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述所提到的，还有许多女交通员，她们默默无闻地战斗在这隐蔽而又时刻面临危险的岗位上。张宗兰，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佳木斯市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担任佳木斯市委妇女部长。张宗兰在领导妇女积极支持抗战的同时，还协助其兄张耕野处理党的临时性工作，参与为抗联部队购买、运送防寒用品、印刷器材及药品等工作。
1936年底打入伪桦川县公署担任文书的张宗兰，按照上级领导的要求不断搜集敌伪政治、军事等情报，并及时提供给市委或抗日联军，保护党组织和抗联部队的安全。在1938年3月15日的日伪大搜捕中，她和嫂子金凤英等6人乘坐佳木斯通往牡丹江的火车，打算回老家，不料被特务跟踪，在与敌人搏斗中，小侄女被摔死，张宗兰和金凤英被捕，不久牺牲。
交通员们在传递情报时也要小心谨慎，有时把情报缝在衣服里，或者藏在鞋里、小辫子里等，还要按事先约定好的暗号、地点进行单线联系，或者利用交通网进行接力联络来迷惑敌人，还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应对突发的情况。李氏然，1933年参加鸡东县东海哈达河沟里的抗联部队，做地下联络工作，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有一个女交通员把情报编在头发里，顺利完成任务。但同一种方法不能经常用，必须随时更换传递情报的方式。李氏然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做了一个假眼套，把写有密信的小棉纸条夹在中间，再带在眼睛上，安全到达了接头地点。1936年夏天，组织决定，让李氏然传递一份重要情报，通知山里的抗日部队下山攻打哈达河街里的日本守备队，破坏公路沿线的电话线。她找了一个挎筐，里边装着熟鸡蛋，腰扎一块围裙，又找来一根向日葵杆，把里边的瓤子掏出来，密信放进去，然后再填上泥土当拐棍。把另一封密信用一小块油布包好，放在狗皮膏药中间贴在腰上。当她走到一个山坡时，看见几个日本兵走过来，她急忙把拐棍扔到草丛里，用小树做个记号，继续往前走。日军问她干什么去，她装作害怕的样子回答：“我父亲有病，瘫在炕上，想鸡蛋吃，去看他。”日军搜了身，没发现可疑，见筐里只有鸡蛋，李氏然趁机说：“老总，请你拿几个鸡蛋吧。”日军拿了几个鸡蛋走了。她又回到小树附近找到向日葵杆，继续赶路，按时完成了任务。第二天，抗联和县游击队里应外合，消灭了日本守备队，还缴获不少战利品[6]。
[1]陈光旭、吴隆繁著：《杨松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页。
[2]张福元：《“梅花鹿”血溅磐石——抗日游击队交通员赵玉仙烈士纪实》，张大庸、韩裕平主编：《关东报国珍闻录》，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420-431页。(www.xing528.com)
[3]梁文玺编著：《黑龙江抗日战争时期地下交通》，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4页。
[4]解放前我国东北人民对日本在东北发行、流通的各种日本纸币的习惯称呼。1929年以前，日本一直实行金本位制，故称其纸币为金票。日本帝国主义逐渐侵入我国东北后，亦在东北发行并流通各种日本纸币，其中包括日本银行券、横滨正金银行券及朝鲜银行券等，对我国东北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
[5]《李范五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147页。
[6]梁文玺编著：《黑龙江抗日战争时期地下交通》，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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