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张正隆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说：“很多时候，抗联的战士们看上去跟野人差不多，东北一年有半年飘雪花，无吃无穿，脸都没法洗，男女兵分辨不出来，反正都是锅底色，唯一的区别就是女人不长胡子，小孩看见他们就说鬼来了。”
东北地区冬季漫长，从10月到翌年3月均可称为冬季，长达半年之久。
3月的江南早已是草长莺飞，而东北却依旧是天寒地冻。周保中日记1939年3月20、21日连续两天记载，风大，寒冷。
甚至到了四五月依然是乍暖还寒，实难将息。周保中在1939年4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冷雪初解，泥水遍地，深夜寒风刺骨，水凉浸澈肌肤。就在这寒冷的时节，周保中率部夜半过拉拉别河，徒涉五六里的水甸。
周保中在这年的5月9日记道：天雨雪，现地气候较牡丹江中东路哈绥线为寒，春末夏初，晨曦夜间犹寒，进兰棒山深山大林时降雪，残雪犹未溶尽。[26]
东北的寒冷超出了外地人的想象，在数九时节，最冷时气温可达零下30℃—40℃。有很多形容寒冷的民谣，如“三九、四九打骂不走”“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等等。
就是在这样严酷的冬天，抗联战士们却没有足够的御寒衣服，即使是条件好的时候穿的也大都是打着补丁的衣服，困难时期就可想而知了。
刘淑珍回忆说：“那时我们穿的鞋根本不是鞋，是用湿桦树皮纳成鞋底鞋帮，用湿柳条子搓成带往脚上一绑就算是鞋了。”[27]
庄凤回忆，1939年，东北的抗日斗争越来越艰难了。日本鬼子对抗联实行军事上围剿，经济上封锁，政治上瓦解等毒辣手段，妄图彻底消灭抗联的队伍。由于敌人烧毁了抗联的被服厂，致使一些指战员到冬天也没有穿棉衣，有些人被冻伤致残，有些年老体弱者被活活冻死。部队整天在林子里钻，衣裳特别费，破了补，补了破，到了实在不能穿时还舍不得扔掉。那时哪有鞋穿，脚上穿的是椴树皮捶软了，搓成绳，编成的鞋。[28]
抗联部队活动的地方都是深山密林，积雪往往齐腰深。在雪地里行军，需要派尖兵开路，一踩雪壳子“咔吃”“咔吃”响，用不上几天，新棉裤就被齐膝割成半截，腿被雪壳子割的一道道口子，北风一吹似刀剜一样疼痛。
吴玉清：“说穿的，甭提了，叫花子似的，哪有什么换洗衣服呀。有一次，山下弄了一批白布，叫我们4个女的染一染，又用树皮熬水染布。我是班长，正领着干活呢，突然发现了‘讨伐队’。怎么办呢？我猛然发现附近有一棵倒在地上的大树，树洞很深，便命令把布藏在里面，又用树叶掩盖好，因为这批布非常宝贵啊。我还叫战友们隐蔽好，我把子弹推上膛，心想，如果被发现了，打死了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豁出去了。后来，‘讨伐队’什么也没有发现，便匆匆离去了。我们保护了这批布，受到上级的表扬。”[29]
李敏回忆，有一次，他们打回来七八头野猪，猪肉吃完，骨头熬汤，直到熬的一点油星都没有，就这样骨头也舍不得扔掉，有的战士把骨头捞出来砸碎吃掉。不仅改善了生活，还能用猪皮做靰鞡鞋，男兵们把猪皮整张扒下来，女战士们找来桦树皮裁成鞋样子。她们把猪皮用木头楔子钉到地上，趁着猪皮还软乎，照着鞋样子裁出来，一张猪皮能做四五双鞋。剩下的边角料也拼起来，不能浪费。裁好的猪皮要趁软乎赶紧缝制，风干了就没法做了。缝好的鞋要用羊胡子草楦起来，还要用一根结实的树枝前后支撑住，晾干后鞋就做好了。
对于没有足够保暖衣服的抗联战士们来说，除了日伪军，严寒就是他们最大最残酷的敌人了。更可怕的是，冬天经常刮着西北风，形成“大烟炮”（暴风雪），“朔风怒吼似狼嚎，牡丹江畔雪如刀”。寒风吹在脸上，就像刀割般疼痛，即使戴着手套穿着棉鞋在野外，也会很快冻僵手脚。寒冷，还使人的心脏血流不畅，浑身发抖，哆嗦不止，俗称“猫挠心”“鬼龇牙”，甚至丧失意识，冻死冻伤。
在这种极端严酷的环境中，缺衣少穿的抗联战士被冻死冻伤的情况是很多的。
东北抗联第3军被服厂的女兵王正平就曾经被冻坏了下巴，伤口溃烂难以愈合，最后留下残疾并毁了容，愈合后皮肤凹凸不平，第7军被服厂的申连玉被冻掉了脚后跟，八女之一的郭桂琴，在1937年冬天被冻掉两个脚趾头。汪清县小汪清马村的李伍福，是个女炊事员，勇于吃苦，她把组织上分给她的鞋都让给其他战士，自己总穿自己编的草鞋。在一次敌人“讨伐”时，李伍福等人被围困在山顶上整整两天。12月份的东北早已是冰天雪地，她的一只脚被冻掉，成了残疾。但她继续工作，参加了由15名妇女组成的裁缝队，给游击队的战士们做军装，1934年牺牲的时候才22岁。[30]
对抗联战士来说，冬天的夜晚尤其难熬。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森林山沟是我房，草地石洞是我床，树叶茅草是我被，火堆是我亲爹娘。铺着地，盖着天，霜露当衣穿，风雨当便餐。为了打日本，再苦也心甘。”[31]
今天，当我们穿着柔软的貂皮大衣或是羽绒服，待在温暖的空调房里时，怎能想象“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如果不是有着痛彻心扉的亲身体验，怎能写出如此质朴却无比真切的诗句！
东北抗联在游击队阶段主要是散住老百姓家，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联阶段，大多是在深山密林中搭一些马架子或地窨子。1938年以后，日伪当局普遍推行“集团部落”政策，游击区的房屋都被破坏烧毁，无法在老百姓家住宿，抗联密营也大部分被破坏，部队只能在木棚子里住宿，更多的是在野外篝火旁露营。“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火是生命，森林是家乡，野菜野兽是食粮”是抗联战士生活的真实写照。宿营时就住在火堆旁，晚上有值班的，负责准备些柴禾往里填火，提醒大家翻身和站岗警卫。在零下40多度的寒夜里，战士们只能是这边烤烤，睡一阵，那边冻冷以后再翻过去，根本不可能脱衣睡觉，还要抱着大枪、枕着背篼。脚趾头、手指头冻掉，冻死冻伤的情况经常发生。更残酷的是，对冻得坏死的手指、脚趾，他们只能忍痛用刀来切断。由于衣服单薄，肚子又吃不饱，有些人躺下去就再也没能起来。
但如果敌情严重，形势紧张，晚上都不敢偷着生火。寒冷夺去了许多战士的生命，长年的爬冰卧雪，很多人得了关节炎。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部队的冬装包括棉衣、帽子、手套、棉鞋均不能及时更换，甚至在寒冷的季节穿着破旧的棉衣，保暖性很差。
周保中在日记中写道：“白雪铺满大地，山中雪积及尺，抗日救国战士，犹着单衣水鞋，日夜出没于寇贼倭奴之封锁线，其困苦颇甚。”
抗联11军老战士卢连峰回忆：茫茫原始林海，根本没人家，整个西征路上，我们只碰上两三个“老山狗子”蹲的“碓营”（山中打小毛皮动物的猎人小屋）。所谓“碓营”，那也只是间能装十几个人的地窨子房，伤员和女同志尚且住不下，根本轮不到别的同志。当时我们又没有行军帐篷，所以，整个西征路上住的全是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篝火露营雪筑墙”。就是山里人说的“打小宿儿”，具体做法就是在每天太阳快落的时候，找好背风树密的地方停下，分成6人一组，每组再分成两伙：一伙放树截柴，两米一段截好堆好；另一伙用既做饭又洗脚的搪瓷盆子（或铜盆）收雪筑墙，垒起半间房子大小，中间空地，四周一人高的雪窝子。火笼好后，再立起3根湿木棍，支上盆子，开始化雪烧水、洗脚、做饭，再把被汗水打湿的衣服、鞋帽、包脚布加上絮鞋的靰鞡草或羊胡子草烤干，絮好、穿好。然后，就是检查武器弹药，随时准备战斗。最后，才允许睡觉——这就是“篝火露营雪筑墙”。
火大生风，篝火熊熊，在零下30多度的气温下，身体朝着火的一面，冲腾的烈焰能把人烤焦，背着火的一面，刺骨的寒风能把人冻僵。人睡着了，身体变冷，越冷越往火堆跟前凑，忘记了前面熊熊燃烧的烈火，更察觉不到飞落到身上的火星。衣服、鞋帽，甚至武器因此而被烧着、烤响的事时有发生。[32]
据2路军军事副官张玺山回忆，1939年的冬天，在饶河山里时，有一位姓杨的战士，穿水龙步的靰鞡，晚间宿营靰鞡烧着了，他只好用破布把脚包上走路，结果脚趾头冻掉了，行军走路十分艰难。赶上部队转移急行军，他的困难就更大，需要同志们的帮助。他不愿意拖累大家，怕因为自己行动慢造成队伍的损失，便偷偷地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件事让大家很痛心，以后部队特别注意照顾伤病员。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森林里露营，前面是火堆，烤得热乎乎的，背后却冻得难受，有的战士睡前还挺好，第二天早上就起不来了，牺牲在篝火旁。女战士心细，经常在夜里起来召唤男战士起来活动活动再睡。一次，部队从宝清向虎林移动，张玺山和女战士王玉环等五六个人先行，指挥部在后。到了虎林头道卡子，走得太累了，张玺山拢着火，扑拉个雪卧子就倒下睡着了。因为离火太近，裤子烧着了，同志们帮他把火扑灭，可棉花里还留着火星子。等他睡着，裤子又冒烟了，不但把棉裤烧透一个大窟窿，还把大腿烧起了泡，这下可犯愁了。王玉环说，把裤子补上吧。她把一条装小米用的小布口袋拆开了，又从同志们身上穿的棉衣里凑点棉花，总算补上了裤子。[33]
当时有一首描绘抗联艰苦生活的歌谣：
雪上吃，冰上眠，
十冬腊月穿单衫。
抗联战士英雄汉，
一团烈火在心间。(www.xing528.com)
桦皮鞋子是国货，
自己原料自己做。
野麻搓成上鞋绳，
皮子就在树上剥。[34]
……由李兆鳞和他的战友们编写的《露营之歌》就是这种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其中描写冬季露营的第四段歌词就是在这次西征途中诞生的：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
征马踟蹰，冷风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35]
……
李范五在回忆录里记述了一件凄惨的往事，宁安抗日游击队政治指导员李元容的爱人和孩子就是被冻死的。她没有留下名字，我们只知道她是李元容的爱人。这是一位值得我们铭记的女战士，她坚强乐观，对党忠诚，勇于吃苦，乐于助人，为此，我们详细地叙述这件事。
事情发生1934年的冬天。宁安县的平日坡密营建造在原始森林里，下边大半截子是地窨子，上边用圆木砌的木刻楞，几尺厚的大雪覆盖在上面，如果没有来过密营，即使密营就在你的脚下也很难发现。李元容的爱人带着一个吃奶孩子和十多名战士就在密营里。之前省委巡视员钟子云在这里办学习班时，李元容的爱人抱着孩子走了两天山路也赶来参加学习，而且是冒着很大风险来密营的。后来因为山外的敌人不断“讨伐”，封锁了各个山口要道，她又带个孩子，所以一直没有离开密营。在这里，用战友的话来说：“元容的老婆成了咱们同盟军的压寨夫人了，前一阶段部队频繁出击反‘讨伐’，有时密营里只剩下她领着孩子和几名伤病号，侍候伤号、缝缝补补、熬药做饭，全是她一个人。你看她的孩子，瘦得只剩个大脑壳了。唉，成天价吃干山菜，哪来的奶水……”
密营里生活的艰苦是难以形容的。在这酷寒的严冬，密营里的火堆必须不断地燃烧着，一旦断了火，整个密营就像个大冰窖。吃的也极度缺乏，李元容的爱人很有心计，把上次杀的那匹马的马下水和马脑袋埋起来了，要不然现在密营就只能吃干山菜了。但因为没有盐，这些马下水也是难以下咽的。
在这里生活的孩子可以想见，由于缺乏营养，脸色发青，小胳膊瘦得像根干柴棒，青筋暴露。
就在这时，周保中带领几名战士赶回了密营。他是从西北山连夜赶回来开军事会议的。因为形势险恶，周保中提议吃过早饭就离开密营，分头向各部队传达军事会议的决定，主力部队一定要抢在靖安军之前撤离“讨伐”重点区，大家力争及早出山。
李范五见李元容爱人端着一个日军的钢盔，面带笑容地从林子里走来。走近一看，见钢盔里装的黄豆，他不解地问她：“这么一点黄豆能做啥？”她抿嘴一笑：“这是我一把一把攒下的，炒一炒，分给大伙准备路上吃。”她处处想得都很周到。为了绕开敌人的哨卡，加上大雪封山，山路难走，至少要三、四天才能走出山。说不定这点黄豆就是救命粮呢。出山时，战士和家属有20多人，每人只分了一把炒黄豆，有的战士开玩笑说，这么一把豆子连塞牙缝都不够。
他们走出迎门山，漫天刮起烟泡夹着鹅毛大雪，西北风吹在脸上像刀子似的刺痛，大家一个个都成了雪人。李元容的孩子冻得啼哭不止，周保中脱下日本关东军的羊皮大衣，命令战士轮流抱孩子翻山越岭。为了避开敌人设在各个山口的哨卡，走在前面侦察的战士一直在峭壁和山涧之间穿行，后面的人也只好按着他们留在树上的标记跟踪前进。他们在没膝的大雪中跋涉了一天，最多也没有走出20里地。
太阳落山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山湾里停下来，大家一齐动手安排宿营地。有的拣干树枝和倒杆木，有的用手扒雪，使其露出地皮好生火过夜。很快点起3堆大火，每堆火四周围着五六个人。人们一边化着雪水，一边数着手心里的黄豆粒吃。在大雪里爬了一天的山路又饥又渴，可想而知，一把黄豆怎能满足辘辘饥肠。
可是李范五由于发烧咳嗽没有一点胃口，压根儿不想吃一点东西，于是他把衣袋里的黄豆送给李元容爱人，让她嚼一嚼喂孩子。
以下是李范五回忆录原文：
她低着头哽咽地说：“孩子连一口奶都不吃……你留着吃吧。”
这时我发现孩子呼吸十分急促，两眼紧闭着，一动不动地贴在他妈妈的胸脯前。孩子的脑门儿热得像火似的烫手，我忙问：“孩子病了？”她说：“从昨天晚上就发烧……”我说：“我去问问保中，也许他能有药。”
她拦住我：“他没有药，保中上次就是带着病出山的，熬到天亮能遇上人家就好了，你咳嗽得也挺厉害，快去烤一烤吧。”
说着，她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想用自己的体温为孩子驱寒取暖。
她又说：“你快去喝口开水，有事我招呼你。”
我望着白茫茫的山林，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能为孩子减轻一点病痛，只期望熬过这个风雪酷寒的夜晚，让侦察战士找到一户农家安排好他们母子。
夜深了，肆虐的暴风雪在大森林里吼叫着、撕扯着。饥寒、疲惫的战士两三人背靠着背睡在火堆旁，纷纷扬扬的雪片落在他们脸上很快就被烤化了，水珠从脸上滴在衣襟上，立即结成一个亮晶晶的小冰点。每个火堆旁都有一个值班的，负责看着火堆及时添柴，还要每隔十分八分钟叫醒睡着的人，围着火堆活动活动烤烤后背，以免睡的时间过久容易冻伤。我在上半夜一直没有合眼，哮喘越来越严重，喉咙里像拉风匣，呼吸十分困难。同时，我一直担心坐在雪窝子里的母子能不能熬过这个暴风雪的寒夜。大约在半夜时分，我把火堆旁的干树枝划拉一抱送给李元容爱人，让她坐在身下。我问她孩子怎么样了？她木然地摇摇头没有说什么，只是用皮大衣紧紧地裹住孩子，轻轻地摇晃着上身。我想，孩子可能睡着了，也好再咬咬牙就挺到天亮了。
我回到火堆旁喘了一阵子，不知不觉竟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嘈杂声把我吵醒。我睁眼一看，天已放亮，人们阴沉着脸相继离开火堆向一棵大柞树跑去，我不由一怔，发生什么情况啦？当我赶到大柞树旁，见李元容的爱人抱着孩子坐在树下，和昨天晚上的姿势一样，仍然是那样紧紧地搂抱着孩子，只是她和孩子身上积有半尺多厚的白雪。雪仍在飘落，风搅着雪漫天飞扬，远山近林笼罩在一片迷迷茫茫的雪雾之中。
周保中走近我，心情十分沉痛地说：“他们母子俩冻死在山上，是我工作上的失职，一路上没有照顾好他们。我对不起九泉之下的李指导员。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宿营，几堆大火一直烧到天亮，很可能引起‘讨伐队’的注意，所以我们必须及早离开。现在，请你给大家讲几句话，然后将他们母子掩埋起来我们立即出发。”
我虽然哮喘不止，但是我又不能不接受这个任务。因为过去我和元容同志比较熟悉，更重要的是元容爱人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上次县委主要领导到密营集中学习，她可以不参加，况且她还有个孩子。但是她为了做好抗日妇女会的工作，竟不顾个人安危抱着孩子跟我们一同进山。学习结束后她又主动留下来照料伤病员。为了抗日她一家三口人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大家不顾风雪严寒，用手捧着雪堆起一座“雪坟”。当我们告别这座“坟”的时候，那个戴狗皮帽子的小战士猛地从腰间抽出刺刀，砍下一大块树皮：“留个记号，等打败了小日本，我们一定来为你添土上坟。”[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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