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九江光大瓷厂筹建情况与杜重远的愤怒

一九三六年春，国民党当局慑于舆论的压力，将杜重远移至虹桥疗养院软禁。那时候，江西当局对杜重远还是抱着较大的期望的。他们认为，杜重远入狱是“因文章贾祸”，并不有损杜重远的形象，杜重远的老朋友仍在，杜重远的号召力仍在。因此，对杜重远的入狱，不但未予攻击和撤换，而且还不时地在报纸上刊登杜重远的事迹和消息。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江西民国日报》更将“光大瓷业公司”的筹议过程公诸于众，并希望“一俟杜氏刑期届满，秋后当可将股本收足，冬季便正式召开公司成立大会”，而且力谋在不久的将来“实行大量生产主义”“取得酒馆咖啡间及家庭的外瓷地位”“并使九江成为国内瓷业生产、集贩的中心”。

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杜重远刑满出狱了。月底，他再次来到江西。在江西，他同熊式辉详谈了一切，熊式辉要求他重整旗鼓，继续为振兴江西瓷业出力。随后到达九江，视察光大瓷厂的筹建情况。十月上旬，他乘轮东下，准备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瓷器推销处。

然而，受过了两次打击的杜重远，已开始认识到，在国事日非、民族将亡的情况下，他的“实业救国”的道路，是很难行得通了。这种认识的形成，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分不开的。早在“新生事件”发生前，周恩来同志就委托潘汉年同杜重远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在狱中，党组织又通过宋介农多次将马列著作、延安报刊和毛泽东主席的讲话稿等，传递给杜重远阅读，这使杜重远心明眼亮。他深深感到，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设法改变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样中国才有前途。但是，蒋介石根本不理会中共关于“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的呼吁，而坚决贯彻其“勘乱”方针，并且紧张地调兵遣将，胁迫张学良和杨虎城出兵“剿共”，一场大规模的内战迫在眉睫！对此，他感到忧心忡忡。因此，他曾带着“西北大联合”的建议北上西安，会见他的密友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共商联共抗日的大计。十一月，他回到上海。在上海，全国救国会的领导人“七君子”又被国民党逮捕入狱。面对自己和一个个老朋友因爱国而“犯罪”，他感到痛苦万分。这时的杜重远，已经无心于“实业救国”了。但是，另有一种崇高的责任感驱使着他：他需要利用自己苦心经营起来的基地，为革命筹集经费。他已丢掉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坚决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了。因而，当两位早已离散的陶业人员养成所的学生找到他时，他当即介绍他们分别去光大瓷厂和陶业管理局工作。十二月初，他自己也振作起精神，来到景德镇视事，并积极准备在十二月底召开光大瓷业公司创立大会。这时出现在景德镇的杜重远，已不只是一个实业家，而且是一个革命者了。

在景德镇，他对“新生事件”发生后一年多来陶业管理局的工作，基本上是满意的。但他发现原料精制工厂因资金不足而迟迟未动，这严重影响到景德镇的瓷器质量和竞争能力的提高，于是敦促再具报告，在原先计划的基础上，要求增拨十万元，以完成这个“合理化之工厂”。可是，还没等到报告获准，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西安事变”，国民党又以杜重远与张学良有旧，而欲再次迫害他。当时在华北出版的《北京晨报》就刊登过“西安事变为杜重远策划者”的花边新闻。所以，在事变发生的第三天，江西省保安司令部的高级参谋雷震，就专程到达景德镇，以“受中央委托，来请杜先生去南京从事调停”的名义，将杜重远押送南京。杜重远从景德镇出发，经南昌到九江机场，光大瓷厂杨之屏厂长和汤大纶总工程师等人去机场见他，也无法同他交谈。这时，杜重远已没有同人谈话的自由，他只是向杨之屏简短地交代了几句厂务，便登机去南京了。一到南京，杜重远就被软禁起来。陈立夫问：“西安问题究竟如何解决？”杜重远答：“我完全同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拥护八一宣言。”敌人在震怒之余，不但软禁了杜重远，数日后还将光大瓷厂的杨之屏、汤大纶等人拘留起来，直到十二月二十六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还南京，杜重远才被释放，杨之屏、汤大纶等才获自由。(www.xing528.com)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杜重远感到欣慰；张学良送蒋介石还南京，杜重远表示赞赏；但蒋介石背信弃义地扣留张学良，却使杜重远愤怒了。他第一个去看望了张学良。

十二月二十八日，光大瓷业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会议在上海召开。会上通过了章程，公推张公权为董事长，杜重远为总经理，正式宣告“江西光大瓷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但是，杜重远强作欢颜之后又愁眉不展了，他为张学良的安全担忧，为中国的命运担忧。他一会儿致函黄炎培、杜月笙等，主张各界团结抗日；一会儿来到东北军中，大力宣传顾全大局。那时，中国正处在惊涛骇浪之中，我们的党有更多更重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需要杜重远去做，他再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到江西，来到景德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