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沦陷区，广大女性除了参加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斗争外，还有一些女性参加了国民党系统的反满抗日活动。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的地下抗日活动，主要以发展组织，积蓄力量为主，向敌伪机关、社会团体、学校和新闻机构渗透，吸收社会各阶层具有爱国思想的人士参加到组织中来。其成员主要来自知识界、青年学生和职员，他们通过打入日伪机关内部进行活动，其中也有女性参加。如陈纯贞，辽宁省党务专员办事处的训练科长，东京女子师范学生；张达平，辽宁省党部助理干事；鄂岩明（程青），吉林省党务专员办事处秘书，伪“国通社”记者；程雪松，延吉县党部书记长；吴箴，和龙县党部书记长；张兰芬，在东北调查室长春分室任伪满中央银行职员，在“东北三省党部事件”中被捕，关押在伪新京都警察厅拘留所，1945年1月出狱。
搜集日伪情报，传递信息。在哈尔滨第一中学及哈尔滨新报社任职的宋念慈，从事宣传抗日工作。他的妻子那淑德除料理家务外，“间复担负抗日军交通掩护工作，其于抗日游击情报之供应传送，表现尤为坚决勇敢，极为同侪所钦敬赞许”。[17]
据国民党在长春的负责人王宏文回忆：“我们在伪都长春地区，至1942年1月发生‘贞星事件’为止的近两年期间，共发展组织50余人，并有从外地调转来的几名同志，其中伪满大学学生约占半数”，这其中就有女师大学生三四人。[18]
1945年初，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长平冈修治从该科亚洲股操纵的密探处得知，益发银行某经理的女儿与其他十余名女学生已加入国民党地下组织，她们还同吉林师道大学学生有联系。与此同时，他们还得到情报称，伪滨江省阿城县两名女子定期来长，在东四马路旅馆与某伪警密谈。后经密探侦探知，该二女子系与伪顺天警察署某警长交换关于国民党的情报。
1944年3月21日，伪满国务院总务厅警务总局长山田俊介亲自主持召开了各省特务科长会议，会上提示了伪首都警察厅等秘密侦获的国民党地下组织名簿，指示各省警特按名簿进一步密察，从4月2日起，在伪满洲国全域进行“一齐”大逮捕。到同年7月为止，先后共逮捕400余人。被“拘押者大部分系20岁至30岁之青年，大部系大学、专科学校毕业者及会英文的知识青年”[19]。日伪警特对国民党地下抗日活动的镇压，是极其残酷的，上述被捕者中有8人被刑讯致死。在逮捕时，日伪警特常常住在所谓“目标人物”家中，凡有来访者一律逮捕。从事抗日文艺活动和开设秋灯书店的于家麟被捕后，株连被捕者达五六十人，他的母亲、二妈、妻、姐、妹均遭逮捕，还有很多亲属、朋友受牵连而被捕。到日本投降时，还有许多人被关在监狱里。
应该指出，在国民党系统从事抗日斗争的女性，她们很多人在被捕入狱后坚贞不屈，表现了中华儿女的斗争精神。当时的特务打手张耀先（张逸民）供词交代：“经我二人共审问6人，计：曹国勋、王康、吴凤琴（女）、杨某、吕某、于庆新。在审讯时，我曾打过吴凤琴、吕某和于庆新3人。打吴风琴的原因是，因为她不承认将国民党的书籍及宣传品放在她哥哥屋中。当时她两个哥哥均被抓，并且一点也不知道书和宣传品，只知道吴凤琴是国民党员。所以追问吴凤琴时，她一口咬定说不知道，并且追问他们数人在学校秘密开会，主持人的姓名的事，她都闭口不答，说不知道。故而帮助日系（指日特）打过她，叫她举过棒子，日本人叫她跪过凳子，助纣为虐。”[20]
在“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事件中被捕的李金芳控诉说：“在过堂时，日本特务们用夹铅笔、吊胳膊、用胶皮管子打、上大挂、跪暖气片等刑罚逼问我们，不说就加刑。比这些更严重的是将陈纯真等两名女同志除用前述刑罚外，还用蜡烛烧阴毛、烧乳房等酷刑。”[21]
除以上所述，还有一些女青年参加了其他反满抗日组织。
李季风是东北沦陷时期著名的青年作家，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他的作品里蕴藏着反满抗日的民族意识和思想启蒙的内容。1940年6月，他联络其他爱国青年创立了青年读书会，又称“社会主义革命小组”，是一个自发的以左翼文艺工作者为主体的秘密抗日组织。周云霞、李坤影、魏秀贤等女性都是青年读书会妇女小组的会员，负责保管图书、抄稿和秘密从事反满抗日的宣传工作。一二·三〇事件发生后，她们都被捕入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东北大众革命党”，后改为“东北铁血同盟”，是由一群东北爱国青年在1940年端午节自发建立起来的，在成立大会上并没有规定明确的名称，在日伪档案中这个地下抗日组织被称为“左翼读书会”“全满读书会”等。该组织的发起人及主要成员都是伪满财务职员训练所学员，其纲领是“联合一切爱国力量，配合祖国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军阀、财阀，解放全东北！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很显然，这是一群热血青年为了实现国家与民族的解放，驱逐侵略者而奋斗的组织。随着组织的发展壮大，其成员除训练所学员外，还吸收了东北其它地区和其他阶层的爱国青年，主要有大学生、社会职员、教师、伪军官、工人、家庭妇女等各类人群。随着女青年的不断加入，成立了妇女组，其成员有张秀媛、尚久清、李凤英、付克贤、王静之、王书云、刘玉珍等。该组织的主要活动有购买阅读进步书籍，广交朋友，同时也进行可能的了解敌情、宣传怠工、破坏生产等，还积极寻找出路。“一二·三〇”事件发生后，许多女性被捕入狱，惨遭酷刑折磨。韩蕙融，富拉尔基小学教师，1941年参加富拉尔基抗日革命小组，认真阅读进步书籍，在青年朋友中积极宣传抗日思想，有很强的活动能力。在“一二·三〇”事件中，她和未婚夫任浩然等先后被捕，在狱中遭受各种折磨，身心受到极大摧残，被判5年徒刑，缓期执行，出狱后经常受到警察、特务的骚扰，不幸离世，年仅23岁。[22]
[1]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黑龙江妇女的抗日斗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112页。
[2]黄铁城著：《一个幸存者的自述》，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3]孙邦主编：《抗日救亡》，吉林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485页。
[4]王延华著：《齐齐哈尔抗日斗争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5]费国有主编：《铁史警人》，吉林省内部资料2004年版，第109页。
[6]王贵、孙淑范主编：《铁蹄下的抗争》，长春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187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5页。(www.xing528.com)
[8]中华民国时期的省级行政机构，1920年10月31日由原中东铁路附属地改称。管辖中东铁路满洲里至绥芬河，哈尔滨至长春宽城子原附属地的行政、警务、军事护路事务，首府设在哈尔滨，1923年3月1日成立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公署，朱庆澜为首任长官。1924年5月北京政府正式批准为省级行政机构。
[9]张福山、周淑珍著：《哈尔滨革命旧址史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1页。
[10]陈凤晕、冯羽著：《呐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页。
[11]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黑龙江妇女的抗日斗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111页。
[12]《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四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页。
[13]《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四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
[14]通化市档案局馆编：《通化档案文献——胡维仁抗联采访笔记》，吉林省内部资料2018年版，第261-266页。
[15]江滨口述刘绍先整理：《我在伊通组建学生反日救国会》，中共四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四平党史资料》第一辑，第29页。
[16]《东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2页。
[17]《黑龙江文史资料》第二十八辑《国民党在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页。
[18]孙邦主编：《抗日救亡》，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3页。
[19]《东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51页。
[20]于祺元、徐春范著：《东北沦陷区的国民党》，吉林省内部资料2005年版，第171页。
[21]《东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72页。
[22]郑新衡著：《一二·三〇事件始末》，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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