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长城：中国东北妇女的抗战斗争

老巴夺烟厂最初是波兰籍犹太商人老巴夺兄弟俩在哈尔滨创办的，老巴夺曾经是名噪一时的烟草品牌，以后该厂几经变迁，中经英美烟商经营、后落入日本人手中。

老巴夺烟厂虽然几易其主，但经营方法都一样，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都是一样的残酷无情。为了榨取最大利润，工厂雇佣大量的童工和女工，给予的是最低工资。1911年，老巴夺烟厂发展成为大厂后，工厂开动切烟机4台、制筒机4台、填烟机3台、制造纸嘴烟机10台、普通烟机5台，当时仅装烟部就雇用了七八百人，其中女童工占多数。到1943年，老巴夺烟厂已有2000多工人，其中80%是女工和童工，仅童工就有200多人。[7]这些童工大的十五六岁，小的十二三岁，干的都是和成年男工一样的活儿，每天只拿到一点儿可怜的工钱。日伪时期，工资按工龄计算，新工人日工资0.6元，逐年递增，6年的老工人日工资1.95元，这点钱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增加劳动时间，是资本家常用的剥削手段，工人每天工作一般都长达十三四个小时，而且劳动强度大。厂里的所谓轻活是撸烟梗，工人常常把手撸得又红又肿，甚至流血。重活儿是搬烟盘子，把30多斤重的烟盘，从这个车间搬到另一个车间，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腿疼，头昏眼花。就连卖烟的孩子也十分辛苦，当时，一位叫李广文的童工，大约只有八九岁，精明的老巴夺给他穿上一件五颜六色的长衫，戴上贴满各种烟盒商标的高帽，脖子上再挂一个装满香烟的大盘子，四处摇铃叫卖，一天到晚要干十几个小时。

烟厂在管理上也蛮横无理。因为烟厂女工绝大多数是文盲，厂方就把工人都编上号，每人发一个小铜牌，上面有号，每天上工都要到签到箱挂牌，到点就锁上，挂不上牌就算迟到，这一天不仅白干，还要扣工钱。有时监工故意在工人上工时早关门，不许进去，反说迟到，扣发工资。女工不仅没有产假，生老病死就是灾难。新中国成立后有女工控诉说：“解放前的工人不如财主的一条狗，老巴夺的狗死了，逼着工人买棺材，而女工生孩子却生在了工厂的机器旁”[8]。童工于延东回忆了他在老巴夺烟厂的遭遇。1943年，因生活所迫，13岁的于延东不得不到老巴夺烟厂上班，他清楚地记得第一天上班时，因为不知道厂里中午有饭，母亲特意给他做一碗小米饭带着。到车间后，他被安排到机器上搂烟卷，一分钟要搂1000多支，因为刚开始干活有点手忙脚乱，就把烟卷弄撒了，被监工大骂一顿，还被打一巴掌。中午吃饭时，工厂给一个窝窝头、一条萝卜咸菜和一碗汤，饭钱从工资里扣除。于延东没舍得吃小米饭，留着带回家给生病的父亲。谁想下班搜身时，监工认为他偷了东西，就把饭碗打碎，饭也撒了一地。干了10多个小时的活，早已累得筋疲力尽，还受尽了委屈。[9]

由于受到残酷剥削和压榨，从1923年开始到1945年光复，老巴夺烟厂工人为提高工资、反对打骂工人举行全厂罢工16次。有一天中午，烟厂一名童工因拿了几张画片，便遭到毒打，并被绑在部（车间）出口的楼梯栏杆上“示众”。工人们看见后义愤填膺，随即举行罢工，高喊“反对打骂童工”“反对侮辱工人”等口号。罢工持续三四个小时后，厂方被迫让步，接受工人提出的要求，将施暴者调离。当时，有个外号叫“栏柜头”的洋人，职务仅次于经理，他经常打骂工人，侮辱女工。有一天，他去卷烟部巡查，硬说地面不干净，不由分说对着扫地工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工人们实在看不下去，就一起行动，拉下电闸，围上账房，要求厂方开除“栏柜头”。罢工坚持两天，厂方不得不开除了“栏柜头”。

1932年2月，时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的杨靖宇积极领导发展基层党组织，先后派赵一曼、于佩贞、刘志敏等党的地下工作者在烟厂开展工作，带领群众开展反抗斗争。此时老巴夺烟厂已发展地下党员7人并建立了工会组织，工会由赵一曼领导，占烟厂人数比例较大的女工成为党组织重点争取和培养的对象。

赵一曼等人通过与女工拜干姐妹、扎花（即绣花）会、参加婚礼、小孩过百日等形式，联系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散发印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增加工时”内容的传单。女工们拣到这些传单后，总是悄悄地互相传递，有的还把传单藏起来带回家去，小心谨慎地保存好，偷偷阅读。在党组织的宣传引导下，女工们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爱国意识不断增强，她们逐渐懂得了一个道理：“只有反抗才能活下去。”女工和男工一起参加秘密活动，采取各种形式开展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如有的女工把发卡放在切纸刀上，纸烟包不上，造成减产；有时把螺丝帽放在机器轮带里，迫使厂方停工修理；有时把切烟刀拨斜，使烟变成废品等等。(www.xing528.com)

随着斗争经验的增多，老巴夺烟厂工人逐渐成熟起来，从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转向了带有反对压迫、反对人身侮辱的政治斗争。

当时烟厂规定每天对女工进行搜身检查，对这种侮辱性的检查方式，女工们非常反感，总想找机会反对，地下党多次组织反搜身斗争。有一个负责搜身的白俄女人，态度蛮横，她搜女工的时候经常翻了一遍又一遍，如果女工不配合，她就会又打又骂，不少女工因被侮辱受气而得病，女工宋惠芝的婶子就是遭到她的毒打，受到惊吓得了重病不治而亡。

女工们决定惩罚这个可恶的白俄女人，她们把发霉的窝头偷偷藏起来晒干当作武器。一天下班，白俄女人刚要搜身，女工们愤怒地把干窝头砸向她，然后迅速离去。第二天，不甘心挨打的白俄女人要找出带头打她的人，十几名女工一起冲进她的办公室，又将她痛打一顿并要求厂方辞退她。在女工们的压力下，厂方觉得众怒难犯，被迫将她辞退，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4年，女工们带头举行了一次罢工。一天中午，大家去食堂吃饭，发现小米是发霉的，里面还掺杂着砂子，于是她们把饭和汤倒在地上，这时有人愤怒地高喊“这饭不是人吃的！”还有人喊“打”，女工们把饭捏成团向汉奸打去，并罢工半天。经过斗争，饭菜略有好转。[10]

1943年初冬，烟厂举行了一次罢工。那时厂方怕工人偷烟，午间不许出厂，供应一顿午饭即一个窝窝头和一条萝卜咸菜，有时有一碗汤，不允许多拿。有一天午间吃饭时，童工原居昌前边的一个工人顺手多拿了一条咸菜，被白俄监工发现，他嘴里叽里咕噜地骂着，像疯狗一样扑上来，抡起棍子就朝那名工人打去，工人一躲，棍子就打在了他后面的原居昌头上，棍子断成两截，原居昌当场就昏了过去。愤怒的工人们立即把硬邦邦的窝头和咸菜砸向白俄监工，他吓得慌忙逃走。在地下党团员的组织下，工人们拿起扳手、铁榔头等工具，高喊着“挂队了！”“挂队了！”冲出去找厂方说理（那时把罢工叫作挂队）。全厂工人把账房层层包围，口号声惊天动地。看见工人们的情绪异常愤怒，最后厂方不得不答应工人的要求，被迫赔礼道歉、改善伙食、处理打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