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志清，1910年12月出生于宁安上官地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4岁与卧龙屯的孙万贵结婚。1933年3月，孙万贵被吸收为反日会会员，负责卧龙河后屯反日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在丈夫的影响下，丁志清也参加了反日会活动，他们的家成为宁安中心县委一个重要的地下交通站。
丁志清在革命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1934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孙万贵到抗联部队以后，丁志清留在家里继续承担地下交通站的工作。丈夫走后，她一个人领着3个孩子生活，还要工作，面临的艰难可想而知。但丁志清是一个外表孱弱而内心坚强的女性，她多次出色地完成了掩护和护送县委负责同志过往卧龙河的任务。
1936年元宵节前夕，儿童团员黄晓英在日本宪兵队院内撒出传单的第二天，宁安县日本宪兵队贴出通缉令，重金悬赏捉拿撒传单的女孩。悬赏布告上明码标价：抓住活的赏20万金票[4]，死的赏10万金票，凡是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均由保、甲长领着，后面是日本宪兵和伪警察端着刺刀逼着来看布告，认为可疑者即押往宪兵队审讯。这时候，敌人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小姑娘，很活跃，经常和县委及共产国际来的人接头，并知道县委机关，他们想抓住这个小姑娘顺藤摸瓜，一举消灭县委，但他们还不知道她的姓名，只能大肆搜捕，无数人被抓捕拷打。黄晓英的四哥黄德海，当时是里红外白的牌长、抗日会员，因为在限期内没能抓到人，被宪兵队打得皮开肉绽。当时形势非常危险，黄晓英无法在家里待下去，周保中派田仲樵到她家帮助她出逃。在田仲樵的安排下，黄晓英到东卡子门外找一个地下交通员，这个交通员就是丁志清，黄晓英跟着丁志清到了她家。
李范五在他的回忆录里充满深情地记录了这段感人而又心酸的往事。这是一个极其贫穷的家庭，真的一贫如洗：
“两间矮趴趴的破草房，屋里四壁挂满了白霜，3个孩子挤在一床破渔网似的麻花被里早已睡着了。桌上有几个菜团子和两碗冻白菜汤。丁志清放下筐，急忙从锅里拿出几个大饼子说：‘快吃吧，吃完饭到后院的板仓子里。’黄晓英刚吃了几口，就听见外面传来一阵狗叫声，丁志清‘噗’的一声吹灭了灯，随手从炕上抱起那床破被说‘查夜的，赶快跟我走！’
“丁志清的吃奶孩子被惊醒了，冻得直打哆嗦，‘哇哇’地哭叫起来。黄晓英不忍心将仅有的一床被拿走，说：‘丁大姐，你家就这么一床被，可不能把孩子冻病了。’丁志清见黄晓英执拗地把破被又盖在孩子身上，只好拉着黄晓英的手，把她送进四面通风的木板仓子里。黄晓英在空荡荡的仓子里一连蹲了两天三夜。正月十五刚过，正是滴水成冰的大冷天，只一天的工夫，黄晓英的手脚全都冻起了潦泡。丁志清担心她被冻僵，夜里三番五次地来到板仓前，轻轻地唤醒她。
“丁志清家实在找不出一件东西能为她御寒，最后只好把家里仅有的两条破麻袋和一张硬邦邦的破狗皮塞给了黄晓英。丁志清见她手脚冻得由白变紫，于是，她边用茄子秆水为她洗手脚，边流下了眼泪。并一再要伴她同住在板仓里。当时，黄晓英又冷又怕，真希望丁志清能同她作伴，但是一想屋里还有3个可怜的孩子，黄晓英就婉言谢绝了她。在这3天里，丁志清每天把家里仅有的一点苞米面做成热气腾腾的大饼子准时送进板仓，却让她的3个孩子啃那苦涩难咽的菜团子。”(www.xing528.com)
第三天后半夜，上级来信让黄晓英到游击队去，令黄晓英没想到的是，丁志清也要和她一起参加游击队。当时，丁志清有3个未成年的孩子，分别为7岁、4岁、1岁半，扔下他们怎么办？但丁志清意志坚定，带着黄晓英上了山。临走时，她俩走进屋，小女儿正饿得哇哇哭叫。丁志清搂过孩子边喂奶边嘱咐大女儿说：“梁柁上挂着那几十穗苞米种，赶明个儿你跟小二抱磨杆拉点细苞米面，你小妹饿了，就给她搅点面糊糊喂她。”大女儿不解地问她干啥去，她说：“你不是天天念叨爸爸嘛，我和你姨找他去（其丈夫孙万贵是抗联战士），一两天就回来。”丁志清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正在吃奶的孩子的头，“天黑的时候，早点把门闩上，别忘了半夜起来把小妹尿尿……”[5]
一向坚强的黄晓英，此时也忍不住流下眼泪。
丁志清怕大女儿看出破绽，急忙把孩子塞给她，因为没吃饱，小女儿号啕大哭，丁志清她们走出很远还能听到孩子的哭声。
没有人知道此时丁志清是怎样的一种心情，没有人知道3个孩子等不到妈妈回来，该是怎样撕心裂肺的哭嚎，没有人知道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对母子来说，这种生离死别该是怎样的一种煎熬！
找到抗联队伍后，丁志清再没能回家。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战乱年代，这3个孩子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们为寻找母亲，一路乞讨，从黑龙江流落到内蒙古，成了流浪儿。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丁志清才通过组织找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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