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上半年,杜重远是踌躇满志的。那时,他有三个创业点,三个地方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在上海,《新生周刊》办得有声有色,闻名海内;在景德镇,设立了陶业管理局,办起了陶业人员养成所,瓷业改良工作也旗开得胜;在九江,他又为光大瓷厂择定了地基,筹募了股金,购备了机器,并准备喜气洋洋地召开公司创立大会。为了救国,他以惊人的毅力工作着,每天顶多只睡四小时。他相信:“要能找出一百个认识清楚,彻底苦干,像卢(作孚)君的朋友来,中国就有办法。”可是,没料到这年夏天发生了一件轰动国内外的“新生事件”: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出版的《新生周刊》第二卷十五期上刊登了艾寒松同志用“易水”笔名写的一篇小品《闲话皇帝》,该文泛泛地议论中外的君主制度,其中有一段文字写到日本天皇“本是一位生物学家,如果他不作天皇,而专心研究生物,一定很有成就。”日本帝国主义却借这篇短文故意挑衅,掀起了一场轩然政治大波!
这期周刊出版的第三天,上海的日方报纸就耸人听闻地用头版头条报道说:“《新生周刊》侮辱天皇,妨碍邦交”。接着,嗾使日本浪人闹事,向国民党上海当局蛮横地提出:禁止《新生》发行,严惩编者和作者,要市长向日方道歉,并保证此后不能发生类似事件。六月七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正式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向日谢罪”“派亲日作家检查图书”“禁止侮辱满洲国”“处《新生》作者、编者徒刑”等。国民党政府不分是非曲直,一一允诺,并训令上海市政府向日方谢罪,撤换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封闭了《新生周刊》,并对杜重远提起公诉。
七月一日,法院开庭预审。开庭前,政府的要员多次“面恳”杜重远出庭,并关照他千万不要说出该期文稿已经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和发给了审查证,否则,一切后果由杜重远负责。杜重远为了保护作者艾寒松,一面劝他速离上海,一面准备自己出庭受审。当庭,杜重远不顾威胁利诱,如实宣告:《新生周刊》是依法登记的,每期文稿在出版前都是经过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批准的,所以编者不能负责。法官听了瞠目结舌,只得匆匆结束预审。(www.xing528.com)
当时,上海的日文报纸严厉指责中国当局“办事不力”,声称要国民党中央党部负完全责任。日本武官甚至对报界说:“新生事件非外交方式所能解决”,并将日本军舰开到吴淞口外进行威胁。国民党政府害怕了,密令:“牺牲杜重远,取消《新生周刊》”,以博取日帝的欢心。七月九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正式开庭审理“新生案”。这是一次奇特的审讯。明明是中国法庭,日本领事馆的特派监审代表和日籍记者却大摇大摆地纷纷入座。不论杜重远怎样慷慨陈词,理直气壮,庭长却悍然宣布:“杜重远犯有妨碍邦交罪,判处徒刑一年零二个月。不许上诉,立即执行。”杜重远大声疾呼:“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旁听席上的群众怒不可遏,呼喊反帝口号,散发爱国传单,有些群众还将石块、铜圆向法官和监审的日本人掷去,法庭秩序大乱,法官狼狈退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还举行了声势较大的抗议示威游行。
如果说,“九·一八”事件是对杜重远的“实业救国”行动的第一次打击的话,那么,“新生事件”便是对杜重远的第二次打击了。“新生事件”的发生,如同一盆冷水向杜重远劈头盖脸地浇下,这使杜重远吃惊:他们怎么能这样!也让杜重远深思: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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