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时期河南盐务局及其独立管理局

刘序东

伪河南盐务局从筹备设局，一直到日本投降和国民党接收止，我始终担任这个局的伪局长。现尽我回忆所及，将该局在河南沦陷时期所发生的一些事，及和该局业务有关的一些日、伪、蒋人员的活动叙述如下：

从清末到北洋军阀，河南省的食盐，绝大部分来自长芦产区；其次是来自山东产区；另有少量来自河东产区。长芦产区的盐，通称“芦盐”，从产地经北宁、平汉铁路或南运河、卫河运进河南，销售区是平汉、陇海铁路两侧和卫河两岸各县，总面积约占全省的五分之三。山东产区的盐，通称“鲁盐”，从产地经胶济、津浦、陇海铁路运到商丘，销售区是豫东南各县。有时供应不及时，则借运两淮产区的“淮盐”填补。河东产区的盐，通称“潞盐”，从河东渡黄河运到洛阳，销售区是豫西各县。这些产区的盐，通称“官盐”。所谓官盐，就是有盐引的世袭业商，在各产区的盐税机关完税后，从产地运到他们的引地所销售的盐^[1]，它是区别于私盐的。

河南的所谓私盐，就是土盐，或叫硝盐。在河南省，除豫西和豫南部分地区不产土盐外，其余地区全产土盐。特别是豫北和豫东一带，如内黄、延津、封丘、开封、兰封等县的产量比较大，而内黄、兰封的质量还比较高。这些县在春晒时，每100斤土可产土盐70余斤。其次如陈留、杞县、太康等县，每100斤土可产土盐50余斤。到了秋季，日光温度降低，风也渐寒，不能晒就改用锅煮。但是两季后的秋土，因盐碱下沉，产量也就比较小了，如内黄等县每100斤土能产土盐40斤左右。陈留等县每100斤土能产土盐20斤左右。土盐提硝，每100斤土盐一般可提硝5斤。城基或房基左近的土，每100斤土盐能提硝15斤。土盐之所以被称为私盐，是因为土盐里有硝，不能吃，吃了要中毒。其实并非这样，这是统治者打着“关心人民健康”的旗号，为了保护封建盐商的利益，不准百姓生产或运销本地所出产的土盐罢了。就因为这个原因，盐务机关在河南驻有缉私队，专门查禁所谓私盐。我在长芦干缉私工作17年，深知缉私队就是为盐商服务的。

从北洋军阀混战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十多年来，战乱频仍，路运、河运时断时续，盐商们运盐不但在运输中要冒着很大风险，而且向铁路要车皮，还要行贿。有些没落盐商因无力经营就把引地出租；或因赔累不堪关店停业。租得引地者，通称租商，如晋和源窦把新乡等县引地租给董士恩，租期是每2年一期，租价是每引^[2]1.2元。益照临张（即海张五）把安阳等4县引地租给李巨材，租期是每5年为一期，租价是每期2万元。久之，这些租商也感到无利可图，有的就解除了租约。在这段期间，所谓官盐，几乎绝迹，而土盐就成了惟一的民食了。

“七七”事变，北平沦陷，日军沿平汉铁路长趋南下。蒋介石的军队望风披靡，顺着平汉路向南狂奔，跑过了黄河，就在黄河南岸铁桥东花园口处扒开了黄河大堤，使黄河从中牟县向南改道入淮。当时好像挡住了日军南侵，其实日军兵力有限，刚好给了其休整补充的机会，并以黄河北岸作了防线。1938年初，随着日军的南侵，伪长芦盐务管理局拟在河南、山西、山东、青岛、两淮等省区筹设分局，以控制我长江以北的盐务。伪芦局副局长郑梅雄^[3]推荐我当河南的分局长。是年4月，伪河南分局在伪长芦局成立了筹备处，设四科一处，即总务、会计、运销、警务科和硝磺处。5月初，日军华北驻屯军财务负责人吉田新七郎^[4]，派来了井上藤次^[5]当分局的副局长，另一日人任硝磺处长。总务、运输、警务三科由我推荐的人当科长。会计科是井上带来的东北人当科长，井上派了4个日本人分别当了各科的副科长。各科的科员一部分是我保荐的中国人，另一部分是井上从东北调来会说日本话的东北人。伪警务科内的3名教导官是军部派来的日本军人。全局工作人员共110人。

伪河南分局为恢复芦盐在本省的销售市场，曾召集沦陷区的业商和租商，动员他们去复业，但是他们对此视若畏途。尽管伪芦局一再声称在河南设分局是为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然而，他们还是推三阻四，裹足不前。因是我向井上出主意说：“要使他们放心去复业，只有官运商销^[6]。”井上当时没有表态，但不久对我说：“吉田批准了官运商销，并由军部通知铁路供车皮。为使他们更放心，咱买10部载重汽车叫他们门里收货。”这一措施，盐商们全感到惊奇，因为这种作法是史无前例的。

筹备工作就绪后，我与井上先到彰德与地方伪政权取得联系，伪省长萧瑞臣表示欢迎。日本特务机关长落合鼎五是井上的老同事，他对井上办盐务十分高兴，并催促赶快设局。我们找好了局办公室，并在车站附近找好了仓储货栈，于7月中旬通知在津人员都迁到彰德来办公。同时盐商也随之来到彰德。同时芦盐也源源不断地运至彰德和新乡，而盐商们也分别到各县去筹备复业。

伪硝磺处处长日高为谋夺副局长的缺，以井上未呈请伪芦局批准，就私订了10部汽车向吉田打了小报告。吉田派郑梅雄、日高和另外3个日本人召回我们进行审讯。结果以擅用公款的罪名勒令井上辞职。井上问我：“你怎么样？”我断然回答：“我与你同进退。”他说：“好！咱们回去打电报辞职。”我们回到彰德，井上去见落合，回来说：“机关长不准我们辞职。他说盐务局在河南，属特务机关管，长芦管不着，买汽车有用途，应当买。我给吉田打报告。”不久，井上对我说：“吉田同意了落合的意见，令我们脱离长芦成立管理局。”随后，伪财政部^[7]来了委令，我便稀里糊涂地当了伪局长。那个欲谋夺副局长的日高，再也无法回任了；井上另派了一个姓高岭的日本人当了伪硝磺处处长。从此，伪河南盐务管理局脱离了伪芦局而独立。同时，为了芦盐的供应和便于与伪芦局结算盐价、运费及产税等，特在伪芦局内设立了驻津办事处。

伪河南局升级后，经特务机关批准，成立了伪盐警训练所，在平、津两地召募了60名青年学生，培训基层官佐。半年后，又在开封成立了伪盐警养成所，在北平、开封召募了100人进行训练。随后在沧县、南皮召募了200人组成伪盐警队。随着伪分局的设立，又连续召募到1500余人，成立了伪盐警大队，分别在伪总局与各伪分局，驻有300到500人。具体到一个县，各驻有20到30人。一天，井上对我说：“军部通知我们去领枪，你带着花名册去领吧。”我找借口拒绝说：“这个事可行不得。游击队的口号是‘带着枪过来的人给200元。’我们能保证盐警不过去吗？就是不过去，我们每个县的据点仅驻有二三十个人，游击队一来就连人带枪裹走了。如果一定叫我们去领枪，每个据点起码要驻500人，不然会给我们找麻烦的。”井上很赞成我的看法，故伪财政部长汪时璟两次让我们到军部去领枪，我都用以上的看法作答。就因为伪盐警队没有枪，所以每次日军扫荡，只向我们要几个日本人翻译，不曾要伪盐警队去参加扫荡。1940年春，游击队袭击兰封，有武装的伪警备队全数被歼，而伪盐警队得以苟延残喘。事后，伪盐警队对我说：“局长不领枪，大家有怨言，这回才知道没有枪的好处。”

1939年2月伪河南局迁到开封，至时改称伪河南盐务局，因豫地不产盐只是销区，所以把“管理”二字取消。迁出彰德时留下一部分人员管理仓库，并继续办理豫北12县盐商交款领盐手续。翌年，改组为伪彰德分局。新乡仓库，在伪局迁移后，亦改为伪新乡分局，并委任日人斋野当分局长。斋野与新乡等19县盐商的关系搞得很好，他向盐商们预借仓租作建筑费自建仓库，得到了盐商们的支持，在新乡车站附近兴建了3所仓库。当时豫东南各县已相继沦陷，伪河南局拟恢复该地市场，曾要求伪山东盐务管理局援例供应豫东南12县。但山东由日本海军统治，所产鲁盐均运往日本，伪山东局无权过问，后经陆军与海军取得协议，鲁盐依援例才运往商丘。同时，我们又动员永裕公司^[8]等盐商到豫东南各县去复业。1940年初，又设立了伪商丘分局。伪河南局迁到开封，也设置了仓库，以芦盐供应开封等10县的盐商。至此，河南沦陷区53县的“官盐”市场得以完全恢复。

冀南的长垣、濮阳、东明3县属于伪芦局管区。1939年后，从邯郸到冀南的二百多里旱路完全被游击队控制着，芦盐无法运过去。该地的租商王慕沂屡向我诉苦，要求我设法帮助他。后我与汪时璟谈到这一情况时说：“假如要在开封落场，从这边运过去就没问题。”汪说：“这也是一个办法，你上个条陈吧。”我征得井上的同意上了个条陈，并被批准。此后，王的盐就运到开封落场，刹时被抢购一空，来多少卖多少，获利很大。为此他每年送给我的钱不下20万元。

盐商们卖盐是遵照伪河南局公布的牌价：每斤0.17元。他们反映：“过去是一斤一斤地卖，现在是一包一包地卖。”难道吃盐的人成包买盐吗？实际上是被盐贩们买走了。上述的王慕沂的盐在开封一落场就被抢购一空，就是盐商们所为。

开封是河南省盛产土盐的地区之一，城内四隅约筑有500个盐池子。每年春晒，每个盐池一般可产土盐200余斤，惟东南隅一带，可产300余斤。一天，井上对我说：“我们要查禁土盐，不然，就影响税收。”这使我踌躇不安，因为我深知河南的老百姓是强悍的，一旦堵死这些盐民的生路，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所以我以“内黄惨案”^[9]作例子，对他说：“这事可得慎重，河南老百姓十多年不淡食就是吃土盐，而这些穷人也就靠着生产和运销土盐而谋生。如果一旦被查禁，他们没有活路就要跑到敌区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再说土盐被查禁，硝从哪来呢？”我看他没有反感，又说：“假如允许他们无税生产，或运销土盐，向他们征硝，可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对我的意见很赞成。不久，白田（开封特务机关长）批准了我的建议，命令我们出布告晓喻产户，准许他们再生产一年，但要每个产户都必须到伪硝磺处去登记，由伪硝磺处发给他们执照，凭照可自由生产和运销土盐，但要硝户的每个池子，必须无代价地交硝5斤。布告贴出后，硝户们推举代表来见我，要求核减硝的数量。我对井上说：“每个盐池子每月交硝5斤，一年就是60斤，实际上他们出不了这么多，你可否请求机关长给他们核减？”他说：“不行。”我又说：“他们出不了这么多怎么办呢？”他说：“叫他们自己想办法。”我问：“他们要到民间去买，行吗？”他说：“我们不管，只要交够数就行。”我向代表们传达了他的话，代表们接受了此建议。因为当时的土盐运到内地去，每斤可卖三四角钱，他们买些硝是不成问题的。从此，硝户有执照，盐贩有牌，土盐能与“官盐”一起在市场上贩卖。这种局面一直到日本投降也没改变，所谓限期一年也没执行。

冀南、鲁西一带也盛产土盐，在“官盐”不能运到河南时期，这些地区的土盐即向河南倾销。河南沦陷后，这些地区的土盐不再运进河南，而改由豫东和鲁西的边境，经河南的商丘、安徽的亳州运向蒋管区。河南的土盐由于有了运销执照，就成了“次官盐”，而邻省的土盐由于没有运销执照，在河南就成了“私盐”了。这类私盐，称之为硝盐。伪局盐警队在商丘一带缉获硝盐约有20余万斤。依其定章，缉获的硝盐要销毁，其运载工具被拍卖。

“官盐”的销售量在河南沦陷时期是惊人的，也是史无前例的。例如，从局开业到迁开封前，仅仅五个多月的时间，只销税一项就征收了40余万元，核计销盐1400余万斤。租商李巨材的代表刘子植对我说：“过去我们4个县每月销不了一车盐，现在每月给我们4车盐用不了两天就卖完了。”1939年春节前，他托李锡五给我送来1万元，称：“他们送给局长一个干股，这是1938年的红利。”其实就是好处费。以后，他们每年送给我三四万元不等。这笔账很好算，他们每年至少要赚三四十万元。租商董士恩的代表乔志清对我说：“过去我们是年年赔钱，从局长来了以后，我们赚了钱，您不收我们的酬谢，我们东家委实不安。”我便告诉他们井上想在北平买所房子，让他们替井上物色。结果，董士恩把个人的一所房子以2000元的代价立了契约，实际上是变相地送了一份厚礼。租商们发了财，原业商就红了眼，乔志清找我说：“修武县的业商在天津法院告了我们东家，指控侵占他的引地。我把官司打输了。法院判处：交还引地，赔偿损失。局长！当初动员复业时，他是始终不出席，是局长指定我们接办修武县的，现在怎么办呢？”我向井上汇报了这一情况，他说：“引地归我们管，法院无权处理，给它写份公函，叫它把原案转过来。”结果，法院撤销了原判，并把原案转给我局。修武县的业商不敢到局来打官司。据闻，他对人说：“郭某打了一辈子官司没输过，这回算输到家了！”不久，他竟被活活气死了。益照临张的亲戚李赞臣，曾多次要求我帮助张家收回安阳等4县的租权，我全以租约不到期而拒绝了。后来，他托出一个退役的原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依田找我的麻烦。几经波折后依田感到，强制我局在租约不满前勒令租商解约招惹麻烦，因是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盐的销量如此之大，并不是全都卖给老百姓吃了，而是被盐贩们偷运到蒋管区去了。一天，井上对我说：“宪兵队西永队长在北平告你通敌，兴亚院派度边大佐来逮捕你。”我骤闻之下惊慌失措地说：“副局长！我和你相处一年多，任何事都是先请示后汇报，从来没有背着你办过事，我与敌人也没有任何关系和往来，你是知道我的。”他如此这般说了一通，他说：“你先别害怕，他告你通敌就是因为我们的盐全运到重庆管区去了。明天，我陪你去见度边，他问什么，你就照我告诉你的话回答……”我说：“这样说，行吗？”他说：“我给你当翻译，我会给你翻好的。”转天，我随井上到了特务机关，见着了度边，白田也在座。度边很严厉地问我：“你为什么通敌？”我说：“我没有通敌呀！”他问：“你把盐都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答：“卖到重庆管区去了。”他问：“卖到重庆管区不就是通敌吗？”我照井上的话反问：“请问大佐，敌人是谁？”他答：“是重庆的军队和机关。”我又问：“老百姓算不算敌人？”他答：“皇军到中国来就是为拯救老百姓的，老百姓不是敌人。”我说：“老百姓既不是敌人，盐给老百姓吃就不算通敌。”他说：“胡说，难道重庆的军队和机关就不吃盐吗？”我说：“重庆有自流井产区足够他们吃的，而且他们还用高价卖给老百姓呢。”他问：“这是事实？”我说：“请大佐调查。”这时，白田对他说了一句话，他噢了一声，问：“难道盐在重庆管区就没有其他用途吗？”我说：“中国没有化学工业，盐除了吃以外没有别的用途。”白田又对他说了一句话，他又噢了一声，问：“我们有封锁线，盐是怎么运过去的？”我说：“封镇只是几个口子，不能在全线上排满了人，本地人熟悉地理，他们是有办法的。”他说：“那么封锁线就没有作用了！”我说：“也有作用，就是封锁了自己。”他惊愕地问：“什么道理？”我按井上预先说过的，对度边作了一番分析：重庆管区的老百姓所需要的是盐、糖、布匹、日用百货，而这些货又是沦陷区日军需要推销的。那边的粮食、棉花、烟叶、桐油等是沦陷区需要的，反而运不过来，这不是封锁了自己吗？他看了看白田，白田点了点头。他的态度有了转变，他对我说：“我了解了这些情况，回北平去研究，请回去吧。”我们出来以后，我问井上：“你叫我说这样话，没有问题吗？”他说：“你放心！你在盐务上有经验，遇事有办法，又听话，我早就对吉田说了。吉田很信任你。这件事吉田也知道，你就安心好了。”度边走后很久没有消息。不料在半年后，封锁口竟撤除了，这是1940年秋天的事。这或许与我对度边所作的分析有关。从此，盐贩就公开地运盐了。盐的销售量也随之大增。随后，在新乡逐渐地形成了盐的自由市场，而其他物资也开始运来运去。交战双方的战线竟成了商业上的“和平共处”的边境线，这在战争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特现象！

1939年春，我还为日军筹集军饷做过一件可耻的事。一天，井上从特务机关回来后问我：“你认识张岚峰吗？”我说：“不认识。”他说：“他是日本士官生，已得到军部的允许，编了3个师，枪支已发给他，就是军饷无着落。白田叫我们帮他解决，”我问：“给他盐税？”他说：“不，盐税不能给他，白田的意思，给他盐。”我问：“怎么给呢？”他说：“明天他来见你，我们跟他商量吧。”转天，张岚峰来了，谈到盐的问题，他说：“局长给我盐，我可以像商人一样地交款纳税，不使贵局有损失。”我问：“您用什么名义做盐呢？”他说：“就用司令部的名义吧。”我问井上：“不是盐商，能纳税做盐吗？”他说：“不符合条例，你给想个办法？”我说：“要是跟一家盐商合作，由盐商出名可是个办法。但是，张军长如果用量大，车皮可有问题。”张说：“我可以找军部要车皮。”我问井上：“你看怎么样？”他说：“很好。”同时，他对张说：“我们一定尽力协助。”就这样，算是说成了。他与永裕公司合作，合作的办法是：永裕运鲁盐到商丘，照牌价卖给他，就是说，他成了没有牌照的土盐贩。前文所述，在商丘一带所缉获的硝盐，被他知道了，他也要。后经伪税务总局批准，无代价地送给了他。事后，他派他的秘书长王式九给我送来10万元（也许是20万元）作为酬谢。我以5万元分配给盐警们，其余全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央政府，张被编为第一方面军，但仍属华北日军指挥。他经常对人说：“我的军队的财政就是依靠黑的白的（黑的是烟土，白的是盐）。”他在商丘成立了一个俱乐部，通称十九号（门牌号），表面看来是个交际场所，实际是日、伪、蒋的大员们来来往往，勾勾搭搭的联络站。

我既为日军干过筹饷勾当，伪军以盐搞钱的事，此后，也就接踵而至了。

伪第二方面军军长孙良诚在1941年继刘郁芬之后任伪绥靖主任。他派总参议李子铎来见我，一见面就直截了当地说：“张军长建军得到您的帮助，孙主任派我来要求您也像帮助他一样帮助我们！”我说：“张军长的事，您既然知道，他做盐的情况，您知道吗？”他说：“知道，我们军部有个合作社，专办全军给养，车皮的问题，我们也可能解决。孙主任叫我问您，我们跟谁合作相宜？”我说：“等我们研究研究再回答。”我向井上汇报了这一情况。他说：“我们给他介绍一家盐商，叫他们自己去商量条件。”我先后给他介绍开封的晋益恒和冀南的王慕沂。他们的合作办法与张岚峰相同。事成后，他送给我一条黄金。(www.xing528.com)

庞炳勋投降日军后，继孙良诚任伪绥靖主任。他当面找我要盐，我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后说：“孙军长的军队开走后，他的合作社仍留在这里办给养。很久以来，由于他用盐的量大而使有牌照的盐贩们都分得很少。目前，对您恐怕……”他不等我说完就不高兴地说：“刘局长！狡兔尚有三窟，您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我告诉您实话，我与日本人合作是奉蒋委员长的命令的。您帮我的忙，将来有好处，您这顶汉奸帽子，我能给您摘掉。”就这样纠缠了很久，最后，允许每月给他400包盐才算完事儿。同时，孙殿英也当面找我要盐，他也是那一套，什么奉蒋的命令与日本人合作啦，将来能帮我的忙啦，等等。伪局只得通知伪新乡分局在他的驻地每月给他200包盐。这全是1944年的事。另外，有些小汉奸队，如李玉霖等也来找我要盐，伪局也得应付。

日军用盐养活伪军和勾结蒋介石是有根据的。如在1943年，日军华北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第一次到河南视查时，曾召见了我。他听完了关于盐的供销情况的汇报后点了点头。从他的表情看，可以说，他是满意的，不然，他听到盐贩和军队把盐全运向重庆管区能不大发雷霆吗？又如新民会（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委组织）每每找我要盐，均被我拒绝了。它曾几次在北平告我资敌，没有成功。1943年，它勾结伪河南局总务科日本副科长和宪兵队的一军曹，用资敌的罪名向新到任而不了解情况的宪兵队长告了密。这个新队长找我了解了情况后，说是“误会”，并向我道歉，处治了那个军曹；也开除了那个副科长。这就是说，日本人是认为我是个忠诚执行日、蒋提携政策的“功臣”的！

1939年的秋天，日本宪兵队突然传走了伪局的会计科长，随即也把局账本全拿走了。井上打听后回来说：“省公署的人事科长被暗杀，据说是萧瑞臣干的。有人说我们给过萧瑞臣20万元。”我说：“没有这回事呀？”他说：“听听再说。”转天，会计科长被放回，账本被扣留。过了几天，井上说：“我到南京、上海去一趟。”我问：“账本的事怎么样？你找西永解释解释？”他说：“不行。日本的宪兵和警察，不但你们中国人怕，我们日本人也怕，怕死喽！”我说：“你找机关长说说？”他说：“这个案子牵连上特务机关，白田也害怕！”我又问：“白田是大佐，西永是少佐，难道……”他说：“你不知道，西永可厉害了，他在北平当队长，曾逮捕过王克敏。账的事只好听着。我走后，局里的事，你主持吧。”从他走的匆忙样子来看，他是找个地方去躲着，而我就成了热锅里的蚂蚁了。大约过了3个多月，这个案子才算结束，萧瑞臣被判处徒刑，伪河南省长换了陈静斋。局的账目被送回，西永还亲到局来道歉。井上回来以后，我们的关系更好了，成了知心朋友，可以说无话不谈。他和西永也成了好朋友。

1941年的秋天，井上对我说：“我要辞职。”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与吉田的看法不同，他对我有了怀疑，我不能干了！”“为什么事？”他颇感慨地说：“我们日本太危险了！这些少壮军人太不量力，中国这个乱摊子弄不清还想冒险！”我问：“到底是什么事？”他说：“要抽调20万兵去攻打南洋。这事，你可不能对任何人说。”我问：“你不干盐务干什么去？”他说：“什么也不干，做买卖去，做个商人好！”接着又说：“我劝你也辞职，跟我一起做买卖去！”我说：“吉田对我很好，我要和你一起辞职，他会疑心，恐怕发生误会。”他说：“我走了，你就不好干了。白田、西永全调走了，新来的人对你不了解，新副局长不会像我一样地替你顶着。就算你应付得好，你也干不长。”我问：“为什么？”他说：“吉田老早要把你调长芦，被我拦住了，因为长芦与河南不同，我是替你着想。”他走了以后，12月6日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局紧张起来，蒋介石的飞机经常到开封来侦察，人心惶惶。不久，调伪芦局的事果然发生了，我以能力不足辞谢，并借机辞职，但没被批准。井上在徐州开办了一个聚丰公司，由我推荐李清甫为经理，我们三人各出资1万元，代理三菱公司收购土产，并做淮盐。

1942年的春天，井上派李清甫给我送来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茂州机关长^[10]要见黄子和，黄到开封，你带他去，并要大力帮助他……李清甫说：“黄原名黄守忠，是重庆财政部派来与日本军方办物资交换的。”黄到来后，我陪他去见茂川。他们谈话时，我已辞出，谈的内容我不知道。黄回来时十分高兴地对我说：“我跑了半年没接上关系，想不到茂川也在找我。我们一见面就说成了。我回商丘去设立机关，以后还得大哥您多帮忙。”我说：“只要我能办的事，一定协助。”他问：“我要运盐，您看怎么办好？”我说：“您到商丘找永裕公司，我也通知它尽量供应。”他走后，几乎两年没有见面，我听井上说，他与茂川经常在一起活动，还穿上了日本的少将军服。至1944年春，他到开封来看我说：“物资交换很顺利，井上很帮忙，现在我与茂川是‘开诚相见’，中、日提携，我们是桥梁。现在我担任汤恩伯、何柱国两个军部的中将参议，以后，您和井上的事我负责。”这就是说，在蒋介石方面，他可以替我们两人保险。1945年夏天，他又来看我，问：“大哥您在重庆有关系吗？”我说：“没有。”他说：“大局有变化，我就是专为您的事来的。我已保荐您当国际情报委员会驻开封、商丘的特派员，委任状和关防带不过来，您可以派个代表到重庆去联络，国际情报委员会的委员长就是蒋委员长。”当时，我听着十分兴奋。

1945年夏，我病得很厉害，至7月中旬，我到北平见汪时璟提出辞职要求。汪说：“别辞职，我给你调个闲散的缺，先养病，河南的事，我派人去接办，等你的病好了再说。”我住到北平中央医院后，汪派伪税务总局第五处处长郭立志来看我说：“你辞职的事被张军长拦住了，你还得回河南。”他走后，我去见张岚峰。一见面，张笑着说：“你犯了我的‘小人’了，为什么要辞职呢？”我说：“你看我病得这个样子，而且时局那么紧张，局子里也挨了炸弹，你为什么还叫我回去呢？”他说：“我已与那边（指蒋）联络好了，你回去就住在商丘，我派人给你保护，我等你两天，咱们一起走。”转天，因为时局紧张，他先走了。几天后，车不通了，我留在北平。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庞炳勋协助重庆派来的人接收伪河南局，我打电报通知伪局的总务科长关可益和秘书潘新吾替我办交待。至此，我这个伪局长的生活就算结束了。

我当了7年又5个月的河南伪盐务局的局长，回忆起来，在这段期间，我不但地地道道地做了日军的忠实帮凶，而且还做了日、伪、蒋“三角恋爱”的帮闲人。这是我人生旅途上的一大污点。

（靳天林整理）

【注释】

[1]盐引是满清时代发给盐商的专卖执照，即所谓龙票。引地是执照上指定盐商的专卖地区，一个县或几个县。

[2]每引是每两个麻袋包的合称。每麻袋包装盐273.5斤，刨去卤耗及土耗23.5斤，每麻袋包按250斤纳税。每引500斤。

[3]郑梅雄是台湾籍日本人。他的父亲郑永昌是日军侵占天津租界设立总领事馆的第一任总领事，退休后当了天津盐务稽核所的副经理。郑梅雄在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后来到天津，先在北京盐务稽核总所当职员，后升人事科长，再后调到天津盐务稽核所继其父当了副经理。天津沦陷，他当了伪长芦盐务管理局的副局长。

[4]吉田新七郎是德国留学生，在德国获得畜牧学博士学位，所以人称吉田博士。东北三省沦陷，他在东北掌握经济，是个老牌的特务头子。华北沦陷，他来北平掌握华北的关税、盐税和统税。

[5]井上藤次的中国化名是徐少楣，娶有中国老婆。他原是日本三菱公司培养出来在中国工作的职员，在北平上过在学吉田，可属以下说当是特个务中。国华通北。沦东陷北，他沦被陷调，他到石家庄特务机关当主托，兼冀南道尹公署的顾问。伪长芦盐务管理局成立河南分局，他被吉田调来当副局长。各地的特务事机，其关中长还大有多与数他都见解是相他同在的东好北朋的友老。同他是拥护对蒋介石政治诱降，而反对太平洋战争的人。

[6]官运商销是由盐务局从产地运们盐到就河地南交，纳贮盐入价总、局运或费分、产局税的和仓销库税，盐，商就是务在局销交区纳交盐款价提和货盐。税以，前然，后盐自商己们到先在产盐区筑盐，自己运到销区。

[7]伪财政部是伪华北政权初建时期的财政最高机关。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伪财中政央部改政府称伪，华财北务伪总政署权。改王属克伪敏中二央次，当立了了伪伪税华务北总政局务，委关员税会、盐的税委和员统长税时则，归成伪税务总局管理。

[8]永裕公司是天津永利公司总经理范旭东在山东做盐的一个专业公司，它的引地是豫东南10县。

[9]内黄惨案发生在1915年的春天私队。内20黄余县人缉强私行队扒长毁张盐联民芳们带新着修他好的的缉盐池子，遭到盐民们的反抗，他开枪打死忙一着个盐作民皇帝，激，怕起这了民个愤乱。子闹当时大了，袁，假世凯惺正惺地私统逮领捕宋了明张善联（芳袁（的袁的亲表信）弟的）中，革将去实了官缉，使他戴罪图功。

[10]茂川名秀和，在天津沧陷时，他是晋天升津到的大特佐务，并机当关上长了。以华后北，区因流功动由特少务佐机关长，在张家口、漯河、开封、徐州、蚌埠任务等地是均专设门有与蒋机关介石，但拉对关外系不。公开。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