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兵们冒着性命危险生下了孩子，但却时刻面临与孩子的生离死别。当凶恶的敌人穷追不舍，孩子的哭嚎威胁到战友的安全时，当行军作战无法带孩子时……这时，她们是人世间“最无情”的母亲。
从游击队时期到抗联时期，这种人间悲剧不断发生。
1932年秋天，日寇对汪清县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进攻，60多名群众躲藏在三道河的一座桥下，游击队员姜春花只有两岁大的女儿正患重病，啼哭不止，就在此时敌人从桥上经过，情况万分危急，为了保证群众的安全，姜春花忍痛把孩子摁在水里。延吉县锡沟子村的妇女柳东植在日寇进攻时，为了掩护群众转移，把8个月大的孩子扔到庄稼地里，孩子的哭声引来了敌人，村民安全转移，那个可怜的孩子却惨死在日寇的刺刀下。[53]
李桂荀，先后在和龙县渔浪村游击根据地负责妇女会工作，1933年到和龙县平岗区委任妇女委员，不久又被派往安图县车场子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一天，她背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和乡亲们一起到山沟里躲避敌人的“讨伐”。女儿突然哭起来，她立即用手捂住孩子的嘴，另一只手撕开衣服掏出棉絮堵住孩子的嘴，保护了群众的安全。后来为坚持斗争，她把婆婆和孩子送到后方，她参加了抗联2军6师8团，成为一名抗联战士。在长期的战斗中，她双脚冻伤，到密营医院治疗，在敌人袭击密营时，她藏好粮食最后离开时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后被杀害。[54]
胡真一说：“1938年秋，在宁安北边扒铁路，袭击闷罐车打给养。我们女兵先撤的，在镜泊湖北边让鬼子跟上了，跑不过它，十几个人藏进湖边芦苇里。朴银珠的孩子才两个多月，是个小子，哭，她拿手捂他嘴。捂一会儿松开，还哭，鬼子就在湖边山坡的路上。这么哭了两回，没声了，她把孩子按水里淹死了。我离她几米远，芦苇密，看不见，还寻思这孩子怎这么懂事呀。鬼子走了，她抱着孩子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眼睛木呆呆的，傻了似的，光淌眼泪。”[55]
据抗联7军补充团缝纫班长赵树珍回忆，在黑龙江省七虎林河也发生过令人揪心的一幕。1939年，在敌人连续不断的“讨伐”和追剿下，东北抗日战争进入了极端艰苦时期。这年夏天，抗联7军补充团在虎林境内的抗日据点被破坏，全团奉命转战于深山密林中，被服厂的12名女战士也随军转移。长时间的艰苦行军令战士们疲惫不堪。
东北抗联的女战士是最能吃苦耐劳的，她们有着惊人的毅力。其中有一名女战士叫许洪青，她怀着9个月的身孕和战士们一样翻山越岭，涉水过河。她曾经裹过小脚，参加革命后才放开，但是脚骨已经折弯变形，走起路来格外吃力。由于脚小，鞋大，再加上长期行军，每走一步，都十分的艰难，脚都磨破了，腿被榛柴棵子、草叶子划出一道道口子，渗着血水，在过沼泽泥塘时，伤口被脏水浸泡，溃烂化脓。就这样，临近产期的她拖着沉重的身子，用一双残疾的脚，穿过丛林，蹚过沟塘，晴天闷热，雨天泥泞，每天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跟上队伍。尽管如此，她还是坚持随军行动。
粮食早已吃光了，许洪青和战士们一样忍饥挨饿，渴了只能喝沟塘里的水，饿了吃野菜树皮，晚上露宿在野地，蚊叮虫咬，苦不堪言。
7月中旬的一天，她们来到虎林县境内的一片深山密林，许洪青感到肚子一阵阵痛楚，她知道，孩子要生了。女战士们在荒山野甸七手八脚搭了个草棚子，就算产房了。这些年轻的战士没有人会接生。坚强的许洪青说：“不要紧，我自己来！”长时间的阵痛过后，一个小生命不识时务地来到世间，一把剪刀剪掉了脐带。她没有被子包裹，没有任何药物，只能把棉花烧成灰撒在脐带处，就算是消炎药了。孩子连一块囫囵的尿布都没有，只能找块破布包上。
母亲吃的是草根树皮，哪来的奶水，只好把沟塘里水烧开用茶缸冲点炒面，可刚出生的婴儿怎么能咽下这样的食物，孩子饿得哇哇直哭，即使这样的月子也不能安稳地坐。敌人又追上来了，许洪青只能拖着虚弱的身子随军转移。更可怕的是，追兵越来越近，晚上都能看到敌人点燃的篝火，而孩子因饥饿的哭声传出很远，严重地威胁着整个队伍的安全。为了防止孩子的哭声引来敌人，就给孩子喷点鸦片烟，麻醉她的神经，让孩子迷迷糊糊睡觉。
然而，这不是长久之计，敌人的追兵一直紧追不舍，鸦片已用没了。这个没满月的孩子饱受饥饿的折磨，哭嚎是她唯一能做的事情。尤其是在寂寞的夜晚，孩子的哭声是如此刺耳，传播的那么遥远。每个人都感到阵阵心痛，却又无可奈何。这哭声让母亲感到万分的不安，如果敌人听到哭声，这支历尽艰险的队伍将面临灭顶之灾。想到这些，许洪青暗下决心，要扔掉这个孩子！可她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这是自己的亲骨肉，来到人世间的日子里没吃过一顿饱饭，一直跟着自己奔波。作为母亲，她难以下手。她和丈夫、副团长李德胜商量，李德胜说：“为了保障200多名战士的生命安全，我们牺牲一个孩子算得了什么！”早已泪流满面心如刀割的许洪青恳请说：“老李，再让我看一眼！”什么是撕心裂肺，什么是肝肠寸断，什么是心如刀绞，没有谁能体会许洪青此刻内心那无以言说的痛苦。
滔滔的七虎林河慢慢地吞噬了这个刚满月的小生命，流淌的河面上只剩下包裹孩子的那块破布……
这是赵树珍永远难忘的凄惨一幕。[56]
冯仲云在《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史》中写道：“抗联游击队的女队员们，有时在敌人的追踪时，因为自己的孩子啼哭，而影响整个的秘密军事行动时，她们含着眼泪将孩子埋在雪地里，或投在河中。一个做母亲的用自己的手杀死自己的孩子，该拿出多大的勇气和毅力来，做这种从心所不愿做而又根本不能做的事，只有可以说是强烈地民族仇恨所驱使的吧。”[57]
在抗联女兵中，几乎每一个母亲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经历过与孩子的生离死别。
西征前，老弱病残和怀孕的女同志留下了，还在吃奶的孩子都送给了老百姓。女同志不多的4军，送出去9个孩子，八女中至少有两位母亲把孩子送走，冷云参军后与周维仁结婚并生了一个女儿，不久周维仁牺牲，西征前她的孩子也送人了，八女之一的安顺福也送走一个孩子。
1940年7月，女战士张景淑，为了去学习无线电，只好把刚出生不久的孩子送给当地的老乡，她是指挥部参谋长许亨植的妻子。
还有的女兵把集体的利益看得比孩子的生命更重要。
东北抗联第4军被服厂里，有一位女兵，在缝纫机与亲生儿子之间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她选择了缝纫机，为此她永远地失去了自己8岁的儿子。这是一个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故事。东北抗联第4军军长李延禄曾在《过去的年代》一书中翔实地描述了这段故事：
密山被服厂只有4台缝纫机，都由朝鲜族的抗日军官家属负责。她们是生产能手，又是运输者，行军都亲自背缝纫机。内中有大朴，除了背着缝纫机，还携带着一个8岁的男孩子。在我们奔赴勃利青龙沟，路过茄子河时，大朴落在后面了。在行军途中，我曾嘱咐她，如果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可以把缝纫机隐蔽起来，以后再找。但她由于关心和爱护部队的抗日战士的寒暖及健康，坚决要背到目的地。不料，当她抵达茄子河，追击的敌寇已距离不远。因为水流急，她怕有闪失，就留下孩子在河岸上等她回来接；她想，先送缝纫机，再空手回来接孩子。不想，她刚刚到对岸，搁下缝纫机，敌寇的先头追击部队就上来了。那孩子一看，情势不好，就自己下水渡河。这个坚强的朝鲜族抗日妇女，一面高呼着：“不要怕，慢慢走！”一面急步在水里跑着迎接。还没有到达河岸，敌寇已经向她们母子开枪。结果，她们母子两人还差五六步的距离，那个孩子已经中弹倒下去了。在那一瞬间，她完全不自主地看了看对岸的敌人，看见了一个有络腮胡子的日本士官正在向她瞄准，看到一个有一双蛇眼样的日本兵，手持步枪在狞笑；就在这一瞬间，她发现孩子的尸体已给激流迅捷地冲走了。她这才急步跑着追赶，自己也不知道还追赶什么。这时，那暴雨般的子弹在水里所激起的浪花，无情地搅乱着那漂在水面上的一道血迹。这时候，大朴已忘记了岸边上有人在向她瞄准射击，在水流中昂然站住，回头怒目注视岸上的鬼子。那些在岸边呼叫射击她的日本鬼子，在大朴昂然挺立的英雄面前，吓得发呆了，一时竟忘记了射击。
这时，大朴不知道为什么，断定有一双蛇眼的鬼子士兵，就是杀害她孩子的凶手；等她认清了这个凶手的面目，就转身奔回河岸这边来。隔河而望的那些日寇尖兵又号叫着向她射击，但她这时已经背着缝纫机，迅捷地进入榛树林子里去了。
我们久已听不到大朴的消息。想不到有一天，她却用头顶着她所精心保护的那架缝纫机，走进军部所在地陈家亮子来了。她身穿黄短褂，黑长裙，胸前垂着两条红飘带，打扮得完全像一个走亲戚的朝鲜族妇女一样。(www.xing528.com)
原来，她在窜进茄子河榛木林子之后，又暗暗埋藏了缝纫机，而自己则作为过路人溜进附近的朝鲜族屯子去。以后又和屯子里的反日会小组取得联系，这才在屯子里隐蔽起来。直到敌寇的追击部队撤走，她才从榛木林子里找回缝纫机，化装为一般的朝鲜族富裕农民，大模大样地通过敌占区的大小村镇，终于赶到方正沟里，在陈家亮子和我们会面了。
对于这位朝鲜族女战士，李延禄充满了敬佩之情：
“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与这种布尔什维克的伟大的坚毅的精神相比的吗？她失掉了自己的孩子，却为我们党保存了这架珍贵的缝纫机。她是多么纯洁和崇高，纯洁得像自然界的蓝色的晴空，崇高得又像披着积雪的山峰。”[58]
如果抗联女兵的孩子不幸落入敌人的魔爪，很少有幸存者。安顺花，曾任东北抗日联军2军缝纫队队长。1933年初春，安顺花寄养在老母亲家的二儿子被日军杀害；1935年，她13岁的大儿子柱浩脚被冻伤，1936年秋，她不得不与柱浩分开，后来她得知，大儿子和收养他的大娘也被日寇杀害。不久，她的小女儿活活饿死了。为跟随部队远征，她又把身边还不满周岁的小儿子送了人。[59]结婚15年，安顺花经历了4次分娩的痛苦，可是却在短短的两年内先后失去了4个孩子。
不久，年仅29岁的安顺花也为抗日斗争献出了生命。
1937年3月下旬的一天，安顺花所在的宁安县东京城附近一个密营遭到日伪军“讨伐队”的包抄、袭击。随之，我军与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并将敌人击退。战斗中，后勤人员立即爬到山上，把粮食弹药和缝纫机掩藏起来。战斗结束后，抗联大部队撤离密营。但是，第二天，狡猾的敌人又悄悄包围上来。正在站岗的安顺花发现了敌人，立即掩护部队转移。在转移途中，她不幸被敌人击中腿部而被捕。安顺花被捕后，惨无人性的敌人一把把揪下她的头发，砍掉了她的手指、脚趾。但安顺花并没有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屈服。最后，凶残的敌人拿来木橛子，凶残的敌人把木橛子钉进了安顺花的胸部、腹部……鲜血染红了她身下的白雪……[60]
和龙县药水洞的文斗灿，在一次参加区党委扩大会议时被捕入狱，当时她已有孕在身。不久在狱中生下了女儿，难友们撕开裙子，凑几片碎布把孩子包上。后来文斗灿怀抱着这个苦难的小生命出狱，继续斗争。在1932年初冬的一次大扫荡中，文斗灿为掩护同志再次被捕。看她怀里抱着孩子，敌人花言巧语地诱骗：“只要把你知道的说出来，就放你们回家过好日子，”等等。见她毫不动摇，便上前去抢孩子，文斗灿拼命地护住孩子：“孩子有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要杀害一个孩子，你们这些畜生！”于是敌人用酷刑拷打，依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就开始下毒手，他们把文斗灿和她的公公推进一间屋子里，并一把抢过孩子，狠狠地摔在外边，然后在屋顶浇上煤油点着了大火。[61]
而有的孩子甚至没有机会来到这个世间，没有能够看一眼孕育他（她）的母亲，就已葬送在魔爪。也许，这些尚未出生的小生命还不能叫作孩子。
金顺姬，是中共和龙县药水洞村的妇女主任。
1932年11月30日，日本“讨伐队”进攻和龙县药水洞村。当时金顺姬已怀有身孕即将临产，为了保证赤卫队和其他干部的安全撤离，她决定留下来。她深知自己是共产党员、村妇女主任，留下来会冒多大的风险。
不幸的是，金顺姬很快被日伪“讨伐队”逮捕。敌人把她绑在树上，要她交出共产党员和隐藏的粮食，金顺姬的回答就是“不知道”“共产党迟早会找你们算账的！”残暴的敌人蜂拥而上，把她围在中间，拳打脚踢，皮鞭猛烈地抽打在她的身上，顷刻间，她被打得遍体鳞伤，昏死过去。醒来后，她一声不吭。敌人见她不招供，便使出毒计，把木头垫在她的脖子下，往嘴里灌辣椒水，灌一次问一次，反复几次，金顺姬咬紧牙关，绝不开口，她把党的机密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为了不泄密，就在敌人取辣椒水的一瞬间，她强忍剧痛，使劲咬断了自己的舌头，鲜血顺着嘴角流了出来，等敌人又一次要灌她时，她用力把咬断的舌头和鲜血“噗”地一口吐到敌人脸上。金顺姬这种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举动，把敌人惊呆了。但他们还不肯罢休，还想从她嘴里掏出点秘密，又拿出纸笔强迫她写。金顺姬轻蔑地转过脸去，趁敌人不备，毅然咬破了10个手指头，霎时，鲜血淋漓，不断流淌，染红了衣裙，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下来，全身因疼痛瑟瑟发抖。
面对坚强不屈的金顺姬，凶残的敌人终于束手无策了，最后决定杀害她。敌人把金顺姬和其他几位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抗日志士拖进一间草房里，敌人在房子周围堆满了谷草，接着机枪吼叫起来，烈焰腾空，草房很快化为灰烬，金顺姬等人牺牲在熊熊烈火之中。[62]
金顺姬牺牲时年仅22岁，她那即将来到人间的孩子也随母亲而去。
抗联女战士母子分离的悲剧在她们到苏联境内后继续上演。
1941年8月，王一知与周保中的孩子周伟出世了。看着女儿漂亮的脸蛋可爱的模样，王一知完全沉浸在做母亲的幸福之中。但她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抗联战士的责任，为了不影响工作，经过几天激烈的思想斗争，她终于决定把女儿送进哈巴罗夫斯克育婴院。听着女儿渐渐远去的哭声，王一知这个坚如钢铁的女性禁不住潸然泪下…
王一知和她的女儿是幸运的，后来她们母女终于团圆。
可有的孩子与母亲的生离变成了死别。
金伯文到苏联后，由于病痛严重，立刻被送进了医院，孩子也被送进了托儿所，从此母子分离。1942年5月，金伯文恢复健康出院后，李兆麟才告诉她，在她住院后，孩子随即被送进幼儿园。由于常年在深山里生活，受冻挨饿，到了幼儿园，孩子对新的环境适应不了，又加上初次离开亲人到陌生的地方，不吃也不喝，不到半个月就死了。李兆麟说孩子的死本应早些告诉金伯文，但因为她身体不好，怕她听了后受刺激，影响学习和训练。金伯文听此消息，肝肠寸断。这个孩子成了她永远的痛。
在异国他乡失去孩子的还有李在德。1940年9月28日，李在德在苏联伯力的妇产医院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于根植，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大约12月的一天，李在德的儿子和王玉环的孩子被一起送到苏联幼儿园。
不幸的是，1941年夏，苏德战争突然爆发，幼儿园被迫紧急向大后方转移，而当时的李在德与丈夫于保合正在东北做小部队侦察活动，从此他们与孩子失去了联系，始终没查到孩子的下落，不知道根植究竟是生是死，这成了他们夫妻永远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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