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兴盐务公司：华北政治的消涨

○齐协民

盐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黄河以北各省，主要是依靠天津塘沽海滩所制的盐以供需要，这就是人们说的长芦盐。过去长芦盐不是自由贩卖的。这里存在着新旧两种剥削方式。旧的剥削方式，缘于过去交通运输工具的限制。在满清时代，盐的运销是由北京户部发给盐商龙票，指定各引岸为盐商私有产业。所谓引商就是由商人祖辈所买下来的产业，如某州某县这个地方，由某姓承包，各人有各人的势力范围，互不相犯。天津所称的“八大家”，其中有些是占有了这种产业而起家发财致富的；还有振德店黄家、长源杨家等。一直相沿到民国成立，这些盐商合并起来，组织了一个类似同业公会性质的团体——芦纲公所。该所主要是官方与盐商之间启承转下的一个机构。在前清时代的盐法是先运后课，就是说先把盐销售了再交盐税。由于引商的引岸条件优越，所以经营盐业的均是殷实之家，当然生活来源可靠，养成了盐商子弟不劳而食的习惯。有些盐商，或因时事和人事的变化，或因经营不善，拖欠盐税，无力缴还。这种状态，从1912年到1924年，依然沿用前清运销方法。

1919年，李纯、冯国璋相继去世，直系首领自然落在曹锟身上。冯死后，冯的军需总监、曾任过崇文门监督的张调辰，为了发展直系，为曹锟筹划经济，通过直鲁豫巡阅使的关系，当上了长芦盐运使。1920年直皖战争，把段系势力打垮。1922年直奉战争，第一次把奉系击退出关。在这两年中，以直系为主干极力要拥护曹锟为总统，因此需要筹措一笔巨大的政治活动费贿选。如果完全依靠直系军阀官僚拿出这笔钱，自然是不可能的，必须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于是，由张调辰、吴毓麟、边守靖、张廷谔、刘彭寿5人组织了一个核心组，通过直隶省长曹锐，把10家欠盐税的盐商，收归官督商办。因此这5人就进入了盐商行列里。此时盐务的支配权，完全在曹锐手里，他直接掌握着津武口岸和裕蓟公司，后又成立了德兴公司。在曹锟贿选筹款中，以长芦盐筹措的款项，占了相当比重。

1924年奉直第二次战争，曹吴失败，奉军进关，李景林任直隶军务督办，李部军长苏锡麟（即苏玉书）在李那里拿到了裕蓟公司盐务专卖权。苏是刘彭寿的亲戚（甥舅），并由刘彭寿和张廷谔另组德兴公司。在这以前，津武口岸（兼销进口外国精盐）是在吴毓麟手里。这样，德兴、裕蓟、津武3个组织便垄断了长芦盐的运销。

幕后操纵者刘彭寿和张廷谔均住天津河东意租界，故人称“河东派”。德兴盐务公司组成后，由盐运使署发给谕帖作为凭证，运盐销售，分销直岸、豫岸，包括直隶河南63州县，如蓟七、沧六、京引、高、博、蠡、河南陈、杞、泰，等等。前清时代的盐业专商都是先运后课，所以有挥霍无度，缴不上国税者。民国以后，虽然改为先课后运，但是“河东派”利用私人关系，勾结运使，仍然有变通的方法。如遇旧有引岸盐商，或因营业不振，转租与人；或因年限过久，继承子弟无能，赔累拖欠，“河东派”即通过运使，把他们兼而并之，交由3个组织来承办，如河南的郾、浙等地，彼时就是由裕蓟公司代办的。而且这种运销必须有3笔钱：即先课后运，课时需要一笔钱；运时需要一笔钱；盐价又是一笔钱。如此循环，须要雄厚资本，于是“河东派”就勾结银行当权者投资，许以大利，朋比分肥，如盐业银行总理王绍贤、农业银行总理崔露华等。同时，各盐店均有武装，再加上运使署的缉私营，如果发现私运的，均予没收。

曹锟上台前，张调辰和曹锐经营盐销售，以其中的利润作为直系政治活动费。在售盐过程中他们感到，搞盐务发财，比经营工商业能获得更大的利益，既简便，又迅速稳安，因此不肯放手。而且只要拉拢在野在朝有势力的军阀官僚政客，以使德兴长治久安。曹吴失败后，张调辰去世，边守靖去绥远政治避难，由“河东派”控制的这3个公司为刘彭寿、张廷谔2人所直接支配。张廷谔原是黎元洪政府国务院总理张绍曾的秘书长，那时他有两条小火轮在大清河作运输，他同吴毓麟关系很深，吴当时是大沽造船所所长。由于曹锐的关系，他们又都是直系，吴作交通部总长后，支持张任国务院秘书长。张自成立5人团后，对搞盐务发生了兴趣，在曹锟任总统时曾表示愿任河东盐运使，遭闫锡山拒绝，未能履任。以后就决心搞德兴等3家公司。1924年曹锟被囚，直系崩溃，他们看到政局发生变化，为了保持德兴公司营业，张与临时代理总统职权的国务总理黄郛拉上了关系，使德兴、裕蓟、津武口岸3个组织得以生存。因为黄郛是张绍曾内阁的教育总长，故张与黄有了相当的交情。

张作霖进关后，北京政府在张的影响和控制下，“河东派”为了巩固其既得权益，就把裕蓟公司给了张的下属杨宇霆，由杨支持，派李景铭为裕蓟公司的总经理。同时，德兴公司邀请张作霖亲家鲍贵卿和张作霖政府的国务总理潘复加入撑腰。津武口岸也邀请了东北系的许兰洲加入。由此，这3个组织在东北系的支持下，平平安安地赚了大钱，但实权仍在“河东派”手里。

1928年国民革命军到达北方，这批直奉军阀官僚政客惧怕被南京方面夺去这3个公司的权益，因是他们找到直系投蒋的陈调元与彼时蒋介石在北平的特别代表何成濬相拉拢，把德兴公司的董事长让给何，由他替他们撑持门面。当时何哪有管运销盐务的兴趣与时间呢？故实权仍在“河东派”手中。通过何与南京政府盐务署的关系，由盐务署批准，以14万元领照费，仍然准许他们继续营业。这是一个新办法，从前没有领照费，只是由长芦盐运使署批给某人谕帖，承认某人承包。现在是盐务署发给执照，则更有把握，长芦盐运销就成了他们绝对垄断的事业了。他们改组了董事会，除新选直系的张志潭、齐燮元等为董事外，还从在野在朝的奉直两系中，择其有利于他们的，都网罗进来，分任董事，按时送给“冰炭敬”。这些人收了德兴等3家公司的钱，就不能不为他们说话了。

1928年以后，北方局势控制在闫锡山手里，这时长芦盐运使是陆近礼，曾一度把德兴公司等机构组织收归官办。因为南京立法院通过新盐法，由南京政府宣布废除专岸制度，改为自由贩卖。官方虽然宣布了新法，究竟怎样履行自由贩卖，一时感到棘手，而食盐又关系百姓生活，不可一日终断。虽然有意废除层层剥削制度，但是积重难返；加以何成濬等人说话，盐务署又准许他们继续延长经营。因此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他们把持长芦运盐、销盐更加牢固了。在张学良易帜前后，北方局面又有变化，闫冯合作倒蒋，中原大战，张学良举足轻重，恐张学良这一派进关后，将这块肥肉拿走。正在这时，绰号小吴三的吴季玉，早就垂涎这3个公司，他得到潘复的指示，利用吴和张的关系，去沈阳向张学良请求要津武口岸运销权，张就把津武口岸的运销权批给了吴季玉。有了张学良的手谕，吴季玉分到了“一杯羹”，“河东派”也鼓励他这样做。津武口岸的董事长仍是吴毓麟，总经理为吴季玉。

张学良进关后，“河东派”的德兴公司为了杜绝他人染指，由刘、张设计，潘复、董士恩出面，拉进了张的秘书长王树翰和曾任奉天省长的刘尚清为董事，因是王、刘与张廷谔的交情日趋深厚。及至“七七”事变张廷谔、王树翰、刘尚清都逃到了上海，嗣后张去了重庆。德兴公司的事业，由刘彭寿单独应付管理，冀七引岸仍由王军原担任经理，王是张廷谔的亲信和替身。

张学良下野后，黄郛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这个时期因张廷谔、齐燮元、张志潭都是委员，所以德兴等3家公司的盐务畅销无阻，没有受到影响。1935年11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宋哲元任委员长，“河东派”因与宋哲元毫无渊源，而齐协民深知德兴公司内幕，且与宋私交甚厚。抗战期间，他们在北平终日打牌追逐声色之乐，即至宋任委员长，齐即向宋要德兴公司的营业权。一天打牌，因齐已辞去禁烟清查处处长职，齐向宋说起这事，宋听后点点头，但当时并未决定。但齐把此事广为散播，故意使“河东派”知道，好让他们买账。过了几天，齐与宋又打牌，宋对齐说：“德兴盐务公司的事，我让贾德耀去当董事长，你当副董事长，一切权利的行使，均由你负责，只是每月送给贾500元的车马费就是了，我已交代他不必过问其中的事情。”由宋当即手书批准：“派贾德耀为德兴盐务公司董事长，齐协民为副董事长，由齐负责与贾月送500元车马费。”事后方知，“河东派”认为齐知悉他们内情太深，暗中拉拢贾德耀，要贾与宋说和，以抵制齐来抢他们的钱。但他们没想到宋哲元这种作法，既维护了贾的面子，又可支持齐搞钱，因此“河东派”对齐任德兴公司副董事长感到不悦。(www.xing528.com)

宋哲元批准齐为副董事长后，“河东派”又刁难齐，非要他投资7万元，以作为让渡领照费14万元的半数。他们知道齐一下子拿不出这笔钱来。齐协民把此事告诉了宋哲元，宋即令河北省银行经理杨天受借给齐7万元作为投资。但齐平常生活浪漫，又是外行，哪有功夫履行职务。他派了自己的表兄康世铎到德兴公司作监督代表，遇有要事，由齐批准执行。齐为了壮大自己声气，特请二十九军的头面人物，如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张维藩、邓哲熙、过之翰、戈定远等人为董事，这些人对齐说：“我们捧你，不要你的钱。”在齐任内，冀七运销到期，本来根据董事长的权力可以更换他人来办，但是这个经营权是张廷谔多年掌握着，由王军原办理，于是张和齐说仍要王办，齐就准许了，在齐任内，从德兴公司支用过六七万元，当作董事长交际费用，到年终一笔勾销。

日军占领平津后，“河东派”的张廷谔离开天津。德兴、裕蓟、津武口岸3个组织仍由刘彭寿、李景铭、潘葵生（潘复之子）掌握。他们开始对齐采取报复手段，勾结盐务管理局副局长郑梅雄（台湾籍的日本人），通过日本军部派盐务管理局的顾问井土原，开始找齐算账，并把其领照费的7万元没收，还追要齐任内的开支用费；另外，还散布说齐是向宋哲元建议抗日最力的人物，并将齐北京住房真武庙房产查封。这时齐已躲入天津法租界卢永祥的房子里。日本人经“河东派”的鼓动，非要逮捕齐不可。齐怕日本人找麻烦，乃找法国领事高兰，要求保护，高兰给齐一个特别通行证，如遇有暴力，在法租界内可以指挥巡捕，实行保护。但齐认为自身安全虽可无虞，但问题并未解决，对方仍在咄咄进逼，不得已齐协民只得走访李思浩、曹汝霖等亲日派，除请客送礼，还向曹贿赠2万元的运动费，方息事宁人。由于曹、李向日本特务部喜多和张孤说明齐并不是抗日人物，随把北京家产发还，并由喜多指派特务部主管盐务的吉村主计大尉，谕令井土原、郑梅雄和“河东派”，解除德兴公司与齐的关系，将7万元领照费还与河北省银行杨天受。过去支用的六七万元也一笔勾销，这才了结。

从此，长芦盐的运销完全转入“河东派”手里，一直到抗战胜利宋子文任行政院长，再度宣布长芦盐废除专岸运销制度，改为自由买卖止。从1924年曹悦掌握裕蓟公司起，至组织德兴公司、津武口岸3个组织，“河东派”控制霸占长芦盐运销长达30余年之久。像这样一个以政治力量为根基，长期垄断芦盐的巨大经济集团，在北方还是很少见的。其在华北政治风云的变化中，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日军投降后，吴季玉以军统局高级特务身份，飞来天津，找刘彭寿、董士恩算账，要把他离开天津后到归来时的薪金和红利如数补偿他。他离津时是津武口岸的总经理，如果细算起来，也是一个很大数目。这时吴毓麟已死，张廷谔任天津市长，当然对刘支持，闹了一些时候，没有结果。后来吴季玉通过董士恩的姨太太香妃从中调解，给吴一笔钱，才算了事。

附记

“河东派”3家公司董事交互组织重要人名：刘彭寿、张廷谔。

德兴公司董事：吴毓麟、董士恩、潘复、潘葵生、王军原、程海鸥。

裕蓟公司董事：刘彭寿、张廷谔、齐燮元、王云书、苏玉书、孙季鲁、吴毓麟（董事长）。

津武口岸董事：吴季玉、吴毓麟、王承斌、张志潭（死后是其弟张志澄）等。

（胡君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