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妇女抗战：自力更生的工厂建设

自己动手建厂房。抗联各军被服厂都是白手起家，女战士们自己动手，或者依山挖洞，或砍伐树木，建造厂房，有的建成木刻楞厂房，有的就是地窨子、地窝棚，各式各样。最好的是战士们自己盖的木刻楞厂房，

徐云卿在《英雄的姐妹》一书中对建造被服厂曾有较详细的记述。

徐云卿参军之初，曾跟随第5军妇女团的同志在老根据地安宁向三道通一带活动，妇女团当时住在穆棱萝卜窖沟。跟着军部的妇女团战士只有十几名，其余大部分分散在连队中。在这十几名女战士中，除了队长王玉环外，全是从第2军过来的朝鲜族女同志。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女兵们拉锯、放木盖起了一座简易被服厂。

于保合回忆他去3军被服厂筹建电信学校时，看到的被服厂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这里有木刻楞房子，一条条粗长的树干横卧为墙，交接处是刻出沟槽互相咬合的，十分结实，房顶是用木条和树皮覆盖的房盖。这种木刻楞房子当时在林区很普遍……房门向南敞开，东、西有火炕，炕上铺着苇席，在屋子中间放着用厚木板做成的长条桌子，桌子两旁是长条木凳。这个又长又大的桌子就是被服厂的工作台。”[5]

由于各种原因，6军被服厂多次搬迁，选址和建设密营都是裴成春负责。1936年汤东被服厂遭到破坏后，转移到帽儿山。1937年初，大雪飞扬，裴成春带着仅有的几个人顶风冒雪背着缝纫机来到帽儿山。她们随身带着大锯、斧头等工具，开始伐木建厂房。这些本应由男性承担的繁重劳动，裴成春她们都是亲自动手，她和李在德两人合手拉锯放木，动作十分熟练，一会工夫，一颗挺拔的大树轰然倒下，李敏和穆书勤负责用刀剥树皮。

大约在1937年4月间，一座崭新的木刻楞子房建立起来，5月间投入生产。厂房面积约有300平方米，用桦树皮拼成的房盖上面苫上一些草，屋顶留有一孔天窗兼做烟囱，锅灶、凳子都是用石块、木墩子做的。一个被敌人丢弃的空油桶，凿开后扣在地上当炉子。厂房虽然简陋，却是女战士们亲手建成的，她们和两名裁剪师傅在这简陋的房子里，用仅有的6台缝纫机，为6军及兄弟部队赶制了一批批军衣、军帽、军旗、子弹袋等。

第3军被服厂也是女兵们用木材搭起的一个简易房子作为被服厂的工作间。

1939年春天，抗联7军设在虎林的臭松顶子密营被敌人破坏后，转移出来的女兵们走了三天三夜，到了小马鞍山（今虎林市东方红镇以南），树林子边上是向阳的山坡，山脚下有一条七虎林河，女兵们就在河北岸的向阳坡上搭起个草棚子，又搞起个森林被服厂，男同志在山下站岗，女战士们夜以继日地赶制服装。

被服厂的所有工序除布匹外的染色、裁剪、缝制，全靠女战士们自力更生。因为布匹主要来源是缴获敌人的或者通过各种渠道购买的，没有统一的颜色、质地，有时弄到的就是一批白布，这就需要染色。被服厂也没有染料，女战士们发挥聪明才智，她们扒树皮，煮染料，自己染色。(www.xing528.com)

在抗联5军，被服厂的女战士们就是自己动手把弄来的布匹染色，这是妇女团的片莲花和一些朝鲜族女战士的拿手活。在片莲花的指导下，女兵们上山采柞树皮、桦树皮、榆树皮，把这些树皮的老皮扒掉，用嫩皮来做染料。她们支起几口大锅烧上水，把树皮、布匹放进去煮，等布被染色之后就在山坡上晾晒。

这样一匹匹白布就变成了可以做成军装的黄布了。

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抗联6军。由于敌人实行冬季“大讨伐”、大封山，妄图把抗日联军困死在山上，整个冬天都没有布匹运进山里，已经到了1937年的初夏，6军的许多战士还穿着棉衣。后来终于弄到一批白布，运进了山里，军部下令加紧赶制一批单军装。在裴成春的带领下，女战士们夜以继日，连续奋战，用扒下来的树皮染色。先用大锅煮树皮，煮出颜色后，再把经过河水泡过的白布放进去，加热煮一段时间，等白布吃透了颜色再捞出来放进河水冲掉浮色，之后晾晒。晾干后用脚踩或用板子压住使布匹平整，然后再剪裁，最后做成军服。

服装的样式也主要靠女兵们自己裁剪自己设计。

布匹被染好后，大家开始做衣服。在5军，片莲花和陈玉华都是妇女团最巧的裁缝，她们能按照号码的大小，一下子裁出十来件。一天下来，手都磨出了血泡，但她们毫不在意，用布角包上出血的手继续干活。

东北抗联部队没有统一的军装样式，游击队时期基本上是便装和缴获的日伪军服装。到人民革命军和抗联时期，各军军服也不统一。抗联1军1936年前没有统一服装，后来统一为黄军装。抗联2军1934年开始统一服装，是树叶子染的黄色，制成和日伪军相似的服装，佩戴红领章和战斗帽，穿胶鞋，绿色绑腿。抗联3、4、5、11军部队穿黄色军装，戴土黄色帽子，穿胶鞋，蓝或白色绑腿。抗联6军服装在1937年时都是黄、绿色的。样式由裴成春根据战士们喜爱的马裤和冯仲云介绍的工农红军的服装样式，剪裁了一套，征求领导和战士们的意见，最后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确定了服装的样式。据李敏回忆，6军服装样式上衣像中山装，衣兜中间竖着折两道，扎上明线，裤子是马裤，帽子仿苏联红军布琼尼骑兵帽样式，制成的军帽是由6片拼成，有帽檐，帽子前面有颗红五星，帽顶中央有个约3厘米高的红疙瘩。关于军服的样式，1937年5月23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有一幅画曾有报道。后来在西征路上，李兆麟多次讲道：“我们的抗联帽是代表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红军的标志……”[6]

除军服外，被服厂还缝制军旗、帐篷、机枪套、挎包、子弹袋、胸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