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牛坊”位于哈尔滨道里区新城大街（今尚志大街），是一座独门独院的平房，因“房主冯咏秋夫妇爱好花草，每年春季都在房前种植一些牵牛花，到夏秋两季，鲜花盛开，花茎蔓爬满房檐，有红的、蓝的、黄的、白的，宛如一面织锦屏障，十分好看，因此得名‘牵牛坊’”。[11]牵牛坊在当时是一所比较宽敞的住宅，房内的格局是三间大房子，北边一间隔成两间做卧室，南边一间也隔成两间，一间做卧室，一间做厨房，中间一间作为客厅。客厅正南面有两扇大窗，两窗之间的位置放着一个大写字台，铺着红毡，备有笔墨纸砚和画具，来客均可随意写诗作画。
牵牛坊的主人冯咏秋，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曾在《京报》做记者。他多才多艺，在哈尔滨是小有名气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而且思想进步，拥护共产党，关心国家的命运，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同时他又热情好客，交际甚广。牵牛坊的另一主人是黄田（黄之明）与袁时洁夫妇。黄田与萧军是同学，爱好文艺，思想进步，当时是伪香坊警察署署长，这一身份也对来牵牛坊的人起到了有效的保护作用。袁时洁的哥哥是共产党员，他们夫妇深受影响，都倾向共产党。因此，牵牛坊成了当时左翼文化人士经常聚会的活动场所。
牵牛坊里聚集了萧军、萧红、白朗、舒群等一大批左翼文化人士。萧红曾以《牵牛坊》为题撰文写道：“夏天，窗前的牵牛花爬满了窗门，因为这个叫牵牛坊。”
这些富有爱国之心、思想比较进步而且爱好文艺的文化人，经常聚集在这里纵论国事，关注民族命运，排练戏剧，谈论人生。此外，还有一些进步的职员、教师和学生。这些人大多是有理想有抱负的爱国青年，他们都不甘心做亡国奴，都有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
在这里，萧红、白朗等尽情释放被压抑的爱国思想情感。萧红每次来这里，都会带来一些进步书刊，如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俄国作家果戈理的《死魂灵》及鲁迅的名著。她经常和住在这里的袁时洁散步聊天，她说：“一个人既受着政治压迫又受着经济压迫，而且常常感到有话无处去说，你说该是多么痛苦的事啊！”她们纵论抗日救国、妇女解放以及诗歌、小说、戏剧等。尽管萧红经历坎坷，屡遭挫折，但依然充满乐观精神。
萧红和白朗这两位志趣相投的朋友在“牵牛坊”更是无所顾忌地敞开心扉，谈论共产主义、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和共产党员的坚贞不屈等。她们态度明朗，性格坦率，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有人小心翼翼地提醒她俩：“注意少谈马列，少谈政治。”她俩说：“这本来就是应该说的，这是谈学问有什么不可以！”[12]
牵牛坊也是中共哈尔滨市委的秘密联络地点，共产党利用左翼文化人在这里聚会的机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对这些进步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也经常到牵牛坊，有时是和地下党接头，有时则和左翼文化人士吟诗作赋，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他们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讨论文学名著，介绍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斗争事迹，为他们提供写作素材。在党的影响下，许多热血青年走上了抗日的道路。牵牛坊成为当时哈尔滨文化界人士的活动中心。
经常参加牵牛坊聚会活动的女性萧红、白朗等，通过与共产党人的接触，使她们更加开阔了眼界，增加了文学知识。冯咏秋自命绰号“傻牛”，还给常来的朋友起一个带“牛”的绰号，“老牛、健牛、黄牛、肥牛、瘦牛、母牛……”牵牛坊每来一位新朋友，大家就会调侃说：“又牵来了一头牛。”[13]萧红在其系列散文集《商市街》中的《牵牛房（坊）》一文中写道：“因为没有去处，以后常到那地方去闲坐，第四次到他家去闲坐正是新年的前夜，主人约我们到他家过年，其余新识的那一群也都欢迎我们在一起玩玩。有的说‘牵牛房（坊）又牵来两条牛（指萧红和萧军）！’”姜椿芳、袁亚成、侯小古、任白鸥、陈涓等哈尔滨口琴社成员也常到牵牛坊来参加活动。
星星剧团和哈尔滨口琴社都是在牵牛坊组织成立的，他们还在这里排演了许多进步剧目和歌曲。(www.xing528.com)
在伪满洲国那个年代里，人们当然不能随便谈论政治，不能议论国家大事，这些有思想共鸣的青年人在牵牛坊，可以袒露心声，谈论抗日救国，民族解放，也可以进行文艺宣传，唤起民众觉悟。他们还经常阅读和研究高尔基、普希金、果戈理、鲁迅等人的文学作品，气氛十分活跃。为了大家的安全，牵牛坊的主人冯咏秋规定：来牵牛坊不得三五成群，必须单个人来，单个人走。
除了文化人士，还有一些进步的女教师女学生也被吸引到牵牛坊。
1935年，日本侵略者开始了更加疯狂的大搜捕，牵牛坊受到敌特的注意，活动很难再继续下去。临别前，冯咏秋画了一幅风景画，请大家签名留念。常来牵牛坊活动的鲁少曾挥笔写下了一首诗：
牵牛粉角逐屋尘，
花小香微有志深。
但愿此画传千古，
尽是名家历史人。
1936年11月2日，萧红在日本东京寄给萧军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两三年的工夫，就都兵荒马乱起来了，牵牛坊的那些朋友们，都东流西散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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