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在奶头山保卫战中,女战士和儿童团员们都参加了战斗。
其实,儿童团员参加过多次战斗。1933年春天,延吉县八道沟抗日根据地人民正忙着春播,敌人经常来“讨伐”,企图破坏根据地的春耕生产。游击队和赤卫队员们在前方抗击敌人,保护游击区人民进行生产。一天早上,人们正在干活,200多人的“讨伐队”再次来袭击。游击队员埋伏在东沟与七户村之间的南山顶上。南山的前面是悬崖绝壁,敌人要想进入东沟,必须经过绝壁。游击队缺少武器弹药,就动员军民在南山顶堆积了大量的石头,当敌人进入埋伏圈时,游击队、赤卫队的土枪、步枪和手榴弹一起开火。当敌人临近山顶时,我军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为父母兄弟报仇!”“用石头砸死敌人!”“用生命捍卫人民政权!”[18]全体军民一跃而起,把准备好的石头砸向敌人,大石头由两三个人合力推下去。乱石像雨点一样砸向敌群。山下的敌人被砸得鬼哭狼嚎,有的被砸得脑浆迸裂,有的被砸断胳膊腿,只得败退下去。在这次激烈的战斗中,包括老大娘和儿童团员都在山顶搬运石头,男女老少并肩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抗日战争中还有许多女青少年英勇牺牲。金野玉,生于1917年,延吉县大兴洞人,1929年参加儿童团并积极投身于游击队活动,1932年11月在斗争中不幸被捕,被敌人用乱刀刺死,年仅15岁。金香兰,生于1916年,延吉县依兰人,儿童团团长,1933年春牺牲,年仅17岁。
除上所述,在绥芬河还有一位勇敢的少女,值得我们永远铭记,1945年8月11日,她随几名苏军去天长山日军要塞劝降,从此,再也没能回来。
她就是嘎丽娅,一个中苏混血女孩。嘎丽娅的母亲菲涅是俄罗斯族,早年来到中国绥芬河,在俄侨家做女佣人。她父亲张焕新是山东人,闯关东来到东北,落脚在绥芬河,后来与菲涅结婚。1928年,他们生下一个女儿,起名嘎丽娅,人们习惯叫她张嘎丽娅,大人们疼爱地叫她嘎拉,她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嘎丽娅是一个活泼聪明的女孩,从露西亚俄侨学校毕业,能讲流利的俄语、汉语、日语。
在占领东北期间,日本关东军利用中国劳工在东北修筑了一个庞大而隐蔽的军事要塞群,随时准备对苏开战。由于绥芬河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日军在这里修筑了3处要塞,并将绥芬河城北两座山峰命名为天长山、地久山,因其无比坚固,天长山要塞被称为“东方马奇诺”,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1945年8月9日凌晨,苏联150多万军队分为东、北、西三个方向,在中苏、中蒙边境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发起了突然进攻,绥芬河光复。但苏军攻击天长山时遭到了要塞日军的猛烈阻击。败亡之际,残留的日军凭借坚固的要塞和充足的战略物资疯狂抵抗,而且还挟持了部分妇女和儿童。
为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同时也尽量避免殃及躲进要塞的平民尤其是妇孺,苏联红军经过会议商讨,决定去劝降这些负隅顽抗的敌人,因为此时苏军已经得知日本方面决定投降的消息。
但是关东军盘踞东北14年间,日军官兵深受仇苏教育,异常顽固。防守牡丹江的日军第5军司令官后撤时,竟然将随军家眷全部屠杀。[19]在虎头要塞,苏联红军征召了一位会日语的朝鲜人前往劝降,被日军一刀劈开脑门杀害。
尽管对日本人的残忍有所了解,但苏军还是想试一试。8月11日,根据苏联红军通告,由于战争的需要,要求绥芬河东街居民一律转移到西街腰毛屯和阜宁镇,限期完成。因事发突然,东街各族百姓来不及带太多财物,男女老幼成群结队,穿过中东铁路,暂往西街转移,嘎丽娅一家也只得跟着人群搬离。就在这时,苏联红军让他们去司令部登记,据嘎丽娅弟弟张树烈回忆,当时司令部院里已经站了四五十人。过了很久,一名苏军军官匆匆走出来用俄语向人群问道:“你们这里谁会说日本话?”
人群中有声音回答道:“嘎拉!嘎拉会。”
此时苏军需要一名懂日语的翻译,于是,能够流畅地讲汉语、俄语和日语的嘎丽娅跟着军官走进司令部。为了和平,为了胜利,嘎丽娅从容镇定无所畏惧地接受了这个与恶魔打交道的危险任务。
嘎丽娅的母亲和弟弟张树烈并不知道苏军让她去干什么。嘎丽娅平静地告诉妈妈:“红军征召翻译,让我跟他们上要塞,去劝日本人投降。”
母亲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哭泣着解下自己的红色花头巾,披在女儿肩上。只看见嘎丽娅和苏联红军上了汽车,车子越来越远,消失在人们的视线。
这一天是1945年8月11日。母亲、弟弟目送她离开,却再也没能等到她回来……
苏军小分队在菲多尔琴科带领下执行此次劝降任务,8月12日,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先后两次登上天长山。据当年带领嘎丽娅上山劝降的苏军军官菲多尔琴科之妻阿卡菲娅及其儿子伊格里讲述,菲多尔琴科生前曾多次讲过带领嘎丽娅上天长山要塞劝降的情况。[20]第一次谈判未果,第二次上山后,狡猾的日军提出谈判要求,只允许嘎丽娅一人单独与他们谈判,禁止其他人接近。为拯救要塞中那些无辜的生命,深明大义的嘎丽娅毅然跟随日军走进了天长山要塞。菲多尔琴科和士兵们在要塞外焦急地等待着。3个多小时后,兵营内传出激烈的争吵声,最后传来一声枪响。菲多尔琴科立刻向日军阵地喊话,同时用无线步话机向山下指挥部报告情况。这时,日军突然向苏军劝降小分队开枪扫射,劝降彻底失败。
8月13日,苏军向天长山发起猛烈进攻,炮火整整轰炸了三天三夜,最后天长山要塞阵地陷落时只有26名日军幸存。
当战争结束时,家人亲友找遍天长山战场的沟沟坎坎,却始终没有找到嘎丽娅,只看到了在山路边树枝上挂着那方红色的花头巾。
1984年,绥芬河地方史志编辑孙伯言在一份20世纪60年代的公安档案中看到寥寥数语:“当地居民张焕新的中俄混血姑娘3次到北山劝降日军,英勇牺牲。”
在孙伯言的努力和多方面的支持下,2005年绥芬河市民用青铜为她塑起一座雕像,雕像选用最高标准的青铜塑造,可保6万年不朽。雕像所在地建成以嘎丽娅名字命名的和平公园。
1946年7月16日,菲多尔琴科因为执行天长山劝降任务,荣获一枚苏联红星勋章,在嘎丽娅纪念馆建成后,其家眷将勋章捐给了绥芬河嘎丽娅纪念馆。[21]
黎明近在咫尺,她却未能走出黑暗。为了和平,她却勇敢的走向死亡。
后来,嘎丽娅被中苏两国追认为烈士。2007年,得知中国要为这位女英雄立碑,俄罗斯总统普京题词:“我们的友谊就是相互理解、信任、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我们将铭记过去,展望未来。”[22]这段话被用中俄双语镌刻雕像的基座上。
冯仲云曾回忆说:“日寇的残暴是尽人皆知的,毒辣手段也是无可比拟的。他们不但把游击区的所有住宅一次烧光,并且一而再,再而三的烧,他们突入了游击区时,逢人便杀,见了妇女儿童们,也就逮捕起来。被逮捕了的妇女送到街头去投标拍卖,或送入妓院里去当妓女……我还记得,有一个最悲凄的故事。直到现在,我一想起来,还有些觉得悲凄。在东满抗日游击区中,有一群天真烂漫的儿童团员,他们都是12岁到15岁的男女儿童,约有七八十名,他们不愿去自首,不愿被投标贩卖,他们逃到了森林中去,并且迷失在那里,饿时他们采取野葡萄嫩芽或野菜充饥,最后这一批儿童团员,大多数是饿死在森林中了。”[23](www.xing528.com)
[1]《延边党史资料通信》,1987年第1期19页,转引自崔圣春主编:《延边人民抗日斗争史》,延边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2]小贺:《巡视南满团的工作报告》,1931年11月17日。
[3]《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七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
[4]《李范五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页。
[5]中共汪清县委党史研究室编:《汪清党史资料》第一辑,吉林省内部资料1991年版,第86页。
[6]中共汪清县委党史研究室编:《汪清党史资料》第一辑,吉林省内部资料1991年版,第212-213页。
[7]《铁骨忠魂亿征程》,黑龙江省内部资料2011年版,第126页。
[8]李敏著:《风雪征程——东北抗日联军战士李敏回忆录》(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页。
[9]王振英、杨湘岚主编:《一代巾帼》,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1年版,第72-73页。
[10]吕英俊口述、韩兑岳整理:《严峻的考验》,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153页。
[11]中共汪清县委党史研究室编:《汪清党史资料》第一辑,吉林省内部资料1991年版,第227-229页。
[12]《铁骨忠魂亿征程》,黑龙江省内部资料2011年版,第125页。
[13]王振英、杨湘岚主编:《一代巾帼》,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页。
[14]《铁骨忠魂亿征程》,黑龙江省内部资料2011年版,第166页。
[15]吉林省妇女联合会编:《长白山女英烈》,吉林省内部资料1988年版,第105页。
[16]中共和龙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和龙党史资料》第一辑,吉林省内部资料1991年版,第197、208页。
[17]《四海店抗日斗争史》,黑龙江省内部资料2017年版,177-178页。
[18]吕英俊口述、韩兑岳整理:《严峻的考验》,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
[19]《人民日报》,2015年5月4日第15版。
[20]绥芬河市政府网,2015年5月4日。
[21]绥芬河市政府网,2015年5月4日。
[22]绥芬河市政府网,2015年5月4日。
[23]冯仲云著:《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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