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许多抗联女兵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寄养在老百姓家里，而这些毫无血缘关系的乡亲们冒着被株连被抓捕被砍头的种种风险，把这些抗联后代当作亲生骨肉来抚养。这些普通的女性，她们的胸怀，她们的母爱，反映了中华女性的伟大无私善良博爱的美德，也充分地彰显了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姚新一、张友梅的女儿，隋德胜、金玉坤的女儿，赵明信、李克隆的儿子都是被送到老乡家里长大成人的。
姚新一，中共吉东省委秘书长，原名唐吉昆，字瑶圃，吉林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姚新一先后在依兰、方正等地工作。1937年3月吉东省委正式成立，姚新一负责筹建省委秘书处，后任省委秘书长，同时，他还担任《救国时报》和《前哨》的编委主任兼主笔。1938年底，敌人加紧对抗联的“讨伐”，吉东省委秘书处遭到破坏。1939年2月，吉东省委派姚新一率领十余人的小部队，向方正县境转移，埋藏省委文件和省委秘书处的印刷品。当他们完成任务返回总指挥部的途中，不幸被敌人的包围，终因敌众我寡，弹尽无援，全部牺牲，姚新一时年32岁。
张友梅，1928年结识了正在私立北平弘达学院读书的地下党员姚新一，不久两人相恋结婚。1930年，张友梅告别家乡与姚新一一起来到东北从事地下工作，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4年2月，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取名金珠。金珠两岁时，姚新一的身份暴露，组织决定将他们转移到部队工作。这么小的孩子显然无法同行，所以他们决定把孩子寄养在一户可靠的人家。通过了解，他们找到了高文良、刘珍夫妇。
通河县张老五屯（现名魏玺屯）是一个较大的自然屯，日伪推行并屯以前，抗联3、4军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屯里的高文良家日子过得还算殷实，他的妻子刘珍心地善良，勤快能干，遗憾的是夫妻俩结婚多年膝下无子，虽然夫妻感情恩爱，但还是感到缺少孩子的寂寞。
1936年的隆冬时节，大雪纷飞，北风呼啸。夜半时分，年轻的抗联女战士张友梅抱着孩子，在周士昌和地下交通员老李的护送下辗转来到高家门前。经过一番犹豫，高家夫妇打开了房门，当他们看见小孩时，刘珍连忙把他们让进屋里，夫妻俩用怜爱的目光看着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张友梅说：“大哥、大嫂，这孩子不能再跟着我活受罪了，你们把她收下吧，作为你们的女儿。”说完，泪水早已沾湿了她的衣襟。周士昌说：“听我弟弟说你们高家是个忠厚善良人家，现在家中又没有孩子，你们就把这个孩子收养了吧。”善良的刘珍十分喜爱这个孩子，但她看到孩子的母亲充满了不舍，就劝说道：“看，多好看的孩子，舍不得你还是带着她吧。”张友梅擦干了眼泪，坚定地说：“大嫂，我不能再带孩子，跟着我孩子会冻死、饿死的。周士昌同我说过，你们这一家是靠得住的，把孩子交给你们，我放心。”见此情景，高文良诚恳地说：“周老弟，大妹子，你们放心地去吧，我们会把她抚养成人的。”张友梅最后看一眼孩子，恋恋不舍地亲吻她，匆匆离去，从此母女永别。1937年，张友梅在一次转移中不幸牺牲。
这个小女孩给高家带来了欢乐，但从此高家也开始了提心吊胆的日子。第二天，金珠醒来时哭着找妈妈。刘珍把小米熬成粥，再用纱布把米粒筛出去，放点糖喂她，那时候弄到点糖是很困难的。为了躲避日伪的搜捕，他们一家东躲西藏，他们从张老五屯搬到祥顺区，后来又搬到大林屯，但还是整日惶恐不安，担心万一谁走漏了风声，让日本人知道孩子父母是抗联的人，高家是要坐牢杀头的。
就在这艰难中，金珠慢慢长大，9岁时，金珠和奶奶住在一起。奶奶和妈妈一样对她呵护备至，有着深厚的养育之恩。一天，日本“讨伐队”突然闯进屯，强行住到各家，高家也来了日本兵。一个日本兵突然闯进金珠和奶奶住的屋里，劈头就问：“小孩，你的游击队的知道？”她心里有些慌，但还是壮着胆子说：“不知道！”日本兵掏出两块糖递给她说：“小姑娘你讲，不要怕……”这时奶奶急忙上前拉住她说：“孩子，不能要！”她紧紧地护着金珠。日本兵正要发火，恰巧被外面的人叫了出去，才算没事了。光复后，奶奶回忆起这件事还心有余悸：“金珠，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害怕，这要是让他们看出破绽，发现你是抗联的孩子，高家能对得起你父母吗！”
在高家的关爱下金珠逐渐长大成人，他们一家终于等到了光复。1948年，时任松江省主席的冯仲云委托通河县县长潘恩波寻找烈士姚新一、张友梅的女儿。直到此时，金珠才得知自己的亲生父母已经牺牲。[28]
隋德胜是抗联11军1师3旅9团团长，1941年11月牺牲。他的妻子金玉坤，是依兰县三道岗人，1937年参加东北抗联第9军。
1939年，20岁的金玉坤经组织介绍与隋德胜结婚。金玉坤怀孕后，仍坚持抗日斗争，1940年4月14日，他们的女儿凤兰出生了，此时的隋德胜正在安邦河上游的深山打游击。这年秋天，鬼子的“大讨伐”即将开始，为了部队的安全，组织上动员金玉坤把孩子送到山外老百姓家抚养。这天，金玉坤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她望着孩子稚嫩的面庞，眼泪夺眶而出。她从背包里找出一块布条，在上面写下一行字：“父隋德胜，母金玉坤。1940年4月14日生。”然后，她把布条系在孩子贴身的衣服上，依依不舍地看着那位老乡把孩子带出了大森林……[29]
金玉坤的女儿被送给了东升河屯（现庆安县同乐乡兴山村）的冯有家。冯有是一个有爱国心的伪警察，经常在暗中支援抗联。可是，这么小的孩子由于没有奶水，天天吃烀土豆，不久，小凤兰就生病了，又发烧又拉肚子，已经有两天不吃东西了，冯有夫妇急得团团转。在东升河屯西北不远处有个一撮毛屯，这一天，该屯农民杨青林的妻子孙德珍抱着没满月的孩子来到东升河屯的娘家。冯有媳妇听说后，便急切地登门求她给小风兰喂几口奶。孙德珍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听她说得可怜，便放下自己家的孩子来到冯有家给小凤兰喂奶。在孙德珍的细心照料下，孩子的病终于好了，孙德珍这才回到自己家。冯、杨两家关系较好，冯有媳妇偷偷地告诉孙德珍，这个女孩是抗联的后代。孙德珍虽然没见过抗联，但对抗联所从事的抗日斗争早有耳闻，她敬佩这些人的勇敢，从此她更加惦记着冯家的小女孩。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孙德珍抱着孩子又去看望小凤兰。不料这天格外阴冷，在途中，孙德珍的孩子因为寒冷染上了疾病。在她给小女孩喂完奶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孩子浑身滚烫，面色发青，呼吸急促。那时候，缺医少药，孩子大人得病都只能硬挺着，不久孩子不幸夭折。丧子之痛使她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但她心里仍然忘不了小凤兰。她同丈夫商量后，决定要把小凤兰抱回自己家喂养，淳朴厚道的丈夫同意了。
他们哪曾料想，小凤兰的身世被泄露了出去。孙德珍把孩子抱走后不久，绥棱县伪警察队便凶神恶煞般地来追问冯有孩子的来历和去向，冯有急中生智地说孩子已经死了。
伪警察们没有找到孩子下落很不甘心，又追查到一撮毛屯。他们把孙德珍押到四合城的伪警察署，追问小凤兰去向，孙德珍宁死不说，凶狠的伪警察用钳子拧孙德珍，她全身被拧的都是紫疙瘩，但她咬紧牙关，就是不讲。恶毒的伪警察把孙德珍的手指套在桌子上面的绳套里，用板子打，打得她整个手肿得像个馒头。尽管敌人用尽了酷刑，但孙德珍依然闭口不言。
以后伪警察又多次审问拷打孙德珍，但仍是一无所获。一天，伪警察又突然来她家搜查，孙德珍抱着孩子躲到小树林里，直到屯里安静下来，她才回来。丈夫告诉他，大哥杨青有被毒打一顿后被抓走。这时，伪警察又突然返回来搜查，孙德珍来不及躲藏，只好把孩子交给丈夫，让他从后窗逃走。这伙人把孙德珍拖到院里拷打，一个伪警察气急败坏地揪住她的头发逼问道：“你喂的是不是抗联的崽子？那崽子哪去了？”抡起皮带劈头盖脸地向孙德珍抽去，她双手捂住头，可是胳膊、手背被抽出道道血痕，揪心似的疼痛，她坚强地挺着。
就在这时，一群人跑过来报信，你家杨老大浑身是血，死在曲家屯附近的大道上了。杨青林的大哥杨青有被抓走后，逃跑时跳车摔死。见到这种场景，伪警察们才悻悻离去，孙德珍算是又躲过一劫。(www.xing528.com)
还有一些死心塌地的汉奸知道小风兰是抗联的后代，都想抓她去日本主子那里邀功请赏。有个外号叫王山东子的特务来到杨家，要把小凤兰抱走，孙德珍死活不同意。他便威吓说：“7天之后到一撮毛屯来抓人！”
庆幸的是，日本很快就投降了，东北光复后，王山东子因作恶多端被群众扔进了呼兰河。[30]
为了凤兰能活下来，孙德珍、杨青林一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大哥杨青有惨死，孙德珍饱受酷刑摧残。小凤兰是幸运的，在众乡亲的掩护下，她健康地成长。
1957年，在老战友的帮助下，金玉坤、小凤兰母女分别17年后终于重逢。在母亲的建议下，杨凤兰改名隋杨兰。
磐石中心县委委员、西安区（今辽源）组织部部长赵明信，参加革命后从事妇女工作，后参加磐石游击队，1935年12月5日，在伊通县头道沟李大房子密营同伪军作战时牺牲。她的丈夫是磐石游击队指导员李克隆，他们的儿子李殿春就寄养在李福家里。
李福，是伊通县地局子后板凳沟屯的一位朴实农民，也是积极支援抗日的爱国群众。赵明信牺牲后地下党通知他隐蔽起来，他毅然决然地抱起小殿春，抛家舍业，与妻子一起背井离乡，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他们先逃到三道沟曹家屯过的春节。很快营城子的“讨伐队”前来搜捕，李福一家急忙逃往长春附近的新卡伦。
一个月后又逃到双阳县刘家店居住。开春时，有个叛徒窜到刘家店探听李福的去向，李福回来同妻子商量后，离开是非之地，远走高飞。此时，李福夫妻已一贫如洗。
房东徐连海是个山东人，心地善良，他知道李福是为了保护烈士后代而逃难的，慷慨解囊相助，为他们凑足路费。李福夫妻抱起小殿春，又踏上了逃亡之路。他们逃到依兰县二道河子冯家屯。这里早已推行“集屯部落”政策，李福到这里举目无亲，只得挖个“地窨子”匿居下来。在这里，李福被日伪当局抓去当劳工，修飞机场。几经辗转磨难，终于逃出了虎口。
1943年，李福一家3口从江东返回故乡，先落脚在磐石县大旺乡前倒木沟屯，后在伊通县地局子倒木沟定居，又被人告发，此时，因李福重病在身没法逃走。李福只好托他人通融，将开荒的一垧二亩地，连同没有收获的庄稼交给举报人，事情才得以平息。
1945年日本投降，李福夫妻终于结束长达10年之久担惊受怕的逃难生活。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李福夫妻视烈士遗孤胜过亲生，三口之家相依为命，患难与共。他们把父情母爱，全部献给了抗联后代。
1963年，为烈士遗孤含辛茹苦，操劳半生的李福夫妻双双病逝。1983年，伊通县政协帮助李殿春在黑龙江省五常县找到了他的生父、当年的磐石游击队指导员李克隆。
47载父子重聚首，李克隆深深感激李福夫妻把他儿子抚养成人。[31]
在东北抗联，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广大女性群体对抗联部队的支持是多方面多种形式的。那尔轰根据地的群众除了积极支援抗联，捐资捐物外，还帮助抗联保护密营。有些抗联堡垒户直接担负密营保卫和伤员养护、物资供应等工作。如双沟子（在那尔轰南20华里处）的被服厂，由居民李玉发、黄美玉夫妻负责保护和物资供应，坚持数年始终没有暴露，夫妻俩还引导群众冒着风险为部队送粮送物，支援抗日斗争。自1935年10月抗联在濛江建立密营网，到1940年初被破坏，在这近5年的时间里，濛江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地为抗联运送物资，保护密营，从未发生一起群众向敌人告密事件。1939年冬，叛徒程斌在捣毁清江岗抗联密营时，亲自召集群众开会，诱骗群众检举密营，揭发所谓“通匪”人员，并施酷刑威吓，依然无人泄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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