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大嫂是山东人，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裹着小脚，梳着圆头，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妇女，和尤大哥结婚时一个大字不识。尤大哥却是一个有名的秀才，但他并不嫌弃妻子，而是非常耐心地教她识字读书，尤大嫂也十分争气，勤奋学习，很快就粗通文墨，读书写信毫不费力，夫妻俩彼此互敬互爱。尤大哥是位老党员，满洲省委在沈阳的时候，他和尤大嫂都在沈阳工作。在丈夫的影响下，尤大嫂不仅参加革命，还加入了共产党。满洲省委被破坏后，尤大哥被捕入狱，尤大嫂带着六七岁的女儿随满洲省委来到哈尔滨，在省委机关里负责保管文件，跑内部交通（通称“内交”），掩护领导同志，任劳任怨，一心扑在工作上。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小白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掩护人，省委就派尤大嫂去和小白假扮姨母和外甥，掩护工作。她除了帮小白印刷、做家务之外，还每天出去送文件和宣传品。她穿着肥大的黑裤子、蓝布衫，挎个针线包，里面装着各种袜底板、碎布头，也有成件的衣服。大一点的文件就裹在成件的衣服里，小一点的重要文件就掖在裤脚里。她就这样走街串巷，一看就知道是个“缝活的”。当时哈尔滨这样“缝活的”女人很多，她们大多数是小脚山东女人，因此尤大嫂根本不用刻意装扮。由于她的认真负责，工作从来未出过差错。当时，李维民住在道里外国八道街（即端街），尤大嫂和小白住在马家沟，距离很远，可以想见，一个小脚女人在哈尔滨的冰天雪地里行走是多么艰难。在风雪交加的天气，街上的行人都缩着脖子，大步快走，唯有她，只能一小步一小步地慢慢前行，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李维民曾深情而又充满敬意地回忆说：“每当这时，我真恨不能马上跑过去扶住她，一直把她送回去。但是环境不允许你流露出同志的感情。她走过来时，每看见我总是露出慈爱的笑容，想必她是也有多少话要对我说呀！但是谁也不能多说什么。她小心地把一条裤子或者一件上衣交给我，有人经过时，顶多说上几句‘缝活的’应该说的话，然后又慈祥地微笑着点点头走了。风刮着，雪花围着她团团转，望着她那逐渐模糊的背影，不由得想起鲁迅在《一件小事》里的几句名言来：‘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她满身灰尘的后影，霎时高大起来，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3](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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