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里国际交通站女交通员的抗战实录

在白色恐怖下从事秘密交通工作，没有女性的参与和掩护是非常困难的。许多女性，为了抗日斗争，坚持战斗在东北，默默无私地奉献和牺牲，李芳和林凤珍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李芳，原名关玉梅，又名关碧云，辽宁沈阳人，1910年出生在一个锡伯族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李芳初级小学毕业后就被迫离开学校，在家里帮助父母干活，补贴家用。艰苦的生活使李芳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和刚毅顽强的性格。

1926年，16岁的李芳与本村青年、共青团员陶惠明结婚。在丈夫的影响下，李芳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27年，陶惠明被派到奉天团省委秘书处，李芳负责在机关做饭、放哨及联络工作，有时还到外面去贴标语、撒传单，不久她加入了共青年团。1928年12月，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敌人疯狂地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根据斗争的需要，团省委决定把机关设在陶惠明家里，李芳以家庭主妇的身份掩护工作。为躲避敌人的搜捕，团省委机关经常搬迁，不断变换住址，李芳的家也随同搬迁，先从沈阳的保安里搬到迫击炮厂附近，后又搬到安宁里、六马路等地。

李芳在团省委工作期间，先后与三位团省委书记张任光、刘子奇、饶漱石一起工作过。为了保证安全，组织上决定李芳与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饶漱石假扮夫妻住在机关做掩护工作，李芳白天放哨、做饭，夜里帮助抄写和整理文件。当团省委的领导在机关开会研究工作时，她就到门外洗衣服，或扫院子，为同志们望风，有时书记或委员们外出办事，就委托她负责接待来往的同志。当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经常到机关参加团省委会议，李芳曾多次接触到刘少奇，当面听他讲搞地下工作应该注意的事项和怎样才能做好党的地下工作等。李芳把这些话牢记在心，在工作中处处认真执行，深得组织的信任和同志们的敬佩。

在严峻的斗争环境中李芳经受了考验，也得到了锻炼，不断地成熟，在危险突然降临时能临危不惧，沉着机智地应付敌人，保护同志和组织。

1930年4月13日，因叛徒出卖，敌人突然闯进团省委机关，将头天晚上因开会太晚而留在机关的团省委书记饶漱石等人逮捕，同时，在屋子里胡乱搜查。李芳想到自己裤子上缝有饶漱石给她的上海团中央和北满特委的通信地址，便要求去穿外衣和裤子，敌人看她是一个年轻妇女，只穿着背心和裤衩就没有反对。她穿好衣服后双手捂着肚子假装要上厕所，然后她迅速地把写有地址的纸条撕碎扔入粪池内，保护了团组织的机密。敌人没有找到什么证据，就把抱着孩子的李芳和其他同志一起押往侦缉处。在临出房门时，有一个敌人突然指着锅台边的一个小木箱说：“那个小木箱还没有检查。”李芳知道里面装的是传单，马上说了一句：“饭碗、筷子你们也要吗？要就拿去！”敌人信以为真，便没有检查。到侦缉处后，李芳装成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农村妇女，敌人想利用她来诱捕更多的人，对她未加审讯就又押回团省委机关。李芳知道这是敌人的诡计，她决心设法逃出去，尽快向上级报告情况。她担心那个小木箱子里的传单被敌人发现，就在孩子的屁股上狠狠拧了一把，疼得孩子哇哇大哭。李芳以孩子饿了要烧火做饭为由要求出去打水劈柴，敌人不准她出门，替她去弄水弄柴，李芳趁机把传单塞进灶坑里，然后又故意弄得满屋是烟，呛得两个敌人不得不躲到院子里去，她从容地把传单全部烧毁。一天，李芳乘敌不备，赶紧换上便鞋，插上前屋门，抱起孩子跳出后窗逃走，并立即给团中央用暗语写信，报告了团省委被破坏的情况，组织上果断采取措施，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1930年5月，在斗争中不断成熟的李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31年11月，为了加强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站的工作，需要一名忠实可靠、机智勇敢，又有长期地下工作经验的女性来做掩护工作。组织上安排李芳去承担这个艰巨的任务，并要求她到新地方后，要严守秘密，不能与家里通信。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满洲里冬天很冷，李芳买了厚棉衣和棉鞋等生活用品，带着自己不满周岁的孩子和另一个地下党员纪中发一起乘火车去满洲里。

交通站位于满洲里市北区三道街中部，以开杂货铺做掩护，主要经营烟酒糖茶、米面等，杂货铺取名“晋丰泰”。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国际交通工作，负责护送去苏联的同志。为了工作方便，组织上决定纪中发、李芳假扮夫妻，纪中发是交通站的负责人，对外称“张掌柜”，李芳对外称“张陈氏”，主要负责在生活上照顾来到这里的同志，纪中发外出时，她也兼管杂货铺生意。这些同志到满洲里后，通过暗号与从事铁路警察、马车夫等职业和身份的交通员接上头，然后由他们送到晋丰泰杂货铺。

当时，共产国际开办了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培训远东各国的革命者。中共中央曾在苏区选派了大批红军军官、青年学生等途经满洲里去苏联学习，杂货铺开业不久就陆续到了20多人。接上暗号后，张掌柜热情地把他们安排住在之前租好的房子里，准备偷越国境去苏联。

有一天，房东老太太突然来串门，李芳机智地把门帘子放下来。这件事儿引起李芳的警觉，她马上把情况告诉纪中发，要及时地提醒哈尔滨交通站，以后再来人要分开来，如果太集中容易引起日伪警察、密探的注意。

当时，日伪密侦、特务等经常到晋丰泰杂货铺以买烟酒等为借口，观察来人情况，妄图从中找到一些“通共”的蛛丝马迹。为了安全，李芳要求来的同志白天不能出门，不要大声说话，即使外面有动静，也不能吭声，要咳嗽就用被子把嘴堵住再咳，由她出面应付。日伪当局对粮食供应控制得十分严格。李芳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利用杂货铺销售粮食的方便条件，想方设法购买粮食、肉食、蔬菜等，保障远方来的同志能够吃好、住好。

1934年初，李达被选送去苏联学习深造。按照组织的安排，李达等人到达满洲里时，乔装成马车夫的交通员把他们送到晋丰泰杂货铺。走进杂货铺，李达看见一个年轻女人在看着柜台，他按照上级交代的联络暗号问道：“你们卖牙膏吗？”女子答道：“有xx牌牙膏。”他又问：“是2角5分一支的吗？”女子答道：“是。”这个女人就是李芳，和他们接上头后，张掌柜告诉他们，马上与苏联境内的共产国际交通站联系，确定出境的日期和方式。安排好住处后，李芳为他们打来热水，让大家洗脸烫脚，又出去买蔬菜、猪肉招待大家。经过一路奔波，担惊受怕，感觉到这里像到家一样亲切。由于未能及时与共产国际交通站联系上，他们只好冒险用马车趁黑夜从草地越境去了苏联。李达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上将。

从1932年初到1934年5月，李芳和纪中发在满洲里交通站工作的两年半时间内，严格执行地下工作纪律，处事小心谨慎，使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站的护送工作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在他们的成功掩护下，满洲里交通站共送走了70余人去苏联，除了有中国同志外，还有越南同志。(www.xing528.com)

1934年5月，党组织决定派李芳到苏联学习，由苏联秘密交通员莫洛托夫护送李芳偷越国境。到莫斯科后，她先后在东方大学、民族殖民地研究院学习。1936年6月，组织上派她回国在东北抗日联军2军工作。同年秋，任抗联2军2师4团政委，并兼中共道南特委委员、妇委书记等职。李芳和团长侯国忠带领全团指战员先后在穆棱、宁安等地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浴血奋战。同年12月，道南特委决定由李芳带领部分老弱病残人员去苏联学习和休整。[12]

1934年4月，由于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组织上决定，中共吉东局交通站负责人杨永和、林凤珍夫妇调到满洲里国际交通站接替李芳和纪中发的工作。

杨永和，原名杨殿春，化名王玉山，山东人，后迁入辽宁省黑山县，读过三年私塾，当过染房工。林凤珍（又名李秀贞），辽宁人，1924年杨永和与林凤珍结婚。

九一八事变后，杨永和举家逃荒来到吉林省珠河（现黑龙江省尚志县）苇塘沟。在这里，杨永和参加了共产党，并动员全家人都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由于杨永和家的门前是大道，房后是大山，所以党组织在他家建立了交通站，来往的游击队员、地下工作人员都由杨永和、林凤珍负责接送，杨永和的母亲、妹妹也经常为游击队传送信件、情报等。同时，交通站还承担着为游击队筹集给养、转运伤员等工作。

1934年4月，杨永和、林凤珍带着3岁的女儿奉命来到满洲里国际交通站后，仍然以开晋丰泰杂货铺为掩护，杨永和为站长，并改受哈尔滨国际交通局领导。交通站的主要任务依然是护送往来于中苏国境的革命者，并转送重要情报、信件和党的经费。杨永和通常把美金塞进牙膏里面，带往哈尔滨交通站。为了做好交通工作，便于和苏联交通员联系，交流情况，杨永和、林凤珍克服文化程度低、年龄大、记忆力差等困难，刻苦学习俄语，特别是林凤珍在做饭时都在背单词，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学习，他们终于掌握了俄语日常用语。

1937年4月22日，因叛徒出卖，杨永和被日本宪兵逮捕并押往哈尔滨。不久经商家联名担保，敌人将杨永和释放，实际上是敌人为放长线、钓大鱼，但由于各地交通站有的被破获，有的及时转移，杨永和已经失去了诱饵的作用，5月中旬，日本宪兵队再次将杨永和逮捕并押往长春。

6月25日，日本宪兵队又将林凤珍逮捕，连同他们的两个女儿一起押送长春监狱，当时林凤珍的大女儿杨文芳6岁，小女儿杨文华只有3岁。林凤珍在狱中多次受到严刑拷打，但她始终未承认是共产党员，只说自己是家庭主妇，就会看孩子做饭，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日本人有时骗林凤珍说：“你家掌柜的什么都说了，你还不承认？”林凤珍理直气壮地说：“那你们就去问他吧，我什么也不知道。”

监狱里伙食特别差，孩子们吃不饱，总是哭闹，有时为了激怒日本鬼子，林凤珍还特意让孩子们使劲哭，哭不出来就打两下。日本看守让林凤珍看好孩子别老哭，她说：“孩子们是饿的，我也没有办法。”

一个多月后，由于林凤珍不交代任何事情，又查无实证，日本人便把林凤珍母女放回满洲里，派特务、便衣暗中监视。为了安全，晋丰泰杂货铺与党组织联络的暗号被林凤珍取下来，这是一个挂在临街窗户上的笤帚。上级党组织曾派人来满洲里了解地下交通站被破坏的情况，由于没有了联络暗号，来人只能路过交通站而不能进入。林凤珍认识这位同志，她亲眼看到他不紧不慢地从门前走过，眼角的余光还不时看着杂货铺的动静。但为了执行地下工作纪律，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她只能看着他慢慢远去而不能相见。

不仅如此，便衣特务还三天两头到家里翻找抗日的证据。有一天半夜，一伙日本宪兵和特务又闯进林凤珍家里，恶狠狠逼问有没有人来联系，一边推打一边大声呵骂，还到处乱翻，两个孩子被吓得瑟瑟发抖，披着被子蹲在炕角里不敢动弹。日本特务有时连小孩子也不放过，一天，有一个特务把姐妹俩拦在路上问：“你们家有没有人来？叫什么名字？长得什么样？”姐妹俩连连摇头说：“没有人来。”

有时，日本宪兵还把林凤珍传到宪兵队酷刑拷打和审讯，一去就是一整天，两个孩子守在家里饿得直哭，只有6岁的姐姐还不停地哄着妹妹。

林凤珍在丈夫被捕、孩子幼小的困境中，艰难度日，但是她们并不孤独，满洲里的乡亲们在她们最困难、最需要关心和帮助的时候，伸出了援手。经常有人在夜里把高粱米、蔬菜等偷偷放在她家门口，过年的时候，有人把鲤鱼、猪肉、白面悄悄放在她家的仓房里。做豆腐的王伯伯，在杨家姐妹来要豆腐渣时，总是送给她们一些豆腐，而且不要钱，有时他还教孩子们唱苏武牧羊歌，告诉孩子们要有民族气节，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林凤珍常常在心里感谢满洲里的这些好心人。

1943年，日本宪兵队觉得在林凤珍身上找不到什么线索，于是就把她们母女赶出满洲里。在苦难中煎熬的林凤珍母女终于等到了日本投降，她又重回组织的怀抱。[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