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强4军的政治力量和群众工作，1934年初，在密山县委宣传部工作的李槿淑被调到4军，担任妇女主任兼宣传处长，使4军的宣传工作和妇女工作很快就有了新的起色。他们走到哪里，就把宣传工作做到哪里，行军所到之处，李槿淑就安排召开驻地的妇女会议，或把她领导的女兵们组织起来分成小组，到老乡家里宣传。她待人亲切，善解人意，很快就能和乡亲们打成一片，很长时间被认为是个“善说六国”的汉族姑娘。李延禄说：“通过她的工作实践，证明了我们选择的这位年轻的妇女主任和宣传处长确实给4军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教育群众的工作奠定了新的基础，成为4军的得力干部和出色的宣传鼓动家。”[6]
1935年11月，驻在勃利县青山里的一个小部队——由黄枪会员组织起来的救世军的一个营，营长王应武和几个法师，准备投降日寇，4军党委决定让李槿淑去做工作。但是，这支队伍的官兵都迷信神佛，谈话都禁止谈论女人，他们认为女人是不吉利的象征，因此，有人怀疑派李槿淑去很难收到好的效果，而4军中此时难以找出更合适的人选。最后军部依然决定派李槿淑去，并把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危险跟她说明。李槿淑毫无惧色，充满信心：“一定完成任务，请军长放心！”
在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后，李槿淑带着由4军和地方抗日会几个老人组成的“慰问队”来到王营长驻地。她首先向士兵们传达了4军领导和战士们对他们的问候和谢意，并向每个人分发毛巾、香皂等慰问品，每件慰问品上都写着：“抗日到底，最后胜利”“打倒东洋鬼，爱国保家乡”等简短有力的宣传口号。士兵们拿着这些来之不易的慰问品都感到非常珍贵和亲切。李槿淑不失时机地开始宣传，从个人身世到抗日战场，从小家到国家，“朋友们，我们都是有家有国的人，可是今天，我们又都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屈膝求生，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侮辱，结果是倾家丧国，民族灭亡；另一条是起来反抗侵略者，从我们的国土上把他们打出去！”看着沉默不语的士兵们，她继续引导：“我们处在国破家亡的紧急关头，每一个有正义有民族气节的人应当怎么样呢？是像绵羊一样等着人家来杀死呢？是在敌人面前屈膝投降？还是起来反抗呢？”她接着响亮地回答，为了不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我们决不能投降，更不能屠杀自己的同胞。李槿淑发自肺腑的一席话，在士兵们的心中激起波澜，燃起了他们心中的爱国激情，抗日的念头也愈加坚定。尽管救世军里那些想投降的法师还振振有词：“我们是——天降神兵，不能——听信凡言，应当——听从天意，不然，老母——会惩罚我们……”但士兵们已经听不进去了。在士兵们要求抗日的压力下，王营长不得不放弃了投降的打算，允许他的士兵和4军联合抗日，他自己和坚决维护“神权”的法师们，留在勃利县青山里的深山老林闲居起来。(www.xing528.com)
就这样，一部分想要投降的救世军，经过李槿淑慰问宣传，变成了坚定抗日的部队。后来，李槿淑被东京城的警察局逮捕，被押到日本宪兵队，受尽酷刑拷打，依然坚贞不屈，最后被杀害。[7]
1932年，在小汪清一带出现了一伙土匪，他们经常骚扰群众，掠夺财物，杀害无辜百姓并暴尸街头，给这里的群众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尤其是妇女更是惊恐万分。面对这种情况，小汪清区委妇女委员崔今淑向党组织提出“找这伙土匪，做说服教育工作。”她要亲自去，她说：“我已做了最坏的打算，但为了保证群众能平安的生活，我愿意冒险。”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她的请求，并选派几名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同志和她一起去。崔今淑机智勇敢，胆大心细，冒着生命危险踏进了土匪窝子，面对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崔今淑泰然自若，令土匪大吃一惊，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年轻妇女竟然敢到他们的地盘。崔今淑坦诚的说明来意，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提出各族人民要团结起来，一致抗击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土匪头子反问崔今淑：“说抗日，你们妇女能干什么？”崔今淑答道：“天下兴亡，不光是男人负有责任，女人也有一份，我们妇女打仗、做饭、洗衣、缝衣什么都能干。”听了她的宣讲，土匪们羞愧难当，心服口服，从此以后，再没有到小汪清一带骚扰群众，还帮助抗日游击队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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