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妇女抗战实录：英雄的抗联之家

吕庆芳一家

在富锦七区有一支非常活跃的抗日武装，为首的是个中年妇女，报号“一枝花”，她手下有70多人。

这个女人就是吕庆芳，是当地闻名遐迩的抗日英雄。她家原是富锦县城里的一户普通人家，后来她跟着丈夫和两个儿子参加了一支抗日队伍。开始，她就是在队伍里做饭和缝补衣服，但她更想拿枪上战场，直接参加战斗。虽然年龄大，但她不服输、不服老，经过勤学苦练，她终于能够骑马挎枪，驰骋疆场，而且作战勇敢，颇有谋略，不仅成为部队中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后来还成为这支抗日武装的主要领导者。

在抗战过程中，吕庆芳结识了抗联将领戴鸿宾，通过了解，戴鸿宾认为吕庆芳是一位不寻常的女性，称赞她粗中有细、有胆有识，是一位“深明大义，时刻关心国家兴亡的女同志”[6]。戴鸿宾告诉她，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并要求抗联宣传人员教“一枝花”山林队的将士学唱抗战歌曲，戴鸿宾还向吕庆芳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我党的群众纪律等。在戴鸿宾的引导下，吕庆芳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更加坚定了抗日决心，她表示要率队参加抗联6军。戴鸿宾根据这些日子的观察，决定把“抗联6军骑兵游击大队”的番号给“一枝花”，任命吕庆芳为大队长，并在一块白绸子上亲笔写下委任状。他告诉吕庆芳，对外可继续报“一枝花”的名号。

吕庆芳参加抗联6军后，队伍很快发展到200余人，他们经常出没于抚远、饶河、同江、富锦、勃利等地，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1937年夏季的一天，由吕庆芳设计，抗联战士和吕庆芳假扮成打官司的来到富锦第七区柳家大林子伪警察分所，就在人们都在看热闹时，他们突然把枪口对准毫无防备的伪警察们，出其不意地缴了他们的枪支。刘所长带领警察们跪地求饶，吕庆芳说：“饶命可以，必须做两件事，第一，以后不准欺压老百姓；第二，不能替鬼子卖命打抗联。”

随后吕庆芳和抗联战士带着缴获的武器弹药迅速撤离，回到驻地。

在富锦，日军为对付抗联，成立了一个“游击马队”，队长渡边上过军官学校，会柔道、剑术，凶狠骄横狂妄，他依仗着他的马队行动灵活、迅速的特点，多次突然袭击抗日联军。渡边听说吕庆芳枪法好，会打双枪，他心中不服，便要两军对垒，摆开战场，要同她斗斗枪法。

一天，渡边派人到对锦山下的日新屯给吕庆芳下“战表”，要求决一高下。得知此事，吕庆芳认为不能中了渡边的诡计，她要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利用这个机会选择有利地形，设下埋伏，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狠狠地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经过深思熟虑后，她答复某日某时在西安村的北下坎决战。

到了吕庆芳约定的那天，渡边果然按时赶到了北下坎，可是未见到抗联队伍，却接到从万宝屯转来的一封信，内称，因故改为某日某时在李花马屯南决战。到了第二次约定的时间，渡边赶到后仍不见抗联人影，又接到由李花马屯转来的一封信，说是因为某种原因，改为某日某时在头道林子屯决战。一而再，再而三，此时，渡边已完全被激怒了，当他强压怒火、策马领兵赶往头道林子屯的时候，在中途转心湖畔沼泽地带却遭到了吕庆芳队伍的伏击。

吕庆芳一枪就把渡边的战马打倒。跌下马的渡边气急败坏地几次组织冲锋，都被吕庆芳和游击队员们击退，丢下战马和几具尸体逃走了。战火的洗礼，让吕庆芳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在残酷的战斗岁月里，吕庆芳的丈夫李永业1938年在勃利的一次战斗中被俘，他宁死不屈，最后被敌人活埋。1939年，她的大儿子李兴东在漂筏河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年仅23岁。1940年，党组织决定把吕庆芳的小儿子李兴洲送到苏联去学习，在黑龙江畔遭敌袭击，不幸牺牲，年仅21岁。他们一家四口参加抗日，牺牲了3人。[7]

1940年，组织上安排她留在富锦做地下工作，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组织地下部队。曾经枪林弹雨的吕庆芳又以一个普通农家妇女形象出现在各个村屯，秘密进行抗日宣传，她异常顽强地坚持到了1945年。8月12日富锦县光复，吕庆芳迅速组织起200多人的队伍，消灭了负隅顽抗的残存日本兵。裴成春一家

除了英雄的抗联母亲家族外，还有许多家庭，父女、兄弟、姐妹、夫妻一起上阵，成为著名的抗联之家。裴成春一家就是一个典型，堪称英雄的抗联家庭，她和3个弟弟裴锡哲、裴锡九、裴敬天4人都是黑龙江省萝北县早期的共产党员、老游击队员，他们每个人都坚毅勇敢，视死如归，为抗日斗争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裴成春的母亲，一直都非常支持儿女们的抗日活动，1932年，大儿子和二儿子相继牺牲，她鼓励女儿和小儿子继续杀敌。

裴成春经常鼓励3个弟弟：“参加革命是很危险的，但不革命是没有出路的，革命就要革到底”，并和3个弟弟一起立下誓言：“要为革命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8]

裴成春，1902年出生于朝鲜庆尚道一个贫苦农家。1911年她随家人来到中国东北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后迁至汤原县太平川区。因生活困难，1917年，父母包办将年仅15岁的她嫁给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

汤原县早就有共产党人从事革命活动，在他们的影响下，裴成春积极投身到抗日斗争中，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汤原游击队成立时，裴成春是第一批游击队员之一。

1934年夏，裴成春受命组建汤原游击队被服厂并担任厂长、党支部书记。厂址选在老白山，也称岔巴旗河沟里或汤东密营。1936年初，裴成春被任命为第6军被服厂厂长。同年春末，被服厂搬迁到汤原县（现属依兰）帽儿山四块石，裴成春继续任厂长、党支部书记。裴成春还是建立后方密营的创始人之一，曾在格节河、岔巴气河的老白山等地建立多处密营。

东北抗联第6军被服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裴成春起到了重要作用。她总是能把大家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成为被服厂的灵魂和主心骨。

于保合回忆，裴成春“做起事来非常能干，像男人一样很有力气。她坚定、勇敢、积极，对人热情、平易近人，被服厂的同志们亲切地称她裴大姐”[9]。

李桂兰说：“裴大姐是我的领导，我和吴玉光的婚事，就是她促成的，婚礼也是她张罗的。认识裴大姐那年我15岁，还是在地方上。鸭蛋河缴枪那会儿，她已经是汤原游击队的一名战士了。裴大姐干活麻利，说话爽快。说起她来，在东北抗联第6军中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上到军长，下到士兵，比她大的，比她小的，都喊她裴大姐。”[10]

李在德说：“参加游击队后，我和裴大姐从没分开过。对我来说，她是妈妈、姐姐、战友为一体。我对她无话不说，她也从不隐瞒自己的心里话。裴大姐中等个子，身体很棒，说话大嗓门，好像生怕别人听不懂似的，干起活儿来像男同志一样，放木头、背粮食、做衣服、煮饭，样样活儿都干得非常麻利。妈妈牺牲后，我身边已没有一个亲人。建立汤原游击队前后的那段时间里，裴大姐对我特别照顾。当时我许多事情都不会做，裴大姐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耐心地教我。刚参加游击队时，我汉语讲得很不好，裴大姐就当我的翻译。在游击队里，她体贴关心每个战士，部队行军打仗，她和男同志背的东西一样多；休息宿营时，她又忙着给大家做饭洗衣、缝缝补补；夜里，她还要查哨，很少休息。她的刚强、毅力和吃苦精神，赢得了同志们的广泛尊敬和爱戴。”[11]

著名作家张正隆评价裴成春：“爽朗、热诚、稳重、干练，不知疲倦，没有能难倒她的事情……6军被服厂几次搬迁，选址、建密营都是她张罗。从锯树开始的一整套建房程序，不但懂行，干起活来一般男人也没她利索，被服厂常为其他军做服装，因为6军被服厂的效率是有名的。她手脚不闲，却没有手忙脚乱的时候，总能把工作安排得井然有序……朝鲜族妇女刻苦耐劳的坚韧精神，即便不是举世无双，也世所罕见。”[12]

裴成春和李在德还有一手好枪法。一次，她们开枪驱赶野猪群时，打死了两头野猪，让久已不见荤腥的战士们改善了伙食，还给前方部队送去一头。裴成春还利用空闲时间教大家练习射击，她说：“不学好射击，打起仗来，你打不中敌人，敌人就会打中你。这是事关生死和胜败的大事。做一名游击队员，首先要成为一个神枪手。”[13]

1938年5月，裴成春在抗联6军军部教导队任教导员，负责两个连的政治工作。抗联第3、第6军部队西征时，她又被调到6军1师负责后勤处工作。

1938年10月，第三批部队就要西征了。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保证西征的顺利进行，同时也要保护好老抗日根据地下江（松花江下游地区）后方基地，李兆麟决定留下精干的小部队留守下江，其中就有6军1师。1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承担了这副重担，裴成春、李敏及男战士毕荣、马贵、刘昌友等人都主动报名自愿留下来。由于日伪连续不断的“大讨伐”，敌我力量悬殊，这支小部队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的任务，但自己却未能成功突围，形势很严峻，处境十分困难。经过多次战斗，部队只剩下20几个人了。敌人重重围困，部队早已断水断粮，只能靠草根树皮维持生存，急需寻机突围。为了鼓舞士气，一向受人尊敬的裴大姐唱起了《露营之歌》：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www.xing528.com)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锐志那怕松江晚浪生。

起来呀！果敢冲锋，

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

……

整个营地响起了坚定悠扬的女中音，战士们都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

1938年11月23日，徐光海、裴成春率领下江留守处和后方医院的20余名伤病员转移，他们来到宝清县张家炭窑，这里原是一家姓张的住户所建的烧木炭窑地，因此得名。就在战士们奋力爬上北山时，与伪军35团突然遭遇，敌人大约150多人。在战斗中，裴成春就像熟练的指挥员，告诫大家：“要注意节省子弹，把敌人放近了再打。”

一群群伪军像发疯似的扑上来，排长刘昌友、马贵、毕荣等先后牺牲。就在这时，一排罪恶的子弹无情地射向了裴成春……[14]那一年，她只有36岁。

裴成春的大弟裴锡久，1932年春被组织上派到鹤岗矿井做地下工作，他在矿里发展了党的组织，后来矿井冒顶牺牲在井下。

二弟裴锡哲，在1932年打入一支山林队，准备将其改造成党的武装，后被坏人杀害。

三弟裴敬天，1928年就读于崔石泉创办的萝北梧桐河松东模范学校，并在学校作共青团工作，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裴敬天参加汤原游击队，他作战勇敢机智、屡建战功。1935年8月，他化装成翻译官与戴鸿宾、徐光海等人成功地收缴了大地主何梦林40多支步枪，并在安邦河区建立了游击队。1936年1月，裴敬天被任命为抗联6军2团政治部主任。同年4月，裴敬天率领第6军第2团和第3军各一部，组成150人的依东先遣队，部队在开赴依兰县东北西湖景附近时，突遭3倍于我的日伪军“讨伐队”的围攻。这次战斗极其惨烈，指战员们奋勇杀敌，浴血冲锋，最后，子弹打没了，就用枪托子砸，枪托子砸坏了，就用石头砸，裴敬天和战友们战斗到最后一息，直到全部壮烈牺牲。

李桂兰一家

李桂兰，又名李亚洲，1918年4月出生，辽宁省西丰人，后全家迁至黑龙江省萝北县鸭蛋河区。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人在各地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中共汤原中心县委书记李春满在开展革命工作时就曾住在李家，他借助七马架隐秘的地形，举办游击队员训练班。李桂兰的大哥李凤林、二哥李凤山、三哥李凤海，还有他们的舅舅宋殿双都参加了训练班。结业之后，李凤林正式参加了汤原游击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凤林被任命为中共鸭蛋河区委书记后，经常深入农村，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组织抗日救国会，不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在他的努力下，到1933年秋，中共鸭蛋河区委建立了4个党支部，发展30余名党员。李凤林曾带领游击队攻打过竹帘镇，拔掉过盘踞在汤旺河沟里的森林警察据点，战斗中他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1934年2月8日（农历腊月二十五日），汤原游击队员在李凤林和舅父宋殿双的配合下，成功将伪自卫团全部俘虏，把他们的枪支全部缴械。1936年初，党组织调李凤林到抗联6军工作。在抗联部队，他先后担任6军4团2连连长、6军保安团团长等职务。1937年3月，李凤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7岁。

宋殿双是李桂兰母亲宋殿芳的弟弟，会木匠手艺，人称宋木匠，智缴伪自卫团枪械就是他出的主意。他曾在下家窝棚战斗中负伤，被打瞎一只眼睛，留下满脸的枪花，为抗日他还抛弃了全部家产。有一次，宋殿双去佳木斯给部队买药，被捕入狱。在各种酷刑轮番折磨下，毅然宁死不屈，他被打断双腿后扔进了冰窟窿……[15]桂兰和她大哥不敢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他们年迈的姥姥，大哥赶着大车从洼区到太平川给姥姥和舅母送去了过年的东西。老太太拉着大哥的手，一遍一遍地问：“看到你舅舅了吗，快过年了，他咋还不回来呢？捎信让他回来看看我呀……”宋殿双牺牲时年仅40岁。

李桂兰的母亲宋殿芳也加入了地下组织，她是区交通员，每星期骑着一匹大白骡子去太平川取一趟文件，有时是宣传品。她用草包或麻袋装些粮食和草料，把宣传品塞在中间，驮在骡子的屁股上，自己坐在前边。每次去汤原县城，她东门进，西门出，手里拿支大烟袋，连骡子都不下。宋殿芳不仅是区交通员，还是一名优秀的妇救会员，部队送来的重伤员，都由她亲自护理，喂水喂饭，给伤员换药，感动得伤员都要认她作“干妈”。李桂兰的父亲在家人的影响下，也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把他拉脚挣的钱献出来做抗日活动经费。

15岁的李桂兰，也不甘落后，成为儿童团团长，站岗放哨、撒传单、贴标语等，后来成长为妇救会长，在妇女中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妇女给游击队员做军衣、帽子、手套等。

李桂兰参加抗联6军后，曾任6军被服厂政治主任。1938年3月的一天，因交通员赵老七叛变，位于汤原县汤旺河上游的东北抗联6军被服厂遭日伪“讨伐队”袭击，李桂兰等人被捕。在狱中，李桂兰饱受日伪的酷刑摧残，但她始终坚贞不屈。2007年11月，东北抗联史专家、《赵一曼传》的作者李云桥女士，曾访问过李桂兰老人。她托着老人那双曾被钉过铁扦的手，询问她当时的疼痛程度，老人说，钉第一个时，心都被抽出来了，疼得不行。钉第二个时，人就昏过去了，啥也不知道了。[16]

1938年7月，李桂兰等被押解到哈尔滨伪满高等法院。汤原县日本宪兵队在李桂兰送往伪高等法院的《解送书》上写道：“当审送之际，虽为妇女确严守党纪，顽强的不肯自供。性情阴险狡猾，无同情之余地，亦无悔改之意。故对左记重刑给予惩处，以其国家百年大计，彻底根除共产主义思想，不为将来留下祸根，实属必要，李桂兰处以死刑。”[17]1938年8月10日，哈尔滨日伪高等法院“兹判处李桂兰反满抗日叛国罪有期徒刑10年……”这一年她刚刚20岁，从此她将在日伪的牢狱里度过她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

1944年6月，经过几次减刑，在狱中度过6年半多的李桂兰，终于迎来了出狱的这一天。

在抗联部队，像这样举家抗战的还有很多。

李敏是东北抗联中年龄最小的女兵之一。1924年11月出生于黑龙江省萝北县梧桐河村（现属汤原县），原名李小凤，母亲在她9岁时去世。父亲李石远由于反对日本侵略朝鲜，在20年代初流亡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后，在抗联6军1师任后勤处长，专门负责部队的给养物资供应工作。他到部队后，为部队收购了大量的粮食、食盐、布料等，并将其储存在锅盔山北侧抗联6军1师基地。1938年，李石远在宝清县杨荣围子、李京围子屯执行收购任务时，同敌人遭遇，不幸牺牲。

李敏的哥哥李云峰，在读书期间就接受了革命思想，从小参加了儿童团、少先队，1934年参加游击队。在赵尚志为校长的东北抗联军政学校学习，毕业后到抗联6军1师6团任政治部主任。1942年，李云峰在执行任务时为国捐躯。

童年时的李敏深受家庭影响，很早接受了爱国主义和革命思想教育，年仅12岁的她加入了安邦河区的抗日救国儿童团。1936年冬，因形势严峻，李敏无法在地方待下去，在北满临时省委地下交通员李升的带领下，经过艰苦的跋涉，来到第6军的后方密营。从此，12岁的李敏成为一名抗联战士。尽管东北抗联的战斗和生活十分危险艰苦，小小年纪的李敏却从不畏惧。她在运粮队顶风冒雪为部队运送粮食物资，在被服厂夜以继日勤奋工作，做军服，护理伤员，随部队艰苦转战，爬冰卧雪，登山渡河，还把歌声带给大家，她经常在行军战斗间隙给大家唱歌和教唱歌曲。歌声成了鼓舞战斗士气，战胜敌人的武器。

王铁环一家

王铁环1927年出生在密山县马鞍山村。她父亲王贵祥是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第3师的一名团长，母亲池明生也是抗联战士，她有一手好枪法，堪称百发百中。家中除了她以外，王铁环还有哥哥和弟弟。1935年6月的一天，传来日军要来扫荡村子的消息，乡亲们连夜逃难，王铁环一家就此参加了7军。从那时起，8岁的王铁环在第7军3师8团担任宣传员，负责发动群众抗日的工作。虽然年纪小，但王铁环在行军转战中从不让大人背着，跟着部队一起跑。1938年，她父亲在一次作战中不幸牺牲。后来王铁环到被服厂工作，女战士们染色、缝制军服等，她就做些力所能及的活。

1939年，王铁环随着母亲和抗联7军部分同志在第2路军领导的批准下，在排长倪德胜和另一名抗联战士的护送下过界去苏联。当时，日军在中苏边境防守严密，过境非常困难。王铁环清楚地记得，为了躲避日军巡逻队，他们在雪窝中趴了20多分钟，才成功越境。等她们过江后，王铁环听到了身后的枪响。事后得知，护送她们的两名战友原路返回到边境时遇到了巡逻的日军，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龙井开山屯厚洞村的崔仁镇，也是全家抗战，同时她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全家4口人都是中共党员，她在后方全力支持丈夫、儿子、女儿的抗日活动，并亲自投身于抗日斗争。在残酷的斗争中，她们一家4口人全部牺牲。

柴世荣参加拉起队伍抗日后，他的妻子柳素青和3个孩子也都参加了抗日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