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部队的被服厂以女战士为主,80%—90%为女性。东满特委书记、人民革命军第2军政委魏拯民1935年12月在向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中说道:“被服厂——即造军用服装及一般用衣服厂现在有4个,每县1个(延吉、安图、汪清、珲春),共有工人(完全是女的)36个,都是党团员。组织有支部,能经常开会,工作精神很好。”[1]
魏拯民的报告说明抗联2军这些被服厂的工人全部都是女战士,其他各军被服厂厂长、裁缝队长及战士也主要是女性。
东北抗日联军的一切给养包括弹药衣食等全部靠自己解决,没有人给他们发放武器粮饷,因此抗联部队十分重视后勤补给工作,在后方设立兵工厂、修械所等设施的同时,也大都建有被服厂,为抗联将士提供衣服、手套、帽子等。
据现有资料显示,除第10军外,其他各军都有被服厂,这些被服厂的机器数量、人员、规模大小不等,有的早在游击队时期即建有被服厂。
汪清县的腰营沟抗日根据地,位于汪清县北部山区,现鸡冠乡西北部腰营沟村,是汪清县存在时间最长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自1932年建立至1935年末撤离,存在3年时间。1933年春建立了腰营沟区苏维埃政府(后改为人民革命政府)。苏维埃政府在创办兵工厂、印刷厂的同时,就组建被服厂,由10名妇女组成的裁缝队,用1台手摇式缝纫机为游击队战士做衣服,坚持了整整3年。[2]
1932年秋,中共平岗区委书记金炳洙等一批干部开始向渔浪村转移,着手筹建和龙县第一块抗日根据地。同年12月,大砬子、开山屯和三道沟区游击队,也陆续转移到渔浪村游击区,正式统编为由县委军事部领导的县游击中队。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渔浪村游击根据地建立了被服厂、军需科、武器修理厂、炸弹制造厂、制酱厂、医院等。其中的被服厂、制酱厂主要是女战士。此外,她们还担负炊事员、护理伤病员等工作,如兵器厂先期负责人朴永淳的妻子就负责兵器厂的伙食工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女战士们为部队做军装,用草绿色的防水布缝制统一的军服,帽子上缀有小红星。(www.xing528.com)
东北抗联第5军被服厂,1936年以前在以宁安为中心的老游击区活动时就有,1936年转移到中东铁路以北在三道通、四道河子等地,1938年以后以宝清为中心的兰棒山区游击根据地的密营里也有被服厂。厂内有较健全的组织机构,有负责验收和检查质量的,有负责打包的。有的厂子有30多台缝纫机,如依兰喀上喀沟里的被服厂就是规模较大的厂子。
抗联第6军在游击队时就曾建立了一些生活基地。1935年夏季,汤原游击队打掉了汤原县一个亲日大地主,缴获了一批白布和两架缝纫机。此后,由裴成春、李在德和李桂兰等组建了亮子河密营被服厂。她们一开始都不会做衣服,地方组织找来一位支持抗日的老裁缝到密营教她们使用缝纫机,为部队做衣服。在人民革命军时期,第6军依托小兴安岭有利条件,后方基地建设有了更大发展。后来在帽儿山后方根据地建立了被服厂兼医院,有夏嫂(夏云杰之妻)、冯嫂(冯治纲之妻)、李在德等十几名女战士,为第6军制作了数以千计的军服、子弹袋等。第6军在抗日联军中曾被誉为“经济生活最优越的部队”,这其中就有被服厂女兵们的功绩。
据李敏回忆,有一次,部队缴获了一批棉花和布匹,但是她们只有3名女战士,还没有缝纫机,也没有裁缝师傅。为了尽快做好棉衣,她们把布料剪裁好,分给男兵帮忙做。他们忙活了好几天,终于穿上棉衣,结果一蹲下时,却开线露出了棉花。男兵们不好意思地说:“这回呀,才真正体会到女人的辛苦,没想到这玩意儿这么难呀!我们的队伍里要是没有女战士的话可就惨啦!”[3]
从建立人民革命军时起,各部队就自上而下地建立健全后勤组织,军有军需处(第5军称经理处),编制有处长,下设几个军需官。有的军需处工作分两组,一组管前方的军需工作,一组管后方的军需工作。军需处(经理处)这些被服厂为人民革命军(有时也帮助义勇军)加工军服、鞋帽等。如东满根据地被服厂有4个,共有缝纫机25架,能缝制多种服装,东满的抗日部队都穿着自制的军服,军容整齐。
被服厂编有厂长、副厂长、指导员,厂长负责厂里全盘工作,厂下设有裁剪部、缝纫部、材料部、管理部、警卫排。被服厂的安保工作很严密,有着严格的纪律。几个较大的被服厂都有前哨卡,有战士持枪警戒,另外还设有地枪。山外的人员,除部队领导和交通员是不准和被服厂人员接触的,只有厂长与外面发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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