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抗战后产量紧缩和工人斗争的调研成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9月23日上海颐中烟草公司代表斯图尔特抵达天津，然后请来几百名美国士兵进驻，接管了英美烟公司在天津的企业。

战后根据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原材料紧张以及通货膨胀的情况，英美烟公司确定了“减少定货、限制生产”的原则，采取“尽量汇出资金、决不汇入分文”的方针，紧缩公司产量，实现大量资金外移。1945年10月至1949年9月的平均产量为20万箱，1947年为32箱，而1948年仅为30万箱，还不及1919年的销售量，仅为1937年最高峰的27%。卷烟销售在全行业的比重则不足20%，失去了原先的垄断地位。

天津颐中烟草公司收回后，由于原料库存不足，人民购买能力低，卷烟严重滞销等原因，直到1946年2月才开工生产。同年由于国民党政府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造成交通中断，使英美烟公司失去了原料产地，失去了农村卷烟市场。此间天津颐中烟草公司将卷烟机38台、小盒包装机49台、装烟机10台、压梗机24台、卷烟机242箱、铝箔纸20余箱运往南方。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扩展，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统治行将崩溃，物价飞涨，再加上颐中烟公司对工人压迫沉重，工人的生活日益艰难。抗战胜利后，颐中烟草公司对英美籍职员普遍发给“慰籍金”，董事每人5万余美元，一般外籍职员平均每人1万美元，而对工人十分苛刻。1946年颐中烟草公司以币值不稳为由，拒绝续办工人储蓄金，并坚持以原数发还战争前的工人储蓄金。由于产量紧缩，开工不足，天津颐中烟草裁减职工，再加上经常停工没有收入，职工生活陷于极端困难的处境。为此工人与颐中烟草公司股东的矛盾日益激化，天津市社会局、国民党市党部以及伪市工会多次出面调停，均告失败。(www.xing528.com)

按惯例每年年终公司发给每位职工相当一月的工资“双月”即花红。1947年12月天津颐中烟草公司借业务不振，有所亏累，停发“双月”。公司这种视工人的困境而不顾的做法，激怒了工人。12月24日西方的大节日——圣诞节前夕，机器部的工人首先发起罢工，很快就带动全厂工人投入斗争，工人们找到买办华账房张筱舫，提出要求增加工资照发双月，张筱舫蛮横地回绝了工人的要求。愤怒的工人找到天津颐中烟草公司总办葛兰史交涉，依然不允。于是工人们把外籍股东们围在一间屋子里，不让他们回家过圣诞节。同时，从白俄门卫手里夺取了厂门钥匙，锁好了大门。此刻外国老板如热锅上的蚂蚁，天津颐中烟草运销公司督办克特珍立即通过英国领事馆与天津市伪警察局取得了联系，在工厂伪工会主席吴树林的协助下，伪警察局长李汉元带领60名大枪队员（其中10人持机关枪）闯入工厂，抢出公司的外国人，装进他们的警车里。这时愤怒的工人把汽车围了起来，有的甚至躺在汽车前，李汉元带领警察强行驱散了工人，然后护送外国人出了工厂。外国人走后，李汉元扬言这次罢工受共产党的影响，要追究带头人。工人们没有被警察所吓倒，他们坚持不离开厂，后经伪市社会局与颐中烟草公司研究之后，同意了工人们照发“双月”的要求。

这次罢工是继1927年和1928年后的第三次大罢工。时值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工人的行动受到革命的影响，其组织规模超出前两次罢工，在天津卷烟厂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