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哨》被勒令停刊后，罗烽等人积极寻找新的宣传阵地，决定充分利用白朗在《国际协报》担任副刊主编的便利条件。白朗原名刘东兰，又名刘莉、弋白、杜微等，辽宁沈阳人，后迁居到齐齐哈尔。1929年18岁的白朗与表兄罗烽结婚，并来到哈尔滨。
此时的罗烽是中共呼海铁路特别支部宣传委员，整日忙于开展抗日斗争。当白朗得知丈夫所从事的工作后，就自觉地帮助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抄写资料、保管党内文件、开会时为他们站岗放哨等。1932年夏天，国际联盟调查团来到东北，为了让群众了解真相，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杨靖宇亲自召开会议，决定发动群众示威游行，散发传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并决定扩大罗烽主编的秘密地下小报。白朗竭尽全力支持罗烽，帮他日夜刻写钢板，印刷宣传品，成为党的可靠助手。1932年白朗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反日同盟，反日同盟创办的油印《民众报》，社址就设在白朗家，她全权负责抄写、排版、刻印，工作非常繁重，但她尽心尽力，毫无怨言。
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有一份民办报纸《国际协报》，其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尚未占领哈尔滨时，《国际协报》曾发表过言辞激烈的评论文章，号召东北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救国。报纸还及时报道了东北各地抗日斗争的消息，鼓舞人民英勇抗击侵略者。
1933年4月，《国际协报》编辑出版《国际公园》副刊版。由于报纸发行量不断增大，广告量也急速增多，报社把副刊在原来版面的基础上，增加《妇女》《儿童》《卫生》《体育》四个副刊专版，由于人手不够，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辑、记者。
当时《国际协报》副刊主编是共产党员方未艾。在中共党组织安排下，白朗考取了记者职位，后改为编辑。在30年代的哈尔滨，女性当报社编辑，是前所未有的一大社会新闻。方未艾回忆：“白朗聪明智慧，温文尔雅，不仅是哈尔滨全市唯一的女编辑，也是东北的第一位女编辑。”[3]
白朗到报社后，刚开始是协助方未艾编辑文艺副刊《国际公园》。几个月后，她就很快熟悉了所有编务工作，后来她独立负责编辑《妇女》《儿童》《卫生》等几个副刊。她每周的编务工作都很紧张劳累，但她编稿和写稿非常细致认真。1933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派方未艾到苏联学习，《国际协报》的所有副刊，就由白朗一人负责编辑。
1933年12月24日，《夜哨》被日伪当局勒令停刊后，罗烽让白朗向报馆提议创办一个大型周刊，得到允许后，白朗创办了《国际协报》《文艺》副刊，每期一整版，约8000字。1934年1月18日以整版篇幅出版了《文艺》副刊，白朗作为主编在发刊辞《文学的使命》中指出：“文学不能规定目的的，因为有目的的文学，常常是失却了文学的价值，但文学学者它不能只是埋首在书斋里构思、设想，起码推开窗户，睁开他的睡眼，和现实亲吻一下。”[4]以隐喻的笔法揭露了伪满洲国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文学，曲折地表达了文学的目的应该是宣传反日爱国、反映大众生活。
《文艺》副刊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发表了许多进步作品，如《麦场》《一个雨天》《期待》《破落之街》《患难中》《镀金的学说》《悚栗的光圈》《四年间》《逃亡的日记》《云姑的母亲》《北极圈》《银子的故事》《黄昏的庄上》《无从考据的消息》《山沟》《星散之群》等，其中白朗用弋白笔名写的《四年间》在《文艺》按期连载。《文艺》除发表原《夜哨》作者的作品外，还吸收了新的进步文艺青年，培养发展了党的文艺队伍，扩大了作者的范围，也扩大了读者的视野，其影响日益深广。从39期以后的《文艺》周刊还登载了许多译文，如果戈里、托尔斯泰的作品，高尔基的剧本，这是文艺副刊引进外来进步思想，扩大文艺宣传阵地的重大收获。白朗经常把各地寄来的稿件带回家，与罗烽一起审阅编排。给《文艺》写稿没有稿费，为了帮助解决萧红、萧军的生活困难，白朗以《国际协报》聘记者之名，变相为他们每人每月发20元工资，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www.xing528.com)
1934年春，罗烽在《文艺》周刊发表了新诗《晒黑了你的脸》，这首诗显示了罗烽的艺术才华，但因讽刺了伪满洲国，哈尔滨伪警察局长多次打电话给白朗，向她提出警告和威胁。6月18日，罗烽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白朗也受到严密的监视。但年轻的白朗毫不畏惧，她首先想到要通知好友金剑啸等人，同时既要东奔西走营救罗烽，照顾老人、承担家务，她还要坚持工作，每天按时编发好副刊和各周刊，后终因劳累过度导致流产。但她依然没有放弃工作，坚守阵地，她说：“那时，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也忽略了一切痛苦……我准备用头颅去迎接野兽的爪牙。当一个人把生命决心归依于患难和死亡的时候，还有什么足以使他畏惧呢？”[5]她让别人把稿子到家里来，躺在床上审阅、编排。白朗以顽强的毅力和斗志，经历了从未遭受过的苦难和考验。她在《结束了“文艺”周刊》一文中深情感谢“诸多作家对《文艺》的支持，……而我呢，不过是军中小卒”。
罗烽被捕后，党组织设法营救，白朗四处奔走，她说服刘家变卖了金银珠宝等贵重首饰，层层买通了日本警官，呼海铁路200多名职工、同事也纷纷捐款，最后以重金贿赂了日本领事馆的高级人员，罗烽才得以保释出狱。不久，在朋友们的掩护下他们逃离哈尔滨投奔上海，参加了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后来白朗以罗烽被捕前后、特别是在狱中坚持斗争及营救罗烽的曲折惊险历程为题材，写成一部中篇，题为《狱外记》。
《文艺》副刊共出了47期，在1934年12月被迫停刊。这是东北沦陷时期地下党创办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副刊。
对《文艺》被迫停刊，金剑啸写了篇题为《结束吧“文艺”周刊》的短文，在文中他充满愤怒地写道：“《文艺》周刊早就应当结束的，虽然这句话残忍得使人痛苦。但是眼泪不值钱，人在患难的时候，亲爱的孩子是可以杀的！”“一个《夜哨》，一个《文艺》算得了什么，难道说，我们就再不会冒出个什么《艺文》吗？”[6]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愤慨和对未来的无限希望。
东北沦陷时期的《文艺》副刊，在唤醒民众，启迪爱国思想、揭露日伪黑暗统治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对此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也不得不承认左翼作家“利用满洲的中文报纸广泛地开展了启蒙运动”，“是采用合法手段，但在暗中进行着非法的地下组织运动的”，“这样的“左”倾倾向，并不仅是一个作家问题，也不仅是启蒙思想对人民的思想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来读者阶层的思想趋向”，“其根本思想都是从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情出发而倾向社会主义的”，“这些作品都是从唯物史观出发，以建设合理的社会为目的，来启发大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意志。其实质是为了驱逐日本势力，完成民族革命以后，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一个全人类自由、平等的社会”[7]。
作为东北第一个女编辑，白朗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战斗在最前线，在文艺女性抗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白朗说：“我这粒革命种子，是萌芽在哈尔滨的土地上，松花江是我的奶娘，抚育我成人的是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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