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烟公司天津厂：天津卷烟市场的垄断者

英美烟草托拉斯组织自1902年开始就在天津开展经济活动；1913年于大沽路英商高林洋行内设立了驻津机构。随着其在天津业务的发展，1919年9月在天津市河东区俄租界大王庄（今河东区大王庄六经路）购置了一块空地，委托英商乐札建筑事务所，投资500万元，历时3年盖起一座占地2.1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127万平方米，由4层楼房为主要车间的卷烟厂。当时工厂固定资本为729524英磅，其中机器设备为326133英磅。1921年开工时，有卷烟机10数台，切烟机4台，月生产能力为2000箱（每箱5万支），后逐渐增设卷烟机98台，正常开动60台，月生产能力为1万—1.2万箱。该厂名称为天津大英烟公司，它的创办使天津卷烟工业发生巨大的变化，其规模之大，产量之多，是其他烟厂不能相比的。据《天津海关十年（1922—1931年）》指出：“民国十一年（1922）前我国卷烟税率尚轻，其时本埠销售卷烟，多系由外洋或其他通商口岸输入。嗣后税率激增，运费加重，于是本埠正昌、协和、东亚及大英各烟公司，乃扩充营业，增加生产，以应需求焉。各烟公司之中以大英为最巨，现有机器60架，工人4000名，年产卷烟60万箱（这个数字可能是英美烟公司在华的生产总量），其余3家烟公司，则共有机器11架，工人180名，年产卷烟4500箱而已。”相比之下，显然英美烟公司已在天津卷烟工业中居垄断地位。

其垄断地位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6个方面：

第一，自烟叶收购复烤到卷烟制造销售的一体化。英美烟公司是一个托拉斯企业，为了控制原料，凭其雄厚的资金，在我国各主要产烟区设有组织严密的收购网和大型复烤厂。在生产方面，其在华的11家烟厂，从20年代到40年代，卷烟总产量平均占全国卷烟总产量的60%左右。在销售方面英美烟公司通过种种手段操纵中国各处的卷烟营业，它的销售量占全国总销售量的1/3，有的地区达100%，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卷烟市场。

英美烟公司在华的机构遍布全国，其在天津就设有许多机构，卷烟厂本身附设发电厂；1920年又兴建了印刷厂，负责印制卷烟包装用的盒皮；产品业务销售，由其附属的永太和烟草公司天津部和驻华英美烟公司天津部负责。

第二，垄断技术设备。英美烟公司把技术进步作为其企业发展的动力。为了防止技术泄漏，极注意技术保密，公司内部文件规定：“关于制造的笔记和详图等都是公司的财产，没有特别许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从工厂带走。1902年自英美烟公司来华后，就获取了美国邦萨克卷烟机在华独家使用的专利权，到了20年代又为标准式卷烟机所代替，但华商烟厂30年代才使用美国新机器。天津英美烟公司1937年安装罗斯式10支装香烟包装机，而把其原来的40台小盒机全部砸毁，它不把整台机器作价出卖，就是为了技术垄断。

第三，凭借不平等条约，勾结官僚取得烟税特权。天津英美烟公司创建时，已凭借不平等条约取得了烟税特权，如1903年清政府外务大臣庆亲王同意英美烟公司免去《天津条约》规定的5%关税，对其卷烟只征2%—7%的烟丝税，并不受厘卡限制，可以在全国销售。

进入民国，英美烟公司先后于1921年和1923年同北洋政府签定了“声明书”和“续补声明书”，使其仍然享受与华商不同的烟税特权。

1927年国民党政府将卷烟税改为50%，英美烟公司以外交压力买通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28年1月公布了“统税条例”，定税率为22.5%。

自1929年开始，国民党政府实行简化税制，连续把卷烟税从七级制改为三级制，最后又改为二级制。英美烟公司主要生产高级烟和部分中级烟，而华商烟厂多生产低级烟。简化税制降低了高中档烟的税负，提高了低档烟的税负，使得英美烟公司实际税负大为降低。(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英美烟公司取得了“协定烟税”的特权，并使之成为降低卷烟成本，夺取我国市场，形成垄断地位的重要因素。

第四，勾结地方势力享有优惠待遇。为了稳固在天津的经济利益，英美烟公司极力勾结地方上层人物。从现存颐中档案上看，他们在天津的经济活动中，曾与张学良、臧启芳、张宗昌、李景林、阎锡山、黎元洪、杜建时等保持一定的关系。

第五，推行一整套买办制度。英美烟公司在中国长期侵略的活动中，充分利用各种类型的买办为其服务。这也是该公司的秘密之一。英美烟公司在天津雇佣的买办有三种类型：一是为外籍人员进行管理的买办；二是为英美烟公司进行推销卷烟的买办；三是替英美烟公司与社会打交道的“多能”买办。

第六，残酷地剥削压榨工人。英美烟公司为攫取高额的垄断利润，采取各种手段，残酷地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一是大量雇用女工和童工。据1924年英美烟公司全国华籍职工人数统计，天津厂共有工人3157人，女工和童工占职工总数的78.58%；而童工占职工总数的74.31%。使用童工有很多便宜之处：首先童工幼稚，可以随意摆布欺侮；其次在强制的管理下，实际干活不比成人少，而工资只及成人工资的一半。二是推行典型的殖民地工资制度。在工资待遇上，种族歧视的华洋差别极大。如1941年9月华籍工人每月收入70元左右（当时的米价每担已在150元以上），而外籍职员每月收入达数千元，高级外籍职员收入达万元以上。而华籍成人职工人厂都先拿半年“小孩牌”（即工资），而有的连拿数年。如老工人杨瑞林18岁入厂一直拿到23岁。三是制定严酷的规章制度。公司规定工人工作时间不准讲话；不准在车间往来，甚至不准随便上厕所，工人患肺病的开除等。还规定女工生育时分文不给，为了生活，许多怀孕女工不得不在临产前坚持上班。公司规定不准女工带孩子上班，为了给婴儿喂奶，只好由家属把孩子带来，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在厂外马路上为婴儿哺乳，严冬酷暑、刮风下雨都是如此。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了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剥削，1934年前，天津英美烟公司举行了两次罢工斗争。

1927年厂方为抗税准备停工。消息传出后，工人们为了维护停工期间的生活，要求发还“红本子”储金。厂方借口请示上海总公司，迟迟不予答复。工人们看穿了他们的阴谋，开始了罢工，由于大家团结一致，公司不得不暂时让步，“红本子”照发。

1928年，为了保护劳工的切身利益，工人们组织了工会，并提出增加工资，不准随意开除工人；要工作服；要工会办公室等4项要求。由于厂方不同意，工人自12月25日开始罢工。后来由于厂方勾结国民党市党部和伪总工会逮捕了工会负责人，使罢工以失败而告终。但这场罢工是工人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的重大转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总工会机关刊物《中国工人》1929年第1期，给予这场罢工以极高的评价，称工人们为“二七后几年中北方民众最觉悟最勇敢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