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妇女抗战实录：英雄母亲的赞歌

梁树林

以梁树林为代表的英雄母亲群体，以她们对国家的极大责任感，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对所有抗战儿女的无比热爱，以中华女性特有的勇敢无畏、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的民族精神，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写下了一曲曲英雄母亲的赞歌。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惨烈战争中，她们失去了丈夫、儿子、女儿、儿媳、女婿，失去了世世代代生息的家园，但她们无怨无悔，勇往直前。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人民群众做出了平凡而又伟大的贡献，才使中国的抗日力量汇聚成不可阻挡的汹涌洪流，使东北的抗日斗争闯过无数艰难险阻，前仆后继，最终赢得了祖国的解放。限于篇幅，我们只能选介几位母亲。

梁树林，1895年出生，辽宁省开原县人。1926年，梁树林与丈夫吕庭元来到珠河县（今尚志市）定居。

九一八事变后，在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浪潮影响下，梁树林开始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并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0月，赵尚志成立了珠河反日游击队，建立珠河游击根据地，梁树林先后担任珠河县铁北区区长、区救国会会长，成为珠河、延寿、方正、宾县、五常5个县的地下联络站中心站长。梁树林还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珠河反日游击队，动员儿媳参加妇救会，她还让两个女儿12岁的吕凤英、10岁的吕凤兰都参加了儿童团，在她的影响下，丈夫吕庭元也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为游击队运输弹药和给养，全家人都走上了抗日道路。

梁树林不仅积极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组织妇女们给抗联部队送米送衣做军鞋，冒着生命危险为部队筹集军需物资，她还像母亲一样关爱抗联将士，把他们当作儿女一样关心疼爱。她家是部队的联络点，抗联领导人赵尚志、李兆麟、冯仲云、赵一曼、李秋岳等人都曾在她家开会、吃住等，她倾尽所有无私地支持他们。1934年秋，珠河县委特派员赵一曼患病，党组织把她送到梁树林家，交给她照料。当时，梁家生活十分困难，橡子面、野菜是主要食物。但梁树林想方设法弄点土豆、苞米面给赵一曼吃。她每天给赵一曼熬药、拔火罐，在她的精心护理下，赵一曼很快恢复了健康。

在极端恶劣的斗争环境中，她几次和赵一曼巧扮母女，躲过敌人的盘查。有一次，按党组织的安排，梁树林护送赵一曼去游击区侯林乡，因为赵一曼是南方口音，怕暴露身份，为了应对敌人的搜查，梁树林让她装作自己的哑巴女儿，在她的巧妙应付下混过了敌人的岗哨。分手的时候，赵一曼深情地称她为“好妈妈”。

的确，梁树林对抗联将士就像慈爱的母亲对待儿女一样疼爱，赵尚志手腕负伤后，她就把儿子赶车用的皮腿子，给他做了一副皮套子，给他套在胳膊上。

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女性一样，梁树林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一个“吕梁氏”的称呼，梁树林这个名字还是李兆麟给起的。

要抗日就会有牺牲，这是无法避免的残酷现实。1934年冬天，梁树林的二儿子吕文真在秋皮囤的一次战斗中牺牲，1935年，大儿子吕文财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她的大儿媳吕管氏也是共产党员，1934年入党，后被选为妇救会长并担任区里交通员，婆媳两人感情深厚，亲如母女。1935年3月6日，日伪军开始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烧杀，将房屋烧毁或拆掉，制造“无人区”，吕管氏急着走罗圈场奔太平沟去给游击队医院和被服厂送信，不幸被鬼子打死在罗圈场。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梁树林失去了3位亲人。但是这位英雄的母亲把仇恨埋在心底，她说：“革命不能怕流血，不能怕牺牲，咱们就是剩下一个人，也坚决抗战到底！”[1]赵尚志特地来看望她说：“你不要难过，从此我和大家就是你的亲儿子，你就是我们的亲妈妈！”

1935年，日军对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大讨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实行战略转移，2团团长王惠同、政委赵一曼带领2团留守根据地。鉴于严酷的斗争环境，党组织安排梁树林带着女儿去苏联或去第1军，但她主动要求留下，协助赵一曼将游击区的医院、被服厂转移。部队撤离后，她把哈东游击区文件和党员名册装在铁水壶里，埋藏在离家不远的山坡上，并带领几名自卫队员把抗联3军被服厂余下的布匹和棉线埋在大猪圈（地名）山沟旁的一个菜窖里，嘱咐女儿“妈藏的东西不能当外人讲，等有一天抗联3军主力回来，再交给党组织”。[2]

1936年7月的一天，梁树林到珠河给伤员买药，因叛徒出卖被特务逮捕入狱。在狱中，她受到残酷的刑讯逼供，皮鞭子抽、木棍夹手指、灌臭水，最后敌人把她吊上房梁，肋骨被打断了两根，门牙被敲掉了4颗，她疼得几次昏死过去，但她始终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降。

后来在中共珠河县委的营救下梁树林出狱。不久，在组织的秘密安排下，她回到家乡辽宁。1947年她又返回松江省尚志县（1946年11月，珠河改为尚志县）亚布力镇。新中国成立后梁树林被誉为“东北抗联吕老妈妈”，中央人民政府还授予她一面锦旗。1983年7月20日，这位英雄的母亲与世长辞，享年88岁。

金仁淑(www.xing528.com)

延吉县依兰沟的金仁淑，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献给了抗日战争，最后一个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堪称英雄的母亲。九一八事变后，延吉成为抗日游击根据地，许多爱国青年或是踊跃参加抗日斗争，或是积极支援抗战。金仁淑的大儿子东奎就经常在夜里偷偷地为游击队打制大刀，她则给儿子站岗放哨。一天，日伪军突然闯入村子，把金仁淑和大儿媳妇抓到学校，敌人把金仁淑吊在房梁上，用皮鞭抽打，逼问她大儿子在哪，是不是共产党员。就在这时，不知情的大儿子突然回来了，鬼子一松手，金仁淑掉下来摔昏了过去。等她醒来时已和儿子一起被抓走。但由于敌人没有证据，只好放了他们。

此后，金仁淑把儿子送到游击队，她为游击队传递情报，背着孩子撒传单，宣传抗日。1932年三四月间，金仁淑的二儿子光革与其他12名青年被杀害。这年冬天，金仁淑参加了赤卫队，和男队员一起并肩战斗，大儿子东奎当了游击队中队长，三儿子忠仁也成为少先队中队长。1933年3月，日伪军调集3000余兵力，对依兰沟根据地进行“大讨伐”。游击队的粮食供给越来越困难，派出去找粮食的同志有一半牺牲了，金仁淑积极乐观，带领群众挖野菜剥树皮充饥，后来费尽周折弄到一些冻土豆，她赶紧煮上，还没等煮熟，年仅3岁的小女儿今淑迫不及待地想要吃，但金仁淑先把土豆送到同志们的手里，最后才给今淑吃，她自己还饿着。1934年的一天，又接到敌人来“讨伐”的消息，此时担任南沟屯妇女主任的金仁淑必须带领群众在黎明前从三道湾转移到长津的苇塘里隐蔽起来，苇子长得有一人高，人们猫着腰往苇塘深处移动。尾追而来的日军骑兵赶到苇塘边的小山上，朝苇塘里胡乱放枪，大家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向里爬着，金仁淑背着小女儿，搀扶着一位80多岁的老大娘一起往里爬。这时，只听“砰”的一声枪响，小今淑凄惨地叫着妈妈。金仁淑明白，一定是孩子受伤了，可她想的更多的是不能暴露目标，于是，她把孩子顺过来，夹在腋下，把头蒙住，任凭孩子不断挣扎，小手撕扯着妈妈的衣襟，鲜血顺着母亲的腋下直流，等敌人撤走后，孩子已没有了声息。金仁淑打开腰带，孩子的小手已经冰凉，衣襟里滚落出还没吃完的土豆……母亲的泪水夺眶而出，但坚强的金仁淑擦干眼泪继续坚持战斗。不久，大儿子东奎、三儿子忠仁也相继在战斗中牺牲。

1945年抗战胜利时，她只剩下甲顺一个儿子了，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把这最后一个孩子送到解放战争的战场上。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她把甲顺又送到异国他乡，不幸的是，甲顺再也没能回来。在战争中，这位革命的母亲失去了她所有的孩子。[3]

李大妈

抗日战争时期，李大妈家住在宁安县上马河的小河套里。这不是一户普通的家庭，李大妈一家7口人都参加了抗日活动，老头李成海是地下交通员，儿子李奎明是团员，儿媳妇黄秀芝和李大妈是反日会员，3个女儿宝莲、双莲、春莲都是儿童团员，全家都冒着生命危险从事抗日斗争。

由于李大妈家比较安全，中共宁安县委机关和国际交通线的中转站就设立在她家，县委的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共产国际的机密文件很多都是由苏联转到她们家，然后由李大爷冒着极大的风险，穿过层层封锁线和哨卡，及时地送到中共满洲省委。抗联获取敌人的重要军事情报和枪支弹药，以及粮食、布匹、油盐、药品等，也大都经过李大妈一家送到山里。抗联将领李延禄、周保中，牡丹江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都多次到这里出席秘密会议，几乎每天都有党组织和部队的人吃住在她家，甚至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部长谭国甫也在李大妈家住过。

李大妈家境贫寒，本来就吃上顿没下顿，县委机关又设在她家里，再加上来来往往的人不断，更加重了生活负担。可她一家老小宁可在夏天吃野菜，冬天捡干白菜帮子和萝卜缨熬粥喝，也要省下粮食给领导同志和抗联战士们吃。全家只在年三十晚上才能吃上一顿饺子，剩下的白面就全留着做锅盔，这种干粮以白面为原料，加入碱烤做而成，易保存，吃起来脆生生的。有一年冬天，宁安县委书记李范五他们在李大妈家开会，可李大妈家连冻白菜和冻土豆都断了顿，她看着同志们一个个骨瘦如柴、面色灰黄，实在不忍心，急得她在房前屋后的雪地上直转悠，希望能找到一点可吃的东西，哪怕是个冻萝卜、冻土豆也好。可是没过几天，饭桌上竟出现了热气腾腾、香喷喷的小米饭。大家都很诧异：“从哪里弄来的粮食？”李大妈笑着说：“这是马河、后地的反日会员背着伪自卫团给你们送来的，你们可要吃饱，“宁安县这面抗日大旗，全仗着山里的周保中和你们擎着呢。”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是李大妈将儿媳妇黄秀芝仅有的几件嫁妆换了小米。[4]

没过多久，李大妈又将自己的女儿双莲卖掉换回两石高粱。那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春天，大家都面临着断粮的风险，正在这时，周保中派来交通员说，他要到李大妈家向县委汇报工作，李大妈听说周保中要来十分高兴，她知道周保中是抗日英雄，她连忙和李大爷商量分头上外屯借粮食去。出去两天后，李大妈和老伴都空手而归，家家都缺粮，谁家的日子都不容易、

几天过后，周保中带领十几个人来到李大妈家，要开一个重要会议。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十几个人一日三餐，每天饭桌上都会出现红豆高粱米干饭。大家都很惊讶，还以为是周保中弄来的粮食，可周保中说粮食不是他带来的，这么多的粮食从哪里弄来的呢？平时李大妈借一升小米熬粥，几乎要跑遍上马河，往往是空着手回来，现在小仓房里居然堆了几麻袋高粱。李范五问她从哪里弄来的这么多粮食，她轻描淡写地说：“我化缘来的，大个子，往后吃饭的事不用你操心，大妈保证不能叫你们饿着肚子打日本。”[5]

后来，县委机关的人发现李大妈的二女儿双莲不见了，大家这才知道李大妈为了同志们吃饱肚子，实在没办法了，才拿心爱的女儿换回两石高粱。李大妈不是党员，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仅仅是一名反日会员，却深明大义，在那个国难深重的年代里，为抗日救国她忍痛卖掉女儿！

李大妈还是一个聪明机智考虑问题细致周密的人。由于工作需要，李范五准备去小牡丹屯，临行前，李大妈精心地为他打扮一番。她拾掇一套棉衣，一件油渍麻花的黑布棉袄，肘头和袖口都露出棉花，棉裤是那种在裤腰上打个褶的老样式，一顶露着皮板的狗皮帽子。李范五穿戴上这套破破烂烂的棉衣，腰间系一根麻绳，手里拎个空油瓶，肩上搭条破麻袋，加上他到上马河以后，就剃了光头，但一直没刮过脸，经过这一番化妆俨然像个赶集的老农。李大妈看过以后，满意地点点头说，只是那双细皮嫩肉的手不像干庄稼活的人，她叮嘱李范五，不管走在路上还是开会的时候，手里不能离开小石头或砖头，经常磨手掌，天长日久就会磨出趼子。因为当时，如果日本人遇上要先检查手，看有没有茧子，发现手上没有，就把人当成嫌疑犯抓起来，手上有茧子，还要看长在什么部位上，看是撸锄把子的还是握枪把子的。

1934年春，县委决定派李大妈的独生子李奎明和黄秀芝到密山搞地下工作，她高兴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后来，李大爷调到满洲省委当交通员，李大妈也去了哈尔滨，住在三十六棚，以卖香烟为掩护。几年后，李大爷被捕入狱死在牢里，从此李大妈和党失去了联系，靠给三十六棚的工人洗衣服为生，最后她又回到宁安乡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她才找到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