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哈尔滨道里区的杨鹤亭,是中东铁路的俄文翻译,他经常与社会上层人物接触,在当时很有名气,他的长子杨建中是死心塌地的汉奸,三子杨金涛和次女杨桂珍则是坚定的爱国者,杨金涛是共产党员、中共满洲省委交通员。在三哥的影响下,杨桂珍在小学读书期间就接受了进步思想,参加学校组织的读书会,经常阅读高尔基、巴金、鲁迅等人的进步书籍。
杨桂珍在反日救国会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她虽然年纪不大,但却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她利用自己年龄小,不易被敌人注意的优势,经常机智地把文件安全地交给地下党同志,她还积极参加学生罢课、抵制日货等运动。
1934年,杨金涛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部长小骆(原名张文烈,别名胡权,后任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人)的交通员。他们兄妹俩利用自己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把党的文件和传单藏在家里,还说服母亲帮助收藏保护文件,杨桂珍还协助哥哥掩护过党的干部赵毅敏。当时,党组织活动经费非常紧张,他们经常管母亲要钱或把自己平常零花钱省下来,交给组织上用。为营救狱中同志,他们曾把大哥的金表链和大姐的金镯子偷出来卖掉,把钱作为活动费用。不论是酷暑严寒,杨桂珍和哥哥经常到工厂、学校、街道撒传单、贴标语,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1936年5月,杨金涛受组织委派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杨桂珍留在哈尔滨继续从事党的工作。杨桂珍不仅机灵、聪明,文章写得也很好,为了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和党的抗日主张,她曾在党报上发表题为《阿尔基尼亚内战》的文章。
1937年4月15日,日本人进行大搜捕,哈尔滨特委和哈尔滨市委遭到严重破坏,数百名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被捕,杨桂珍也被逮捕入狱。当时她年仅15岁,敌人逼她说出杨金涛在什么地方,地下党员都有谁,她一口咬定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敌人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给她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上电刑等,她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却依然坚贞不屈,一字不吐。敌人无计可施,把她送回牢房,给她一个小本子,让她彻底“反省”,把自己的活动和所知道的共产党员写下来,保证她无事。8个月后小本子还是一片空白,她一个字也没写。(www.xing528.com)
杨桂珍的坚贞不屈给当时在女监当看守的韩玉洁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女政治犯中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叫杨桂珍。她经常穿男孩子的制服,用包袱皮的窝角里藏着信送给狱外共产党,也是好样的。她求我给她家送信,我答应了。但没等下班把信送走,就被她同监房的一个俄国人告发了。那俄国犯人用俄文写了一个纸条,要求我送到戒护科,她说是请求信封、信纸。我不懂俄文,不知是她告我的信,我就送去了。科里接到告发信后,就检查我,包里的纸条被查出来了。戒护科把小杨叫去,叫她跪下,日本鬼子用铅笔夹她的小手指头,又打她。”[6]
这期间,杨桂珍的父亲通过各种关系花钱把她保出来,但依然受到敌人的严密监视,不允许她再出去参加抗日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她说服父母提出要到北平读书。由于没有行动自由,家门口时常有特务活动,为逃出虎口,她毅然剪掉满头秀发,女扮男装,改名沈昭,离开了家乡。
到北平后,她考入中国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在那里,她又投身到学生运动中去。1945年光复后,沈昭继续参加革命工作,不久,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周围的人们并不知道她是女性,直到杨金涛将她女扮男装的事情告诉部队,并作了详细说明,此后她才恢复女性身份。
沈昭在哈尔滨监狱时曾遭受敌人的酷刑摧残,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在狱中,她过了三次电刑,电刑均带细菌),再加上她拼命工作过度劳累使她复发了骨结核。她在医院时曾给三哥写了一封信,表达对亲人对家乡的想念之情。但是战争年代交通不便,这封信在沈昭去世后杨金涛才收到。由于病情恶化,年仅27岁的沈昭于1949年9月不幸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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