来。后又三越天山到新疆，会见他的同学盛世才。这时他已放弃了实业救国的欧文理想，接受周恩来的教导，投身于革命了。

一九三八年春，南京失守后，杜重远到了武汉。我是随张克威同志组织的平津流亡学生抗日队到河北前方作战，于一九三八年春奉命到武汉了解情况，才与杜重远会见的，地点是武汉交通路花楼街二号三楼。他要我谈了前方对日作战的真实情况，又问我是否仍回前方，我说到延安去。我问他如何打算，他说：“原想在此办《新生日报》，但有困难。抗战是漫长的，得做长期准备，我曾两次去新疆，和盛世才是同学也是朋友，他欢迎我去办学，我们商谈得很好。你方才说我们海疆都失了。我想去新疆办新疆大学，你会明白我的意思。那么，你先留武汉，等我去港归来。”半月后，他回到武汉，告诉我：“我决定第三次飞新疆，也取得周恩来的同意去办学，不过现在先带孙警中、陈绍章两人去。”他听说我要去延安抗大学习，很赞成，说以后要听他电召再去新疆。当时，他还给我写介绍信与林祖涵。次日，我就带着六个同学徒步登程到延安。谁知这一别，便是和杜重远的生离死别了。

一九四〇年，我在抗大毕业后，承他电召去新疆。当我路过西安时，卢广迹就告诉我：“你还去新疆呢！杜重远已经在新疆遇难了，盛世才真不是人，他不止杀害杜重远一人呢，还杀了一大批人啊，人间也有这样的人面兽心狼！”。

我和杜重远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奉天会馆东北救国会相识。一九三四年他接办了《新生周刊》，电召我去上海，后到景德镇。一九三五年他介绍我给黄炎培搞工运，一九三六年回北平，和于毅夫、陈先舟联络，他又电告我去西安。我们都是抗日爱国的同志，得知他在新疆遇难，真是晴天霹雳，肺腑欲裂！

杜重远虽不是共产党员，可诸多事实证明他和党有关系，曾多次间接地、直接地支持党的革命行动。在上海，他和李杜将军很密切。地下党员他也掩护，互有来往。他和黄炎培、邹韬奋干的是同样的工作。左翼文化人是他的朋友和同志。“西安事变”是他搭的桥，张、杨合作也是他搭的桥。他出狱后，十月到西安会见了张、杨，十二月就发生“西安事变”。他电告我去西安是八月。一九三八年去新疆前，又多次会见周恩来并聆听指导。他到新疆当了新大[校名为新疆学院]校长后，又请林基路做教务长，请茅盾、胡愈之做教授……至于盛世才诬蔑他是“汉奸”“托派”“苏联间谍”，当然都是“莫须有”。而他在社会上名为实业家，也有人枉自猜疑，加给他一些不实之词，玷污了他一颗赤诚的爱国爱民之心，使他饮恨于九泉！

杜重远曾经致力于瓷业的革新，但因国难当头，并未干出伟大的业绩。他活着的年月，多半是献身于抗日救国，为中华民族争生存。他虽有实业家的声誉，可是并无资金积蓄，自己中年遇害后，致使妻子孤寒清苦了一辈子……

[作者简介]王雷，男，江西陶业人员养成所的学员。后来投奔延安，参加了革命。1986年在北京病逝，逝前，在北京展览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