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各军被服厂的情况都差不多，女战士不多，缝纫机也只有那么几台，条件十分艰苦，因此她们的工作量巨大，任务繁重，尤其是换季时，为了尽快让战士们换上应季的衣服，她们都要连夜赶制。
当时大部分抗联部队都把弄到的布匹、棉花、粮食等藏在离被服厂二三十里甚至更远的地方，需要女战士们亲自去把这些物资运回来。特别是在冬季即将到来时，女战士必须赶在冬季下雪之前，把部队留下来的东西全部运回。如果等下了雪，不仅搬运起来更加艰难，还会在雪地上留下足迹，造成隐患。为此，女兵们每天往返一趟，老同志每人一次扛一袋粮或几匹布，新来的小战士就少扛点。这是一种高强度的劳动，几天下来，战士们的肩膀都被压肿，脚上也打起了血泡，但是没有人叫苦叫累。
在5军，一批任务下来后，王玉环等人按军部的指示，给女兵们开了一个会，会上要求，3人为一组，使一台缝纫机。开完会，大家就开始干活，没有用机器的同志，就把过去做好的衣服抱到山坡上去锁扣眼。在整个被服厂，呈现一片繁忙的景象，蹬缝纫机的、锁扣眼的、钉扣子的，大家有条不紊地忙活着。到吃饭时，不会使机器的女兵便组织起来，趁空跑到机器上去学。余下的碎布角做袜套、扎衬领。一晌午能做好几十个。杨贵珍她们把扎好的袜套、衬领写上“抗日救国，勇敢杀敌”的字样，装进做完的衣服兜里，得到的战士非常高兴。为此，她们还收到青年义勇军的感谢信。
妇女团的同志们、姐姐们：
从你们进密营工作后，我们非常想念你们，大伙天天都盼着你们早点完成任务，出来和我们一起工作。
昨天我们穿上你们做的新军装，高兴极了。同志们都说：你看，多威风，再去打鬼子，光凭这衣裳就能缴伪军的械。更使我们高兴的是，还有不少同志从兜里摸出了袜套、衬领。摸着的同志跳了起来，可没摸到的同志有点不高兴，有的还噘嘴了呢。姐姐们，要是有功夫，给我们一人做一个吧，我们都喜欢那些东西呀！
下边署名“青年义勇军全体同志”[7]。
女兵们听完信，有说不出的高兴。
在6军，为了完成一批单衣，李在德专门负责蹬缝纫机，连续多日的熬夜，累得她眼睛极度疲劳，机针甚至把手指头都扎穿了，可她一声不吱忍着疼痛继续工作。负责做帽子的李桂兰也疲惫不堪，一打瞌睡就把针扎在了手上，她甚至把有弹性的树叶茎支在眼皮上，继续工作。
为解决夜间干活的照明问题，裴成春和李在德将剥下来的桦树皮和松树明子点燃照明，只是烟很大，每个人都被熏得黑乎乎的。经过许多日日夜夜的辛勤工作，终于将300多套单衣送到前线，受到军部通令嘉奖。
在冬季来临时，要把所有的棉军装都做完，保证战士都能有棉衣穿，还要趁着下雪天把军装送到密林深处藏好，雪后难隐蔽，而且还会留下痕迹，容易被敌人发现。军服做好后，还要把缝纫机等东西藏好，不能让敌人发现这里是被服厂。每天她们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的觉，异常辛苦劳累。
被服厂的工作，除了正常的任务外，还时常有一些紧急任务，周保中曾经在1937年2月6日下过一道紧急命令，当时第1师师部、1团3连、2团1、3两连，由于长途行军衣服破烂，亟待补充。他命令4团团部负责立刻开设裁缝所，就现有的白布连夜赶做单军衣、裤70套，由2月7号起限2月12日以前完成。
由此我们看到，这批活要的很急，命令下得很死，前后5天时间，承担任务的女兵们其辛苦可想而知。
除了给自己所在部队做军装，她们有时还给群众、义勇军做衣服。抗联第2军的被服厂，准确地说是东北人民革命军2军的被服厂，“各种各样的服装都会制造（包括各种军装、军帽，各种衣服如衬衣、便衣、洋装、日本大和服、中国的服装、高丽的服装，都能造，并且造得非常好），每天一个厂子能造一二套军服。我们的军装都是自己造，我们军队的人员全是军服。间岛一带很多的山林队，做各样衣服都到我〔们〕的被服厂做，我们不要他们的成衣费，白给他们做，他们很喜欢”[8]。
抗联各军之间也互相支援。第5军被服厂的女兵们就曾经为第4军留守处的指战员做过军装。
1938年东北抗联第4军西征后，当时留下一个连的兵力设为留守处，主任为彭施鲁。彭施鲁接到任务后率领30余名骑兵，以及20余人的伤病员在宝清大叶子沟外的葫芦头修建了新的密营。
时值秋季，眼看就要入冬，棉衣还没有做好。之前，都是把弄到的布匹棉花分散到老百姓家，等她们做好后再收回来。但在1938年以后就不可能这么做了。恰在这时，第5军的妇女队在王玉环的带领下，来到留守处，她们在这里住了20多天，为留守处的指战员赶制出了过冬的棉衣。第5军第3师第8团的3名女战士也被安排在留守处缝制棉衣，一个月后她们去了勃利。[9](www.xing528.com)
战争环境决定了被服厂的不稳定。日伪军经常来“讨伐”，每到行军转战，她们身挎着大枪，背着或顶着缝纫机，在山沟树林里行军转战。有时根本来不及建厂，她们就在行军的间歇时间里缝制军装。夜晚，借着月光或是篝火，继续缝制，军服的一针一线，浸透了女战士们的辛勤劳动。
女兵们出色的工作受到了领导和战友们的表扬：
周保中在1938年5月22日给下属的一封信中说道：“我们许多负责同志注意不够，首先忽视了妇女革命集体的功绩，1934年以来，几万套军服谁做的……”
在1938年6月4日的一封信中又说道：“对于依东后方妇女同志，年年辛苦，我们数年来几万套军衣都是我们妇女同志用革命的忠实和辛勤所制造的。”
周保中不仅充分肯定被服厂工作，同时也非常关心山里女兵们的生活，1937年7月30日，曾以军部名义书写一封《第5军军部关于继续努力工作问题给东部派遣队第2师妇女组的信》，随信还给女兵们捎去了治疗妇科疾病的鹿胎膏。周保中在信中写道：
东部派遣队第2师妇女组李志雄同志转全体妇女同志们！
你们很英勇的随东部队远征，受相当的辛苦，到依东以后你们在2师后方又做了些工作成绩，这是值得赞美的。
……
你们现在的斗争是有光明的前途和无穷的荣幸的，你们是中（国）、高（丽）被压迫民族的先进妇女。你们参加解放战争，反对日本强盗军事法西斯蒂，你们有一切决心的表现，你们有了相当的工作成绩。可是革命的成功，还要经过更多的艰苦斗争，希望你们时刻提起精神，加紧努力，又准备有计划的不断工作。
……
同志们！希望你们前进！努力！祝你们身体健康，给你们捎去鹿胎膏二两，由组长分给有病者饮用，无病者亦可多少服用。[10]
1937年6月，6军女兵还承担了东北抗联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即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的接待工作。参加会议的有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第3军军长赵尚志，第5军军长周保中，省委宣传部部长包巨魁（张兰生），第6军军长戴鸿宾、第6军政委张寿筏、总参谋长冯治纲、秘书长黄吟秋，下江特委书记魏长魁，第9军政治部主任许亨植，第6军第4师政治部主任吴玉光，第6军第2师政治部主任张兴德，第3军军部宣传科科长于保合，北满团省委书记黄成植，第6军军部秘书徐文彬等。
按照冯仲云的指示，裴成春带领女兵们的主要任务是做好这次会议后勤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女战士们向与会代表特意赠送了每人一套崭新的军服。在地方党组织协助下，3军、6军后勤人员送来大米、白面、豆油等。这些物资只能送到山下指定地点，然后由被服厂的战士从几十里外的山下背上来。会议期间，女战士们为顺利开会全力以赴，做饭、洗衣，女兵们还采摘许多野菜，战士们又打了不少野味，改善会议伙食。因为李桂兰会刺绣，裴成春又交给她一项光荣任务，让她绣一面党旗。李桂兰非常激动，一针一线仔细地在红旗上绣上了镰刀斧头。
这次会议开了20多天，准备的粮食不够，最后几天是以野菜粥或野菜沾盐水充饥的。晚饭时，因为是露天会餐，不时有蚊子飞进碗里。指战员们幽默地说：“两个蚊子一碗汤，三个蚊子一盘菜，咱们这是蚊子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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