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著名作家萨苏记载：1935年，日本出版一本专门描述中国军事力量情况的图书——《支那国防》，书中披露了若干中国从中央军到各路军阀部队的兵力、装备、训练等内容。其中有一张题为“支那娘子军”的照片，根据日方图注，这是冯庸大学女子学生军在一·二八事变中留下的照片。[6]
冯庸大学，是冯庸出资在1926年创办的一所私立大学，地址在沈阳铁西汪家河子村（现在铁西区滑翔小区一带）。由于免交学费，吸引了不少进步学生来此求学，学生总数一度达700多人。
冯庸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面对内忧外患，他办学的宗旨是“造成新中国的青年”，即培养具有新思想、能卫国建国的新青年。他要求学生们不但要学习文化知识，完成课堂上应该学习的课程，还要求学生都必须接受军事训练，每日强迫运动一小时，即便是寒冷的冬天，也要在雪地上反复苦练，以增强体魄，培养吃苦耐劳的品质。冯庸还主张兼容并包，男女平等，因此学校也招收女学生。这些经过军事训练的学生，后来成为冯庸大学学生抗日义勇军的骨干力量，其中就有16名女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冯庸几经辗转回到北平。他很快把师生们组织起来，一面继续办学，一面筹建学生抗日义勇军。
1931年11月1日，冯庸大学学生抗日义勇军誓师成立。11月5日的《盛京时报》上有这样的报道：“集在北平之冯庸大学学生，现下有100余名，顷以编成义勇军，于本月1日在北平成立，内容男生两队、女生一队，全体武装，进行军事训练云。”义勇军誓言：“誓以生命，雪耻复仇，绝对服从命令，愿随星旗赴难！”[7]
在这支学生义勇军中，女学生们组成“女子抗日义勇中队”，由冯庸大学体育系学生龙文彬出任队长。女义勇军队员头戴船形帽，短发男装，捆扎绑腿，手握长枪，被称为“抗日花木兰”。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冯庸率领由110名男生和16名女生组成的学生抗日义勇军奔赴前线。在已有资料中，确有记载学生抗日义勇军包括女生深入前线，参加了多场直接的对日战斗。他们克服南方潮湿的气候，肩负着歼灭倭寇、战地救护、监视敌情、阵地宣传等多项任务。
女学生军的飒爽英姿被刊登在1932年的《中华画报》上。(www.xing528.com)
当社会各界看到来自东北的女学生义勇军战斗在淞沪抗战前线的照片时，都深受感动与鼓舞，就连当时日本东京的《每日新闻》上也登出报道：“日本的女性虽然说是如何如何勇敢，可是往来于堑壕之中的人，还没有过。然而，中国的女性非常地在最前线活跃着。她们是如何有着悲壮的决心和觉悟……”[8]
1933年初，日军进攻热河，冯庸又带领学生军赶赴承德参加抗日，奉命布防守卫热河省凌源县。男学生军住在凌源街西铜顶子庙，女义勇军分散住在五里堡附近的老乡家。这里处于荒郊野外，天寒地冻，但他们很遵守群众纪律，自己带粮食自己做饭，从来不吃老百姓家的饭，也不拿老百姓家的东西。女义勇军们身穿白茬皮大衣，头戴白茬羊皮帽，脚上穿着棉布靴子。在来到凌源的这些学生军中，女生约占三分之一左右。[9]
冯庸带领学生们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他们带有一部电台，还有一架油印机，主要印发抗日救国的标语、传单等，同时还油印出版“复巢月刊”，以动员群众奋起抗日为主要内容。这些学生军热心宣传，积极组织发动当地有文化的青年人。女学生军还走上街头，进行讲演，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广大民众奋起反抗。她们的宣传取得很大实效，每次演讲，周围都挤满了群众，还有很多青年主动要求参加抗日队伍。冯庸还经常派学生军为附近的其他抗日部队运送军装、药品、弹药等物资，给他们很多帮助。
1933年4月2日，凌源失守。3日上午，日军进入凌源。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冯庸大学的男女学生军英勇拼杀，但终因武器落后，寡不敌众，难以抵抗日军的攻势，伤亡惨重，冯庸大学英文教授黄绍谷在战斗中阵亡，3名学生军被俘，其中包括一名叫杨淑真的女生。幸运的是，在同为海城老乡的翻译帮助下，这名女生后来脱离险境。从日方发现的资料证实，这些女学生军确实参加了热河保卫战。[10]
之后，冯庸大学的女学生义勇军奉命撤回北平。在途经京绥火车站时，她们见到许多受伤的“中央军”士兵呻吟在站台上，没人照料。在校长冯庸的支持下，她们把自己的校舍和住所腾出来，改做临时医院，安置这些受伤的官兵。由于伤兵太多，又没有交通工具，她们恳求黄包车夫义务运伤兵到学校救治，她们的行为令黄包车夫们大为感动，很快就把200多位伤兵运到冯庸大学。
1933年6月，冯庸大学几经浩劫，资产基本耗尽，再也没有恢复的能力。16位女学生也只得各奔东西，有的报考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少数转入浙江大学和河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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