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伟,黑龙江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满洲省委交通员。他的妻子阿格拉菲娜是俄国人,勤劳朴实,她爱丈夫,全力支持丈夫从事的革命工作,是张宗伟事业上的好帮手。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中共满洲省委机关迁到哈尔滨。张宗伟被安排做省委交通员工作,他的家成为省委秘密联络站,安排接头、开会和临时居住,后来中共满洲省委又把地下印刷所安排在他家里。为了安全,张宗伟又在道里经纬三道街租一处有前后屋的房子,在前屋开一个小食杂店,经营糖果油盐酱醋,张宗伟以掌柜的身份住在这里,后屋做印刷所。为了应付敌人的突然搜查,张宗伟在后屋放置一个大水缸,缸底是双层的,油印的文件都藏在夹层里,缸里盛满水,不知内情的人根本看不出破绽。满洲省委在这里印了许多文件和传单。
在张宗伟的影响下,他的妻子、女儿都参加了抗日斗争。由于张宗伟跑交通一出去就是几个月,对家里照顾很少,家庭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阿格拉菲娜身上。当时党的经费非常困难,满洲省委每个月只能给张宗伟很少一点钱,根本不够维持家里的正常生活,阿格拉菲娜只好出去干活,挣钱养家。哈尔滨伪第四军管区司令于琛瀓的小老婆是个俄国女人,与阿格拉菲娜是同乡,她便利用这一关系进入于府当佣人,不久全家都搬进于家车库。这样一来反而使张宗伟的活动更具有隐蔽性,敌人做梦也没想到,共产党人竟把家安置在伪满司令的深宅大院里。我地下党组织通过阿格拉菲娜了解到许多日伪内部情报。
阿格拉菲娜利用自己是俄国人行动不引人注意的有利条件,时常为党组织做些侦察联络工作。一次,有一位地下党员被捕,据说被特务关在一家医院里治疗刑伤,组织上决定让阿格拉菲娜到医院核实一下情况。阿格拉菲娜来到医院,见门口有两个警察站岗,便对他们说:“我有个亲戚患了精神病,不知是不是在这个医院住院,我想进去找一找。”警察见她是个外国女人便同意了。她沉着镇静地逐个病房查看。最后在一个单人房间发现了那位同志,头上缠满绷带躺在病床上。阿格拉菲娜立即报告,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为党组织进行营救工作提供了确切的情报。
张宗伟不但让妻子参加地下斗争,他还经常对子女进行爱国教育,引导他们走革命道路。在敌伪严密统治下,党组织曾采取各种秘密方法传递情报,在张宗伟家门口经常出现一些卖烧饼、油条的小贩。每当听到他们的叫卖声与暗号对上时,他便让孩子去买点东西回来。无论是哪个孩子去,都是把找回的零钱紧紧攥在手里,回来交给父亲,因为钱里藏着情报。
张宗伟的大女儿张秀兰那时只有12岁,是个机警的小姑娘。有一次,党组织得到情报,日本特务机关准备逮捕市委书记杨一辰,让张宗伟设法通知他立即转移,并把存放在他那里的文件取回来。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张宗伟带着小秀兰坐出租车来到偏脸子杨一辰的住处附近,下车后,张宗伟小声向女儿交代了与杨一辰的接头暗号。小秀兰装作讨饭的上前叩开了杨一辰的房门,顺利地和杨一辰接上关系,取回了文件。杨一辰也迅速离开家转移到新的住处,敌人赶到时扑了个空。(www.xing528.com)
后来张宗伟被安排到哈尔滨特委国际交通局外国人会见处工作,为了安全他们一家分开居住。1937年4月,因叛徒出卖哈尔滨特委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同志遭到逮捕。张宗伟深感形势的严峻,嘱咐孩子不要再到他那去。在被捕的前一天,张宗伟深情地对妻子说:“最近敌人很猖狂,我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一旦我出了事,你要好好地拉扯孩子,无论生活怎么苦也要坚持活下去,我们的人一定会回来的,他们会找你们的。”妻子含着泪劝他躲一躲。张宗伟说:“我离开了,如果有同志来这里怎么办?那样别人更危险,我不能临阵脱逃。”
张宗伟被捕后坚贞不屈,被杀害于太平桥圈河。张宗伟牺牲后,阿格拉菲娜被于家从车库里撵出来,搬进贫民窟,全家陷入困境。哈尔滨解放后,人民政府找到阿格拉菲娜和其子女,在生活上和子女工作上做了妥善安排。[8]
除以上所提到的女交通员外,还有很多女性也承担着党的秘密交通工作。为了掩护工作,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杨光华与冯仲云的妹妹冯永莹曾假扮夫妻。冯永莹参加革命主要是受冯仲云的影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冯永莹决定到哈尔滨去找二哥冯仲云。到哈尔滨后,冯仲云提出由她来搜集情报,并负责处理中共满洲省委的一些文件。1934年团省委书记刘明佛被捕叛变,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同年10月中央派杨光华来哈尔滨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又组成新的省委。为避免暴露身份,党组织决定让杨光华与冯永莹同居一室,假扮夫妻。70年后,冯永莹回忆起那一段岁月,颇为感慨地说:“杨光华绝对是正人君子,孤男寡女睡在一张床上几个月,他从来都没有碰过我一下,我也不碰他。后来我们之间有了感情,党组织就批准我们结了婚。”[9]
还有的女交通员英勇牺牲。如中共哈尔滨东区区委交通员常大嫂和常小妹,被捕后惨遭酷刑折磨,仍坚贞不屈,被敌人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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