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女交通员参与放火团

先后参加大连抗日放火团的女性有包玉侠、游文清、徐高氏等，她们既是大连放火团的家属，也是重要成员。

包玉侠，山东福山人，1931年与邹立升结婚。1934年初，为生活所迫，包玉侠带着3岁的儿子邹显荣从烟台来到大连，投奔在这里做散工的丈夫。他们虽然拼命干活，但依旧过着贫困的日子。在这里，他们目睹了日本人蛮横地欺压中国人的罪行，内心充满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在苦难中煎熬的他们渴望寻找出路。

1934年，国际情报组在大连发展的第一个情报员就是邹立升，作为大连地区的负责人之一，他组织指挥过多次放火破坏活动。在邹立升的启发影响下，1936年包玉侠也参加了放火团。包玉侠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当交通，传递信息。邹立升根据大连放火团负责人秋世显的指令，安排包玉侠往来于大连、天津、沈阳之间，传递情报，带回上海指挥部的密令、领取炸药和活动经费。因此，她当时作为交通员，经常往返在各城市间传递信息，把上级的指示带回来，将大连的情报送出去。有一次，根据上级指示，包玉侠到天津与“胖大姐”李光华接头，为了便于掩护，她带着5岁的儿子来到天津，住在法租界的一个小旅馆里等待接头。第二天，一个高个子、身材很胖的男人来到旅馆，见到包玉侠后，他热情地说：“你来了，老邹大嫂。”接着又说：“显荣也来了。”包玉侠知道这是接头暗语，急切地说：“我找胖大姐有事！”来人小声说：“我就是胖大姐李光华。”包玉侠这才知道“胖大姐”竟然是个男的。她在天津住了7天后离开，临走时，李光华到车站送行，并送给她6盒礼品在车上安置好，嘱咐她捎给家中老人。礼品盒由上下两盒点心、中间夹着两盒茶叶捆扎在一起，外表看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包玉侠虽然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但她明白这里边一定有很重要的东西，一路上小心翼翼地照看着，回来之后把东西交给邹立升。就这样，包玉侠在担任交通员时多次到天津与李光华接头，及时传递信息。[16]

包玉侠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站岗放哨，做好掩护工作。有一次，在包玉侠从天津带回的炸药中，有一种是最新配方的烈性引爆炸药，它采用定时装置，杀伤力大，缺点是危险性也很大。邹立升根据上级指示，决定自己按配方研制引信和炸药。当他们在屋里制造放火引信、炸药，研究放火计划时，包玉侠就在门外放哨，机警地观察外面的情况，一有危险，她立即发出信号。在屋里的邹立升他们听到后，马上停止工作，围坐在桌子旁，装作打麻将的模样。包玉侠自豪地回忆说：“别看我不直接去烧敌人，我的差使可都挺重要，得格外小心，出一点差错、麻痹一点就了不得。”她当交通时曾巧妙地甩掉汉奸、特务的跟踪，放哨时曾机警地将可疑的过路人“支”走，或者给屋里的同志送去暗号，让他们有所准备，以防万一。

大连放火团从1935年9月开始到1940年5月，在大连地区共放火爆破57起。先后烧毁了日本人的油漆厂、码头军用仓库、石油、大豆、军用马草等重要军用物资，使日寇遭到了巨大损失，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行径和嚣张气焰。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侵略者损失达2000多万日元（按1938年物价可购白面1000万袋）。特别是码头仓库那场大火，正值初夏季节，放火团成员巧妙地把码头4个仓库同时点着，顿时大火漫天，浓烟滚滚，火情震动了大连市。4个仓库共烧了三天三夜，连铁轨都被烧弯了。由于火势太大，无法施救，日本人急得乱喊乱叫，却束手无策，只好眼睁睁看着大火吞食了仓库里的全部物资。

1938年4月11日，《满洲日日新闻》发表消息说：“大火漫天，黑烟笼罩了大连湾的上空，出动满洲石油公司防护团、大连消防署，金州消防署所有消防队。但施救无效，还烧伤了久保中村等5名日本职员。”

这其中也有包玉侠等女成员的一份功劳。由于大连国际情报组组织严密、训练有素，日本当局始终未发现可疑之处。(www.xing528.com)

1940年6月，由于叛徒告密，日本警宪从1940年6月24日起到6月末先后逮捕“放火团”成员达20多人，整个组织遭到破坏。为躲避日本宪兵的追捕，包玉侠一家曾经7次搬家，最后搬到大连黑石礁55号。1940年7月3日，邹立升夫妇在家中被逮捕，7岁的儿子邹显荣只好由姥姥照顾。

邹立升被日本警察认为是抗日放火团中最活跃的骨干人物，因此给他施用了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但他拒不招供。日本关东州厅刑事小林恒雄及汉奸用木棒子狠打、灌凉水之后，又用铁筷子夹断了他的手指，硬是把他手上的皮肉生生拽掉，并判处他死刑。但无论怎样的酷刑折磨和死亡威胁，都不能使邹立升屈服。

1942年8月12日半夜，邹立升成功越狱，躲到他的老师刘桂林家。8月25日，由于汉奸的出卖，邹立升再次被捕，敌人首先打断了他的双腿，比以前更加凶残地拷打他。而且，他的老师刘桂林夫妇也不幸被牵连，在狱中遭受了非人的摧残，他的师母黄凤仪也未能幸免。

1942年12月9日，邹立升同纪守先等9名抗日放火团成员一起在旅顺日俄监狱英勇就义。[17]

同时被捕的包玉侠被判7年徒刑，关押在大连岭前日伪监狱。在狱中，包玉侠在遭受各种酷刑折磨的同时，还深受日寇的侮辱。日本看守大坂、中光等人无耻地想强奸她，大坂还把邹包氏的门牌改为“大坂包氏”。包玉侠后来控诉说：“有一次晚上十点多钟，大坂叫我去洗澡，我未洗，随后大坂就赤身裸体进了澡堂子想强奸我未成。后来大坂想强奸张丁氏，因张丁氏喊叫才未得逞。最野蛮的是中光，甚至拿出军刀威胁我和张丁氏。因我们宁死不屈，绝食六七天。中光奸污不成，恼羞成怒，借机会找碴儿，用开水泼在我的头上。”[18]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包玉侠才由苏军解放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