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战争时期，即使是条件最好的时候，生活也异常艰苦，勉强能维持正常需求。1938年以后，根据地、游击区被破坏，抗联密营大部分被破坏，储备的粮食、日用品弹药大部分被烧毁。抗联进入困难时期后，抗联将士的吃饭成了大问题，每一粒粮食都要用鲜血和生命去换取，其困难程度和艰苦程度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
抗联吃过的东西有：
野菜、野果、蘑菇、木耳、苞米芯、豆饼、冻萝卜、萝卜缨子、榛子、松子、橡子、野葡萄、狗枣子、草籽、草根、榆树皮、松树皮、棉絮、柳树毛子等。
野菜有：蕨菜、薇菜、桔梗（明叶芹）、寒葱、野蒜、野芹菜、野菠菜、卷丹、连翘、苠尔菜、老桑芹、刺老芽、葡萄叶子、曲麻菜、黄花菜、山韭菜、山白菜、山葱、“托盘”、猫爪子、枪头菜、二荚芹、河菜、灰菜、燕子尾、大耳朵毛等。
野菜、野果之外还有：老鼠、腐烂的马皮、马肠子、马下水、皮带、羊皮、牛皮、破靰鞡底帮、鱼下水、死耗子等。
马粪里没有消化的苞米粒甚至是死人肉、堵枪口的黄蜡、胶鞋底子。
喝的除了江河水，还有泥水、雪水、桦树汁。
没盐，把衣服脱下来放锅里煮，因为衣服穿上就没下身，煮下汗碱，有点咸味。
有时，十几天不见粮食，几十天吃不到盐，几个月见不到油腥。
据幸存的女兵回忆，1938年以前基本还能有粮食，一般是苞米和小米，家常饭是玉米大碴子、小米饭、玉米面窝窝头，菜是野菜熬汤，没有蔬菜和油。偶尔能吃上一顿咸盐豆加辣椒就是改善生活，如果能打到野猪、狍——那就是过年一样的美味佳肴了。
但是，这样的日子随着伪满“集团部落”政策的实行和日伪军不断进行“大讨伐”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极其艰难的时期。1940年，敌人在“讨伐”饶河山里时，发现密营即全部破坏烧毁。由叛徒带领专门破坏庄稼，土豆、苞米等甚至是即将成熟的庄稼也全部毁掉，抗联准备过冬的粮食全部被毁，给部队造成极大的损失。
在吃的方面，春天青黄不接，是个难熬的季节，如果不能及时找到粮食，只能吃草根、树皮。榆树皮最好吃，黏糊糊的，还滑溜，只是吃了排便困难。
夏秋两季还算好过，这些季节可以有野菜、野果等充饥。如蕨菜、薇菜、桔梗、寒葱、野蒜、野小芹、野菠菜、卷丹、连翘等，比树皮要好吃。但由于没有盐、油、大酱，只能煮熟就吃，很容易中毒。“五月端午以后的野菜，本来是不能再吃了，但是不能吃也得吃，用水煮了，把毒汁煮掉了再吃。如燕子尾，嫩的时候是很好吃的，长大以后，必须把它的汁煮掉才勉强可吃。灰菜，必须煮掉汁才能吃，否则吃了会脑袋痛。”[8]在和龙县与安图县交界处的车厂子根据地就曾发生过因吃野菜中毒而死了100多人的惨剧。[9]
如果运气好，能到河里钓几条鱼改善生活。没有鱼钩，就把做活的针烧红了，插在木头缝里弯成钩，用顶针当鱼坠，钓回来的鱼用河水煮上，大家凑点盐，再放上点山花椒，掺上些野菜，算得上是美餐了。
1939年夏天，小战士王铁环所在的连队围绕着一个没有名的湖泊打游击。那时他们每天除了战斗外，还必须到湖边去钓鱼补充给养。王铁环那时只有12岁，长得特别小，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天领导让她看守两根钓鱼线，为的是不让上钩的鱼把钓鱼线拽走。王铁环觉得自己胳膊劲小，就将鱼线系在了自己的脚踝上。坐了一会儿迷迷糊糊就要睡着时，忽然感觉有东西正用力把她往水里拽。惊醒之后，王铁环忽然发现面前混浊的水泡里正有一个东西在拼命地挣扎，吓得她惊恐万分地大声喊叫，听到喊声的战士立刻赶过来帮忙。当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水里的东西拽上岸后，才发现竟是一条一米多长的大鲶鱼。大伙都乐呵呵地对惊魂未定的王铁环说：“好家伙，好悬没把我们铁环当鱼食啊！”[10]从那以后，王铁环再也不敢把渔线系在身上了，大家让她把鱼线系在岸边的小树上。
最难熬的是冬季。饥饿比寒冷更加肆无忌惮，连口热东西都吃不上，几个凉菜团子揣在怀里，饿的挺不住了，就从怀里掏出来一点点的啃，把牙都啃出血了，嘴唇冻在菜团子上拿不下来。有时，好不容易弄点苞米，连苞米芯也舍不得扔掉，煮水喝，直到煮的一点味道都没有才扔掉。
敌人的封锁更加严密，战士们和群众失去了联系，就派人去找藏在山里的粮食，可粮食不是被敌人给烧了，就是让黑瞎子给搬走了，战士们只好吃山葡萄叶、老桑芹充饥。这个时候咸盐也是按粒数了，火柴每人只能分到10根。
行军中有时找不到水源，渴急眼了就在有点积水的地方，用脚后跟踩个小窝，等四周的水渗满了，舀在小碗里，等坐清后再喝。
艰苦的斗争环境考验着人的生存极限，没有水喝，就趴在甸子上喝泥水。
所有这些饥渴，女兵和男兵一样经历过。对东北抗联女兵们来说，最令她们恐惧的往往不是死亡，而是饥饿和寒冷，那是她们刻骨铭心的记忆，因饥寒而牺牲的士兵有时超过了战斗减员。
吴玉清：“说我们那时艰苦，那是你说得太轻了。你想想呀，冬天爬冰卧雪，夏日狂风暴雨，天天忍饥挨饿，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没有了，多难呀！记得冬天时，一把黄豆粒能吃一天，大家饿得眼睛看什么都是蓝色的。”[11]
刘淑珍回忆说：“我们每人一条米口袋，那时我们做饭舍不得多放米，一捧舍不得淘的小米加上河白菜、老蕨菜等野菜放在一起煮着吃。每到冬天，我们的条件就更艰苦了！大雪封山，山外屯子里归屯并户，发放良民证，鬼子层层封锁，粮食运不进来。更为艰苦的是，鬼子这时的围剿也越来越凶，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们每人准备一副高跷，腿绑在高跷上手拄一根棍子走在路上。每到这时赵尚志军长就逗我们说：‘咱们这叫林海雪原高跷队，抗联战士真不简单，一边打仗一边练踩高跷，等抗战胜利了，咱们住进大城市，我领你们扭秧歌，我当打头的。’说得大伙都乐起来。在深山老林里，我跟随抗联转战整整4年。4年，1500多天，我们第3军全体官兵没有住过一次火炕，没有盖过一次被子，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记得有一次，没有吃的，女战士小李子为了摘狗枣子，爬上大树。小李子没有死在鬼子的枪下，却为了能吃上一顿野菜，摔死在深山里。那艰难的岁月，至今回忆起来，我都不能自制。”[12]
李敏对饥饿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当战友们牺牲，只剩她一人时，孤零零的李敏又怕又冷又饿，发现雪地上一个毛茸茸的东西一动不动，是只死老鼠。她踢了一下冻得邦邦硬的老鼠，顾不得害怕，捡起死老鼠用柞树叶子包起来，弄点树枝和枯草生起一小堆火，放在火上烤的黑乎乎的。不一会，老鼠被她吃个精光，连肠子都没剩下。
当饥饿再次袭来时，肚子咕咕叫着，捡些榛柴叶子嚼着。看到脚印，就仔细端详一阵子，也留意树棵子是否挂着棉絮、布条、布丝。不过这时已经很难辨认了，因为抗联官兵许多人都是缴获的日伪军服装。
天黑了，筋疲力尽的李敏告诉自己，不能躺下，躺下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就在她快绝望的时候，突然发现了火光，她奋力地向前爬去，突然响起一声“同志们，快起队了”[13]。这是她终生难以忘怀的最亲切的声音。
给李敏留下深刻印象的饥饿经历可不止这一次。李敏回忆说：“有一次部队又断粮好多天了，胃部饿的缩成了一个小包，人瘦得肠子好像一根根都能摸到。啥吃的都没有了，兜里只剩下几颗咸盐粒，就隔一会儿摸出来放在舌头上舔舔。”
1938年的冬天，让李敏难忘。实在没有什么可吃的了，战士们到雁窝岛去捞鱼。因天寒地冻没有工具，发现打鱼人扔下的垃圾，里面有他们吃剩的鱼头、鱼尾和鱼下水，战士们就把这些东西弄回来煮上，结果又腥又臭，有的人吃一口就吐了出来。部队只剩下一匹瘦弱的马，只得把它杀掉，每人分了一小块马肉，连4个马蹄子也分了，在火上烤煳，又放在水里浸一浸，收好，饿急眼了用刀削一点，舍不得多吃。(www.xing528.com)
即使是孕妇也无法摆脱饥饿的折磨，她们享受不到孕妇应有的照顾，甚至还要凭女性特有的细腻和韧劲照顾男战士。金伯文和李桂顺都是孕妇，但她们都没有得到任何特殊的照顾。在最困难的时候，部队领导李兆麟亲自带着大家在深山野地里挖野菜、拣榛子、采蘑菇，摘野葡萄充饥。附近的野菜挖光了，野果采光了，同志们饿得打不起精神。已怀孕的金伯文身体极度虚弱，她想起在汪清打游击时，曾以树皮充饥，眼下没有别的办法，她咬牙支撑着，和大家一起上山去扒松树皮。回来后，去掉外面的老皮，把里面的嫩皮剁碎，用木炭灰当碱水，煮烂后再用水泡上一天，然后用水冲着吃。几十天过去了，同志们没有吃到一粒粮食，只靠树皮充饥，都胀肚，大便不通。男同志的耐力更不行，都躺倒了。苦惯了的金伯文完全忘了自己是个需要照顾的孕妇，她拖着笨重的身子，到处寻找食物。有一天，她意外地找到了曾经吃过的一种叫大耳朵毛的野菜，这种野菜白天采摘，一碰就碎。金伯文每天清晨早早起来，带着露水把野菜采回来，用盐水煮一煮，分给站不起来的同志吃。这些女战士每天都坚持出去寻找食物，不管如何饥饿难耐，她们没有一个人把食物送进自己的嘴里，而是全部带回来交给李兆麟分配。战友们不忍心看着金伯文为大家操劳，都劝金伯文为了孩子，多吃一口。看到同志们已是生命垂危，她怎么能吃得下呢？李兆麟躺在地上，对战友们说：“同志们，别泄气，我们就是饿死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也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我相信，我们的后代不会忘记我们今天挨饿，是为他们明天过得幸福。”[14]大家听了激动得眼含热泪。
二十几位抗联战士，怀着坚定的信念，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着。在最危急的时刻，一位交通员费尽周折给李兆麟送来一份重要文件，并随身带来了一些炒面和粮食，挽救了他们的生命。
怀孕的女战士李桂顺也有类似的经历。由于敌人频繁搜山，部队经常搞不到粮食，伤员有时吃不上饭。李桂顺不顾个人安危，拖着怀孕的身子进山采野菜，为伤员充饥。心灵手巧的李桂顺有时将剩下来的树皮晒干，用手摇石磨磨成面，把罐头盒扎上漏眼代替压面机，为重伤员压冷面吃。她还进山采药，为伤员治病。1937年岁尾，长白已大雪封山，伤员断了吃粮。李桂顺冒着生命危险，趟着没膝深大雪，沿沟蹚子到达二号闸，与联络员乔邦仁接上头，弄到粮食。然后，她又背着粮食，爬山越岭，返回医院。后来，日寇包围了医院，李桂顺在带领伤员突围过程中被捕，被押送到长白县监狱。
饥饿是不分平常和年节的。
在李敏的记忆里，1939年的春节，她和战友们吃的美味佳肴就是一块刚从裤子上扯下来的羊皮，烤煳之后，每人分了一小块。[15]
据庄凤回忆，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给送点粮食，都怎么送呢？那时候喂马都喂啥？苞米秸子，东北苞米多，切碎了，把粮食和咸盐都拌在那里边，出来种地的时候拉出来，完了送出去以后，把草筛出来，把粮食和咸盐弄个口袋装上，藏在树洞里，秘密地告诉组织去取。后来粮食送不上来了，只好杀了匹老马，马肉吃光了，只剩下马皮和肠子，为了多吃几顿，战士们放倒一棵粗榆树，剥出嫩皮剁成块掺杂在马皮里一起煮，害怕树皮煮不烂，头一天晚上就使劲烧火。第二天一看马皮全煮化了，汤里只剩下丝丝缕缕的树皮纤维。为了活命还是得嚼着这苦涩的东西，伸长脖子往下咽。这种树皮纤维吃下去后不消化，解不出大便，肚子疼得受不了。没办法只好又到沟子里扒开雪挖些冻草煮水喝，草有通便的作用。战士们由于长时间吃不到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一点力气也没有，即使这样也舍不得吃一点备用治伤的咸盐。[16]
今天，我们说吃树皮，好像很轻松容易，其实，在酷寒的冬天，扒树皮、煮树皮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吕英俊回忆，首先要“把上冻了的松树砍下，在篝火上烤化，然后剥下其内皮，放在水里煮后洗干净。当时，只有几户有锅，有的只好用脸盆煮树皮。煮好了松树皮，得在水里泡上一两天，洗干净后才无松树的气味。而身处密林，既无那样的设备，也不允许耽搁那么些天，一般都是洗净后便铺在大石上，用木棒敲，敲得像棉花一般。然后，用它做成馍馍或熬成粥就吃。如果有米，便放上一点米。但是，多半都是吃草根和松树皮。用松树皮做成的馍馍，做得再好也有一股味道，十分呛喉咙，难以下咽……再加上吃不上油和盐，很多同志得了便秘症，浑身浮肿，十分痛苦。”[17]
有时，就连树皮都没有或来不及煮，抗联战士只好喝盐水，把盐用雪化开，每天喝几次，也能坚持活下去，但就是人瘦得皮包骨，样子很可怕。有的部队甚至都没有盐。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为了筹集粮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四方台密营，一位县委工作人员和八道沟的一位妇女委员扮成一对青年夫妇去蛤蟆塘筹集粮食，在扛粮回来时被敌人抓住，双双牺牲。[18]
饥饿贯穿整个东北抗日战争，从苏联返回的抗联小部队也同样经历过饥饿的威胁。
1941年9月上旬，李在德所在的小部队从饶河附近过乌苏里江，进行侦查活动。由于带的粮食不足，经历了极大的风险。
“小雨一直下个不停，为了过挠力河，我们开始割柳条做筏子。二十多天没有吃粮食，身上没有一点力气，同志们拼尽全力，做好筏子渡过了挠力河。过河后，大家咬着牙继续前进，饿得实在走不动，一天只能行军五六里路。有的同志全身的力气已经消耗完了，倒在路边就一动也不能动了。我们的司务长老王（王起刚）30多岁，原是个伐木工人，身体高大强壮。他饭量大，平时像我这样的两个人的饭量也不够他一个人吃。他为了大家，到处找吃的东西，找到了吃的，自己不吃，先给同志们吃。我见他饿得不行，有时省下点吃的给他，可根本解决不了他的需求量。终于有一次，老王和另一个炊事员李成相同志，倒下后再也没有起来。人们虚弱得连掩埋战友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好含着泪，将烈士的遗体安放在树丛里。”[19]
甚至出现过吃人肉的惨剧。胡真一回忆，5军接应过一支吃过人肉的部队，10多个人，送到军部。
中共吉东省委员会1940年2月发的《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中说：“1938年来游击队潜居深山密林中，与群众关系几乎完全断绝了，整天为了吃饭忙。”[20]
1939年6月21日，《冯仲云关于部队在下江活动、供给、干部等情况给金策等同志的信》中说：“现在所谓军事行动，实际不过是（以）军事力量去解决给养和供给。所谓‘打给养’”。[21]
据统计，有些部队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无斤米粒粮。其处境之惨、生活之苦、战斗之残酷，即使是身临其境者也难以描述。东北抗日联军以当代人类最低的生存条件，进行着历史上罕见的战争。其中赵尚志率领的抗联3军，露营生活长达7年之久；抗联6军露营生活长达6年之久，其中3年在大兴安岭高寒地区。在这样残酷的条件下，缺衣少食、缺医少药，抗联保持了高昂的斗志，历尽艰险，经受住了生命极限的考验。[22]
东北抗联所经历的那种饥饿，今天的文学作品是难以描述的。
周保中在1938年1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天晴，风大甚冷……射获野猪一只计重可300斤，对给养实大有裨益，惜缺盐淡食减味。”[23]
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周保中一方面运筹帷幄，身先士卒，指挥部队行军作战，另一方面还以惊人的顽强毅力坚持写抗日游击日记达一百余万字，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发展和取得最后胜利的历史。日记中，不仅记战事、记工作，还记录了一些趣事及所思所想，如1936年5月16日的日记记载了抗日联军生活的艰苦：“午餐，托炭窑工人代煮小麦……既非粥，亦非饭，焦黑难堪，较猪食犹劣。戏问工人曰：‘此食狗吃乎？’答：‘狗不吃。’又问：‘猪吃乎？’答：‘猪不吃。’乃相笑视。俯就食，其色难看，其味恶难堪，然而亦足以果腹……”[24]
除行、衣、住以外，西征路上的艰辛就属缺吃的了。
临出发时，每人还发给半小口袋粮食，可没吃上几天就见了底儿。路上也遇到过碓营，也得到过他们热情的帮助，可碓营那点儿吃的，对百十来号人的大队人马说来只能是杯水车薪。眼瞅断炊的时候，就吃马，先吃饿累倒下的死马，再吃不得不忍痛杀死的活马，把马身上凡是能吃的东西——肉肠肚心肝肺全吃得干干净净，骨头也要煮上一遍又一遍。与此同时，战士们还满山遍野地挖雪找松子、橡子、核桃，到倒木圈（山林中由数棵倒树重叠交错在一起形成的倒木堆）里拣冻蘑菇，把这些东西和马身上的东西搭配在一起吃。最后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扒红松里层的树皮吃。具体的方法是：先在树根下笼火烧化和除去外层表皮，再把里层扒下，剁碎后用水浸泡以减少黏液和松树油子味之后，加上用木灰淋出来的木碱水，再加水猛煮成粥状食用。西征前我们吃过这种东西，这回别的东西没了，就只能拿这个东西充饥了……甚至把穿漏舍不得扔的皮靰鞡用火烤去了毛，煮着吃了……一直维持到月底才来到小兴安岭西麓的绥棱，到了6军3师后方密营，见到了在此迎接他们的6军同志时，就无论如何也走不动了，只好送信给王明贵师长，要他带着粮食来接应这支疲惫不堪、饥肠辘辘的队伍。
当时的情景，45年后，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的王明贵将军在他的回忆录《第二次西征路上》是这样描绘的：“在密林里，我遇到了一群战士，衣服破烂，棉袄露出了一团一团的棉花，羊皮袍子破得一片一片的，有的披着破棉被子，有的披着口袋布，脚上有的包着黄狍子皮，有的包着红马皮，有的包着麻袋片，脸色确青，两眼无光。他们一堆一堆地正围着篝火取暖。我们的战士一喊：‘喂，同志，给你们送粮来啦！我们是3师的，你们辛苦了！’他们抬起头来……声音嘶哑地喊着：‘我们有粮啦！’‘3师来人啦！’于是踉踉跄跄地走过来和战士们拥抱到一起，满脸热泪横流。”战士们又把我们领到一个昏暗的伤员养伤的地窨子，“一进去，烟呛得喘不出气来，睁不开眼睛，炉中一尺多高的火苗子代替了灯光。好一会儿，才看清楚屋内床铺上躺着那么多人。仔细一看，立刻像有一只大手一把抓住了我的心。零下40多度的严寒，夺去了好多战士的手、脚、耳、鼻，由于缺乏医疗器材和药物，他们就用灰色的旧绷带缠头，用裹腿缠脚，用破布片包手，伤势和病情正日益恶化，有些人已经奄奄一息了。他们挣扎着坐起来，一瘸一拐地走来，有的伸出了肿得粗粗的紫茄子色的手，摸触着我；有的手怕碰，就用两臂抱住了我的胳膊，几个披头散发的女战士，已经泣不成声了。他们让我坐下，听他们诉说着遭遇。
为了抗日救国，他们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线，没带一粒粮食，克制痛苦，在深山密林里西征，从秋到冬，夜宿时铺冰盖雪，行军时匍匐爬行，饿得杀光战马，吃尽了皮骨，最后煮靰鞡，啃树皮嚼草根……一路上，胖的瘦了，瘦的病了，病的死了。深山的白雪，不知埋葬了多少好同志。特别是当了母亲的女战士，她们承受着肉体上和感情上的双重折磨，在途中，有的抱不动自己的孩子，就把孩子托付给不相识的老百姓；有的因为孩子啼饥号寒，恐怕招来敌人……为父母者，谁不希望生儿育女？谁不希望孩子长大成人？谁不疼爱亲生骨肉？但在国破家亡的时候，为了救国，为了集体的安全，这些同志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牺牲了不愿牺牲的儿女……”[25]
王明贵的这段回忆录字字艰辛，句句悲壮，令读者触目而惊心，临文而泪下，他以历史亲历者的真实为我们缩写了抗联西征的艰苦历程。
就这样，女战士与所有的男战士一样在饥饿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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