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妇女的抗日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各地燃起了抗日斗争的烈火，青年学生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在黑龙江

在哈尔滨，中共北满特委和哈尔滨市委于9月21日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决定组织全市各界罢工、罢市、罢课，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党组织领导下，愤怒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砸了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和日本人经营的《日日新闻》报社、朝鲜银行。9月26日，哈尔滨的铁路、航运、电业、码头、印刷、烟草、制鞋等行业的工人、店员和全市各大中小学校的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这场斗争中，女学生积极参加，女一中的同学积极参加了游行。她们和群众一起纷纷走上接头，从南岗走向道外正阳大街（现靖宇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发表演讲，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侵略者滚出去！”声讨侵略者的罪行。

为了做好参加战斗的准备，中学以上的男同学开始进行军事训练，女同学也不甘落后，组织起了救护队，自愿报名，课后学习。同学们认真听取老师的讲授，学习救护知识，练习包扎，从头包到脚，一丝不苟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练习。女一中的沈玉贤、张洁莲、崔敬贤、王坤范、刘俊民等报名参加了学习。休息时，同学们高唱《满江红》，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有人改写的，曲调激昂，歌词是：“怒发冲冠，不抵抗，束手待毙”，“甲午耻，犹未雪，今日恨，何时灭……驱铁蹄踏平三岛夷穴，壮志饥餐倭奴肉，笑谈渴饮倭奴血！”

女学生们还撰写诗文，怒斥侵略者。沈玉贤、张洁莲就在《国际协报》《公报》等副刊上发表诗文，唤起同胞觉醒。

日本侵占哈尔滨后，第一女子中学还成立反日会，从事秘密地反满抗日斗争。1935年9月，中共哈尔滨地下党组织在女一中学学生中发展了高洁、孙雪琴、吕若珍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女一中党支部，高洁任党支部书记。此后，在地下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反对日伪当局的斗争，发展了一批反日会员。地下党支部曾配合一二·九运动，组织同学闹学潮，开展反对亲日校长的斗争，在寒假结业式上，散发了大量传单。1936年，高洁、孙雪琴奔赴抗日游击区工作。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园里，聚集了一大批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哈工大党组织不断扩大，单独成立了党团支部，学生孙宝忠任党团支部书记。在伪满统治的岁月里，哈工大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组织起来，利用各种机会，采取灵活形式，反抗日伪统治，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敌人的屠刀面前，英勇不屈，视死如归。

在这个伟大的斗争过程中，女学生的表现毫不逊色，赵洵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赵洵出生于吉林一个富有的满族家庭。1931年12月，14岁的赵洵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班，结识了高年级同学任震英，他是工大共青团支部书记。在他的影响下，赵洵参加了学生会，并参加抗日油印刊物《玫瑰》的抄写工作。她还参加学生会剧团，演出《苏州夜话》《湖边悲剧》等话剧。

1934年赵洵加入共青团，同年转为共产党员，从此她决心做一个“不怕死，不怕牺牲”的革命者，积极奔走在抗联的各个联络点，传递信息。她说：“我的主要任务是从经济上帮助组织。”她是满族人，属公费生，每年有860元奖学金，家里每个月都给她50多元食宿费，每年除去交450元的学费，还有410元的结余，手头很宽裕。

入党后，赵洵不再参加公开的群众活动而做党的地下交通员，跑哈尔滨市南岗、道里、道外区多个联络点，其中包括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住的地方，他公开的职业是中学教员。赵洵常送文件的交通站还有道里十二道街的女子商店，道外做绢花的花店，马家沟国课街2号，马家沟教堂等地方。还有一个接头地点是道里卫斯理教堂，她们以教徒身份做掩护，在做礼拜时接头。任震英常常在唱完圣诗时，拿着一个布袋向教徒募捐，交通员就把文件放在里面，然后由任震英处理，募捐的钱交给牧师。

支援抗联是一项重要任务。抗联最急需的物资如碘酒、毛巾、牙刷等，这些都需要钱来购买。赵洵就把生活水平压到最低程度，几乎不买衣服，改变吃零食习惯，生活上力求节省，把每年家里给的100元压岁钱也都省下来，全部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

但是买东西并不容易，一次不能买太多，100瓶碘酒就要跑很多次，一次买多会引起怀疑。于是她每天上下学路上都买些东西放着，有时还让同学帮忙买，积累一批就送出去一批。在学校里，公费生必须保持前三名，功课很繁重，作业很多，每天都非常辛苦，整日奔波于商店、医院，千方百计购买药品和生活用品。由于赵洵总买牙刷，她的房东亲戚说她有洁癖，刷一次牙用一把牙刷，房东为此事批评她太浪费，但朋友却为此常送给她牙刷。后来她通过反日大同盟在医院工作的朋友任白鸥等，用医院的名义去成批的买牙刷、毛巾、药品、纱布等。他们把搜集来的东西先藏到院内仓库的阁楼上，然后利用亲友的车子拉出去，交给抗联交通员。

那时，赵洵住在铁路职员彼廖兹金夫妇家里，活动比较方便，得以顺利地为抗联筹集药品和生活用品，支援前方将士。对待组织和同志，赵洵总是慷慨资助，无怨无悔。韩光生病时，任震英从赵洵那里拿120元钱，说组织上急用，后来她才知道，韩光受重伤住院，用这笔钱交了住院费，为他治好了病。[11]

随着反日斗争的深入发展，哈尔滨工大、师范、女中等大中学校，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反帝大同盟，女二中的高景芝、师范学校的柴桂薪、工业大学的赵洵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后来日伪大搜捕，赵洵离开家乡去了北平。

在日寇的大屠杀中，也有女学生惨遭杀害。1936年10月13日，在哈尔滨南岗极乐寺后面，日本宪兵队杀害80多名爱国志士，其中就有医专和工大女生。

在佳木斯。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1930年，中共北京、河北地方党组织先后派共产党员到佳木斯秘密开展建党工作。同年8月，共产党员唐瑶圃（姚新一）从北京到佳木斯中学任英语教师，在师生中间传播进步思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唐瑶圃和进步教师张耕野组织爱国师生200多人，并联合女子师范、西门里小学等学校学生，冲破桦川县公署的阻挠，走上街头，举行反对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示威游行。师生们挥舞着写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等标语的小旗，走遍佳木斯的大街小巷，愤怒声讨日本的侵略罪行。在他们的影响下，全市各界群众纷纷行动，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在依兰。依兰中学设有一个女生班，东北抗战时期在这个班级里涌现出了后来知名的抗日女杰葛宝云、王一知等。这个班级能够开设应该归功于薛绶宸，他原名薛增福，1916年毕业于直隶高级师范专科学校，次年到北京京师第八小学任教，1918年3月来到东北兴办教育事业，先在吉林省延边道立第二中学任教，1920年9月应聘到依兰县。当时的依兰县只有一所私立育英中学，由于校舍不足，学费昂贵，只有极少数人能受到中等教育。为了使更多的学生能念上中学，他积极倡议公办中学。经过艰苦努力，于1928年创办了县立中学并任校长。1934年春，他又冲破封建势力阻挠，在县立中学附设一个女子班，为女青年继续读书创造了条件，此后依兰县立中学招生都是男女生混合编班。

学校的教师唐瑶圃（姚新一）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葛宝云、王一知和郭淑文都是依兰中学女子班的学生。葛宝云在依兰县高小毕业后到哈尔滨二中读书，期间深受哥哥葛梦伯的进步思想影响，葛宝云在学校被秘密发展为中共党员，1934年回到依兰后，插入依兰中学女子班，按照党组织安排，她在学生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她和同学郭维轩（后改名王一知）、郭淑文成为好朋友，经常向她们宣传抗日救国、消灭剥削压迫、穷人能过好日子、男女平等的道理以及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等国内外大事。在她的帮助下，郭维轩、郭淑文进步很快，不久被发展为共青团员，她们组成了第一个团小组。在她们的影响下有许多同学接受了新思想，成为进步青年。

1935年初，依兰城内的中共地下党支部成立，3月，党支部派宣传委员葛梦伯发展郭维轩和郭淑文加入中国共产党。许多年后王一知回忆当年入党宣誓时的情景，心情依然十分激动，她还清楚地记得入党时的誓词是：“……宁死不屈，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为革命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12]

党支部成立后，葛宝云任支部书记，王一知任组织委员，郭淑文任宣传委员。此后，她们更加积极地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随着宣传工作的深入开展，她们在女子班建立了反日妇女会和反日青年团等外围组织，许多同学加入了这两个组织，如郭维素、史会兰、刘玉环等10多人加入了反日妇女会；薛云环、李淑菊、谷幽兰、刘桂臣、刘淑兰、刘玉范、王佩兰等加入了反日青年团。(www.xing528.com)

依兰中学女子班的同学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多方面的抗日救国工作：积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如复写材料、传单等，她们白天上课，晚上抄写。郭维轩在抄写传单时，发动家人站岗放哨，一有情况立即停止。薛云环家人口多不方便，就到刘淑兰家和她一起写。

广泛发动群众支援抗联。女子班的同学主要负责组织和发动妇女儿童，她们首先动员自己的家人，葛宝云和哥哥是党员，妹妹宝清是反日会的骨干，其他人也都是反日会员。郭维轩不但发动全家人都成了反日会员，还发展了男同学孙国祥，后来孙家人也都成了反日会员。孙家是当地的大户，财力雄厚，买东西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给抗联购买物品带来很大方便。

扩大活动范围，不仅在本校活动，还把抗日宣传工作做到外校，郭维轩和郭淑文经常到第五师范去活动，薛云环、刘玉范等人到关帝庙小学，以打球等方法交朋友发展抗日青年团。赵文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加入反日青年团的，她在薛云环的帮助影响下，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还把从学习费用中节省下来的钱捐助抗联，每次交钱，薛云环都给她一个印有鲜红的抗日救国会印章的收据。

她们还到居民和郊区农民、渔民中去宣传，利用星期日到普通居民中去发动妇女儿童。她们利用读书会、识字班、扎花组等形式，组织妇女儿童。当时的口号是：“不当亡国奴，组织起来，抗日救国，驱逐日寇，争取民族解放。”仅郭维轩自己就在街道发展妇女救国会员30名，在北大江沿周家菜园子和宋家菜园子发展妇女救国会员20多名，葛宝云发展的妇救会员更多。妇救会员们把筹集的物资一点一点地送到城外，然后再运给抗联。她们的工作受到吉东特委视察员的表扬：“依兰的妇女工作形式灵活，作用很大。”[13]

1936午12月，女子班3年学习期满毕业，经党组织研究，葛宝云和郭维轩去佳木斯师范简训班学习，以便毕业后取得合法职业，有利于开展工作。学习期间，葛宝云同佳木斯中学区委接上了组织关系，在校内建立了党组织，葛宝云任党支部书记，继续领导同学们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后因活动暴露，她们撤离学校，葛宝云化名刘冰野，郭维轩化名王一知，分别参加了抗联部队，继续战斗。

还有一些女学生用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支援抗日斗争。在哈尔滨牵牛坊，有一对同胞姐妹周玉兰、周玉芝，她们是师范班的学生。她们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热爱读书，经常阅读茅盾的《子夜》、鲁迅的《祝福》以及翻译的一些进步书刊。每当听到地下工作人员李老师讲抗日救国的故事，讲游击队奋勇杀敌打击侵略者的事迹，她们深受感动，激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她俩从仅有的学费中每人节省5角钱捐给游击队，还发动同学捐献三元五角钱，交给李老师，转送游击队：“游击队员们为了抗日救国，爬冰卧雪，流血牺牲，我们应该支持他们，钱虽少，可这是我们青年学生的一点心意啊！”

也有的女学生立志参军，直接上战场。小玲子是哈尔滨市女二中的学生，是牵牛坊里的小妹妹。大家只知道她叫小玲子，并不知道她的真名。她年龄虽小，却有深厚的爱国思想，从李老师等人的宣传中得知抗日游击队里也有女队员，她就暗下决心，要成为一个英勇的游击队员。后来她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成为一名勇敢的游击队战士。尽管游击队里的生活非常艰苦，但她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战斗在深山密林中。

在吉林

在通化。宋宜新，伪满时在通化东门里两级女子小学读书，她弟弟宋一清在通化第六师范读书，深受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有一天，宋一清带来任洪智到他家，召集一部分真正有爱国心的女青年开会，有宋宜新、陈淑范、于泽贞、韩松雅、侯殿凤等人参加。任洪智给她们讲话中说，妇女要解放，拯救中国，必须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他希望这些爱国青年参加抗日队伍。这些女学生愿意成立妇女抗日组织救国会，参加革命，接受抗日队伍领导，她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抗日宣传，收集敌人情报，掩护抗联地下工作人员，她们那时的宣传工作主要是撒传单、贴标语，有机会还在教室教同学唱抗日歌曲。这些传单、标语都是秘密交通员从山里抗日队伍那里带回来的，由这些女学生到街上去撒。宋宜新的三姐抱着孩子，以给孩子看病做掩护，有时候能把传单贴到宪兵队大门上。于泽贞和她的一个瘸子哥哥一起出去贴标语，敌人不会注意到他们。有一次，日本宪兵队突然包围学校，把学生叫到外面，他们进教室搜查。陈淑范非常害怕，因为她把传单和歌本忘在教室里了，如果被日本人搜查到，后果不堪设想。幸好她们的班主任老师赵永德是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在陈淑范的书桌里拿到传单后并没有交给日本人，只是嘱咐她“以后这个东西就不要捡了。不仅是你自己受害，你家里也要跟着受害”[14]。

妇女救国会的会员们还利用同学关系搜集情报。她们班里有一个同学，父亲在通化县政府总务科当科长，宋宜新等主动和这位同学接近，从她口中得知很多信息。当时通化县县长姓徐，人很坏，死心塌地效忠日本人。有一次，她们从那个同学处得知徐县长出外办事要路过柳河驼腰岭，就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结果，这个徐县长走到驼腰岭时被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伏击，抓住后处决。

此外，妇女救国会还捐钱捐献物资，积极支援抗联。一次，宋宜新和她弟媳妇绣了一打毛巾捐给抗联。

在磐石。1932年4月，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斗争，决定在青年学生中发展反日救国会员，建立学生反日救国会。

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派宣传干事江滨（江耀光）去伊通街组织建立学生反日救国会。江滨化装成吉大学生，佩戴吉大校徽，以去伊通一中学寻找祖父江德为掩护理由组建抗日救国会。伊通街当时虽然尚未建立党团组织，但这里曾经组织过影响较大的“青年读书会”，发生过“伊通学潮”，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都很好。江滨来到伊通街后，在时雨女中操场先见到了女学生武文璞（后改名为毛诚），后又见到职业中学的万长胜。江滨向他介绍了自己编造的身份和寻找祖父的理由之后，万长胜表示愿意帮助他，还热情地邀请江滨到他家去食宿。晚上，万长胜同江滨睡在一起，他们从学校生活谈到九一八事变，从当亡国奴谈到抗日救国，万长胜慷慨激昂，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激情。第二天，万长胜找来同学程斌，3人一同到河东索家屯打听江滨祖父的下落时，又遇到了武文璞，4个年轻人志趣相投。江滨感到这些青年学生都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都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救国热情。他认为发展他们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的真正来意和组织成立反日救国会的重要意义。他开诚布公地讲：反日会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群众组织，其目的就是要驱逐日军，光复河山，使中国人不当亡国奴。那时，面对日本的侵略罪行，凡是有血性的青年都义愤填膺，切齿痛恨，都想要挥戈上阵。就这样，3人都同意加入反日救国会，参加抗日斗争。至此，伊通学生反日救国会建立起来。

为了发展组织，扩大队伍，他们成立接收会员审查小组。分男女两个组，男同学以万长胜为组长，程斌为副组长，女同学以武文璞为组长。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总共发展了18名会员，其中女学生有武文璞、吴连珍、吕玄玲、吴东范、宋桂荣。伊通街学生反日救国会建立后，主要活动是张贴、散发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印发的反日传单、标语。但这些传单、标语数量少，需复制，后来葛荫林乘抗日武装打破县城之机，从伊通中学弄来一台油印机，搞起一个地下印刷所。入夜，他们把门窗堵严，外面布上岗哨，在小油灯下刻写印刷宣传材料，第二天由会员分别带出去往集市等处散发、张贴，在4月18日的庙会上散发了许多传单。

一次，中心县委送来一份日文传单，反日救国会照原文刻印后，准备散发到日本守备队去。日本守备队住在一个深宅大院，三合院套，两层大门，很难进去。武文璞勇敢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她利用家住在守备队后院的方便条件，很巧妙地把传单撒到守备队院内。不久，驻扎在这里的日本兵全部被调换，这些传单和标语使他们惊慌失措，寝食不安，而人民群众却从传单和标语中获得力量，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反日救国会员的行动也引起了日伪统治者的注意，他们派密探、特务，对反日会员进行侦察盯梢，会员们的行动受到很大威胁。他们按照中心县委的指示经常转移活动地点，避开敌人的锋芒，巧妙地同敌人作斗争。

当时磐石中心县委正在筹建自己的武装，迫切需要武器装备。江滨根据县委的决定，在学生反日救国会建立后，开展动员会员献枪活动。经过动员教育，李秀云献出一支“张口等”，高显生献出一支“六轮子”，郎中耀献出一支“狗牌橹子”，3支手枪由江滨带回交给县委。[15]

1933年3月，县委派人到伊通，准备在学生反日救国会里发展共青团员，建立共青团组织。团员最多时发展到10多名，有武文璞、吴连珍、吕玄玲、万长胜、葛荫林、程斌等。这些人后来有的参加抗日队伍离开了伊通街，有的加入了共产党。武文璞，后改名毛诚，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9月在中共满洲省委做秘密交通及发行工作，次年冬被派往苏联学习。

1932年，中共地下党员李世超来到吉林（今吉林市）女子师范学校任孝经教员。他把枯燥的孔孟说教讲成寓意深刻的故事，间接地启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影响了许多人，女学生李则就是其中的一个。她经常去李老师家听他讲革命道理，还借阅许多进步书刊如《社会学大纲》《政治经济学》等。李则进步很快，1933年她加入了共青团，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开始从事党领导的抗日活动。1933年5月6日，反帝大同盟中的青年学生联合组织散发传单，李则和毕秀全、宋国珍3个女同学一组，带着一大卷传单，秘密地出没于大街小巷，把传单贴在墙上、树上，还把部分传单用石头压在居民的院子里。

在辽宁

辽宁省的进步教师花喜露经常利用历史课和课余时间，给学生讲爱国诗人屈原、民族英雄文天祥、岳飞的故事，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在黑暗中，花喜露像一颗火种，点燃了青年学生心中的火焰，唤起了学生的觉醒。

1936年，花喜露创办了“鲁迅文学研究社”，第一期秘密油印的地下反满抗日文学刊物《行行》出版。1938年，油印进步刊物《星火》（少年文艺作品）出版。《行行》《星火》刊物办得很活跃，到1940年初，刊物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盖平县，扩大到本溪、营口、复州湾、哈尔滨、双城等地，成为一个自发的抗日爱国文学团体。不久，《营口新报》办起《星火》文艺副刊，他亲自担任主编。当时也有进步女青年加入这些抗日团体，如奉天第三女中学生王丹群、盖县女高学生穆玉琪等人。1944年被镇压时，在被捕的成员中女性有穆玉琪、侯庚芝、姜竞芳、赵俊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