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女兵：怀孕生孩子的灾难与苦痛

抗联女兵的另一个更大的烦恼就是怀孕生孩子。孕育生命，本是女性最幸福最伟大的事情，可对抗联女兵来说，怀孕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等待她们的命运是残酷的，她们可能因怀孕而掉队、流产，或因难产而死，即使生下孩子，因为环境的极端恶劣，孩子的命运一般也都很凄惨，母亲也会落下病根。

1938年5月，敌人开始新的“讨伐”和“扫荡”，密营的同志们要随大部队转移，李在德因临产不能行动，组织上留下李太俊老两口照顾她。他们在锅盔山西南侧的勃利县山沟里，找一个隐蔽的地方，搭个窝棚。部队出发时把师长骑的马也是部队唯一的马杀掉，给他们留下点儿马肉和马骨头。在这里，李在德生下了她的第一个男孩。小生命的诞生让李在德感受到了做母亲的喜悦，李太俊夫妇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母子俩。可是，因为条件恶劣，缺衣少吃，大人活着都十分艰难，哪能有什么奶水，孩子出生5天就死了。

其实早在1937年春，李在德因为跟大家一起背粮过冰河时就坐下了病根。当时过的河上面是水，河底下都是冰，刺骨的寒冷，她过去后就全身都抽筋，后来连筷子都拿不住。那时住在老乡家里，一个老太太给她二两鹿胎膏，泡黄酒喝，总算治好了。这一次生孩子又得了产后风，全身浮肿，病情越来越严重。李在德想起在6军被服厂救护伤员时，曾经用一种叫老鸹眼的树皮煮水，给伤员洗伤口有消炎作用。于是，她让李太俊老两口弄点老鸹眼树皮煮水。洗过几次后，浮肿渐渐地消了，身体也开始恢复，终于熬过了这道鬼门关。[47]

据有关资料记载，抗联女兵生下的孩子很多都没活下来。

李敏讲过一个女战士生孩子的故事，她说：

第一次背粮我跟着去了，回来的路上，因为鞋破了，脚被树枝扎伤。扎伤的脚后来感染了，每天走路都一蹦一跳的，第二次背粮，裴大姐就没让我去，金凤淑同志有孕在身也留在了家里。

同志们走了以后，我掏出了课本开始学习。过了一会儿就看到金凤淑同志一趟趟地出去小便，我问她：“你怎么啦？”她说：“不舒服，总想去尿。”我以为她着凉了，就说：“你烤烤火吧，兴许能好点。”她答应了。

又过了一会，她哎哟哎哟地哼哼了起来，我问她：“你咋啦？”她说肚子疼，我说那你上炕趴一会吧。

她真的上炕躺着了，过了一会说：“不太疼了”。我知道她怀孕，可不像别的孕妇有那么大的肚子，只是肚子上鼓起了一个小包。

过了没多久，她又开始哎哟了，折腾了一会，如此反复了好多次。

到了下午，她开始挺不住了，哎哟声也大了起来，汗水湿透了头发。看到她这个样子我毛了，这是咋的了：“金姐，金姐，你咋了，喝点热水好不？”

“小李子，我好像要生孩子了。”

啊！要生孩子，我更懵了，这可咋办啊？“我把裤子给你解开吧。”

小时候，每当邻居家的姐姐、大嫂要生孩子，我就跑回去问妈妈：“妈妈，小孩是从哪里出来的啊？”

妈妈告诉我：“小孩是从妈妈的肚脐眼出来的。”

对于妈妈的话，我深信不疑，因为我的妈妈从来不说谎。

我解开了金凤淑的裤腰带，露出了肚脐眼，找了块毛巾给她盖上，在旁边等着小孩出来。

金凤淑折腾得更厉害了，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了下来，两只手死死地攥住我的手，把我的手攥得生疼。

嗨，这生孩子咋这么费劲儿啊？那么小的肚脐眼能钻出来个小孩吗？

金凤淑的喊叫声更厉害了：“小李子，小李子，我不行了，你快给我脱裤子……”

脱裤子？“脱裤子干吗呀？”

“唉，小李子，你怎么啥都不懂啊？你快给我脱吧！”

听了她的话，我赶紧给她拽裤子，裤子刚拽到腿腕，只见咕咚一下子，羊水、血水和孩子一起流了下来……

看到孩子出来了，我就更慌了，扎撒着两手，不知道做什么是好。

那个孩子太小了，红红的，皮肤皱皱的，也不会哭。金凤淑这时指挥我：“小李子，你去找把剪子，给孩子把脐带剪了。”

我赶紧拿来把剪子，可不敢剪，我想，往哪剪啊？那个小孩该多疼啊？

这时，背粮食的老王先到家了，听说屋里生了孩子，就没进屋，他在屋外也喊我，快给孩子剪脐带。狠了狠心，我一剪子下去剪断了脐带，这时才看清是个小男孩，我找块布把孩子包了起来，外面裹上大棉袄，孩子这时才哭出了声，不过声音小小的，像猫叫。(www.xing528.com)

背粮食的人都回来了，看到金凤淑生了孩子，厂长和指导员都十分后悔。

“唉，那么小的肚子，哪知道你会生孩子啊，要是知道说啥也不能把小李子留家啊。”

大家赶紧熬大碴子米汤喂孩子，山里除了大碴子，什么粮食都没有了，金凤淑一点奶都下不来。那个孩子也只活了3天就死去了，金凤淑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泣不成声，说啥都不撒手，同志们看着也心疼，都落下了眼泪。

我们在山包的一棵树下，挖了个坑，埋了那个孩子，可怜的孩子连名字还没有起。孩子啊，不要怪你的爸爸、妈妈，他们是为了千百万的孩子能过上好日子而牺牲了你，你虽然没有名字，你虽然只活了3天，但是抗联史上应该记得你。

一个小生命就这样匆匆来到人世，又这样匆匆而去。[48]

1939年9月，海伦县八道林子被服厂，耿殿君厂长带来一个叫安景淑的孕妇，她是金昌哲的爱人，怀孕3个月，肚子老是疼，到被服厂没几天肚子疼得直叫唤，大家听着都受不了。有一天安景淑上厕所，邢德范陪着她去，刚走到门口她疼得一下子就坐在地上，邢德范劝她就在屋里便吧，她说啥也不同意，只好又到外面去，刚蹲下就掉出一大块东西，仔细一看，是小孩的脚，都臭得不行了，这时才知道小孩已经死在肚子里了。从那天起，只要安景淑肚子一疼，邢德范就用手给她往外拿臭肉、烂肉，哪有什么卫生可讲。[49]

抗联老战士金伯文也讲过她生第一个孩子的经历，那是1940年冬天的事情。

刚刚摆脱饥饿威胁的金伯文，马上就要分娩了。这时，李兆麟奉命又要外出开会，无法照顾她。按照组织的安排，由一位朝鲜族女战士朴英善陪着她，到深山野林里找个安全的地方去生孩子。

金伯文在朴大姐的陪伴下，由一位战士牵着马，驮着粮食和用具护送她们离开部队向密林深处走去。由于金伯文拖着沉重的身子，行动迟缓，与前面的战士拉开了一段距离。正当她们继续往前走时，不远处突然出现一只大狗熊，它立在那里正看着两只小狗熊爬树，看样子是在训练小熊呢！她们俩被这突然出现的情景吓坏了，她们都知道狗熊非常厉害，它舌头上的倒刺能把人脸舔平。还是朴英善有经验，她们赶快拿出做饭用的铁通，边走边敲，虽然狗熊没什么反应，却也没有袭击她俩，于是她们赶紧绕过狗熊，快速离开。

又走了很远很远，他们来到一个僻静的山谷，在一条清澈的小河边，朴大姐和护送她们的战士搭起一个简易窝棚。金伯文和朴大姐在这里住下，那名战士返回了部队。

到了晚上，两人燃起篝火，驱赶野兽。天气越来越冷，粮食一天天在减少。金伯文和朴大姐把马捆在一棵大树上杀了。她们把马皮剥下来，用火燎后刮干净，把马肉切成块藏起来，准备留着慢慢地吃，就连马骨头都熬汤喝了。今天，我们以极其轻松的口吻叙述这一切，其实，可以想象一下，两名年轻女性，还有一个是孕妇，她们竟然把一匹高头大马杀掉，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只等在大森林中迎接孩子的平安降生。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没过几天，3路军后方留守处20多名老弱病残的同志，在张参谋和马指导员的带领下，来到金伯文她们的住地，说鬼子的“讨伐队”已经进山，错把他们当成3路军的指挥部，扬言要消灭他们，所以一直跟在后面追赶。

这里不能久留了，金伯文和朴大姐忙把藏好的马肉拿出来，分给同志们带上，跟着大家一起转移了。

此时，已是大雪封山的季节，在凛冽的寒风中，这20多位抗联战士拖着病体，踏着厚厚的积雪，顽强地和敌人兜开了圈子。

1940年农历十一月初五那天，队伍正在大雪中行进，金伯文肚子突然剧痛，走不动了。队伍不得不停下来。在山脚下一片小松林里，金伯文的第一个孩子在冰天雪地里降生了。朴大姐刚刚利落地把孩子的脐带用线捆好剪断，后面敌人的追兵又靠近了，必须马上转移。前路坎坷，后有追兵，哪有条件坐月子，生完孩子，胎盘还没下来的金伯文，冒着东北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又随着部队出发了。朴大姐急忙用布带把脐带的另一头拴在金伯文的大腿上，脱下自己的破棉袄把孩子包上，又裹上一条军毯，背在背上，搀起金伯文随部队上路了。分娩后的金伯文很虚弱，但她觉得身子轻松了许多，心里很高兴，咬着牙大步向前走着。

走着走着，胎盘下来了。朴大姐如释重负地告诉金伯文：“这下可好了，我没敢告诉你，胎盘要是不下来，你可就活不成了。”年轻的金伯文哪里知道这些呢？

晚上宿营的时候，金伯文打开军毯和棉衣一看，孩子在里面安然地熟睡着，心里油然升起做母亲的神圣感。围在篝火旁的战士们全都靠拢过来，欣喜地看着这个抗联战士的后代。同志们把平时保存的旧布拿了出来，朴大姐挑出几块好的，借着火光，一针一线地为孩子缝了件小棉衣。这是个生不逢时的孩子，然而却是个经历最奇特的孩子。他还在襁褓中，就随着妈妈在深山密林里行军打仗，跟着妈妈历尽辛苦。金伯文和战士们一样，经常是一把雪，一把炒面充饥，加上连日行军的劳累，她哪有奶水喂孩子，孩子经常饿得直哭。

为了不暴露目标，连累同志们，金伯文不得不狠下心，时常往孩子嘴里抹点鸦片，让孩子整天迷迷糊糊地睡觉。到了晚上，才用茶缸化点雪水，把炒面熬成糊糊喂他。战友们时刻关心着这个孩子，当需要换尿布的时候，几个同志扯起毯子挡住呼啸的山风。

日寇“讨伐队”一直死死盯住这支队伍不放，情况越来越困难。一个偶然的机会，队伍踩着了敌人追踪的脚印。为了迷惑敌人，队伍就循着敌人的脚印，在背后绕起了圈子，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但他们也冒着相当大的风险，有时，离敌人很近很近。

可是孩子并不懂得这一切，说哭就哭。每逢这时，大家都很紧张，金伯文更紧张，她生怕这个不懂事的孩子给同志们带来危险。她心绪不宁地反复考虑了很久。一天，她鼓起勇气对马指导员说：“干脆把这孩子弄死吧，我真不忍心拖累同志们。”

马指导员不等她说完就打断了她的话：“我们不能这样做，这是总指挥的孩子，他还没见过。我们有责任保护孩子健康地成长起来。如果发生了意外，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听了这番话，金伯文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泪水模糊了双眼。

他们在山里和敌人兜了半年多的圈子。1941年5月，冰雪融化了，敌人找不到抗联部队的脚印，垂头丧气地撤走了。不久李兆麟同志带人与这支队伍汇合了，李兆麟非常喜爱这个已经会咿呀学语的孩子。看到这一切，金伯文感到欣慰和满足，忘却了一年多来孕育的艰辛。[50]

然而，厄运并没有结束，在缺衣少粮、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活下来的这个小生命，又一次面临着生死考验。李兆麟、金伯文依然没有摆脱敌人的追击，而且经常面临断粮的危险。不仅如此，深山老林里，瞎蠓、蚊子、小咬特别多，往往是一天行军下来，孩子大人被咬得满脸是血。金伯文只好不停地用手拨开前面的杂草和树枝，还要轰赶蚊虫。这种情况不比冬天好过多少。在饥饿的袭击下，大人可以忍耐，可孩子小不懂事，常常饿得哭闹不止。为了不让孩子的哭声暴露整个军队的行踪，李兆麟思虑再三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选择保全全军战士，忍痛丢弃孩子。他走到火堆旁抱起饿得直打晃的孩子扔到几百米以外的树林里。

金伯文发现孩子不见了，知道情况后一下子哭了起来。一想到满山里到处都是瞎蠓，会把孩子浑身都咬出血，她痛断肝肠，真想把孩子抱回来。但李兆麟非常严厉地说：“你若敢把孩子抱回来，我就用枪把他打死。”[51]在李兆麟看来，自己是部队的总指挥，绝不能让儿子的哭声引来敌人，他要保全队伍继续抗日！当时随部队行动的有个姓陈的大爷，看到这种情景，实在不忍心，就偷偷地把孩子抱回来。为了不影响队伍的安全，从这以后，金伯文就带着孩子跟陈大爷、朴大姐、患病的张景淑等人一起，离开大部队单独行动。[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