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烟草行业：文史资料揭秘

烟草是16世纪明朝万历年间，由菲律宾的吕宋从朝鲜、南洋等地传入中国内地的。明朝天启、崇祯之际，天津已出现了专营烟草的店铺，座落于天津市红桥区北门外大街的中和烟铺在1940年后翻修时，已开业300年以上了，故翻修时题其门额为“五甲子老烟铺”，据此推算，该烟铺至晚是在1628—1644年开业的。

清代初期，烟草盛行于世，乾隆年间天津著名诗人查为仁在《莲坡诗话》中曾集一首藏头《烟草》诗，其中描写到：“待人无籍酒，款客未输茶”，说明当时烟草已成为接人待物的必需品。天津早年贩卖烟草的商人以山西人为多，这些商人聚财有道，曾在河北粮店街结成山西会馆，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乾隆年间天津修筑城墙，山西烟行的商人还募集资金修建城墙，以显示他们致富不忘公益事业的精神。随着烟草传播，烟草需求量也随之增大，近代天津文人戴愚庵《沽水旧闻》云：“庚子先，天津吸纸烟者，衡于威凤祥记麟，而抽旱烟者，则触目皆是。”随着吸烟人的增多，天津烟草零售业大量出现，“甚至卖烟之家倍多于米铺”。吊以大烟斗的招牌、幌子的烟铺在天津比比皆是。除了烟铺以外，还有一种专门进行烟叶交易的集市，清末天津西头就有武清及雄县的贩烟客商所办的烟市。

津俗把旱烟分成4种，既叶子、锭子、杂拌、兰花，“妇女所吸之烟，不外锭子、杂拌2种。男子瘾大者，则吸关东烟叶。斯文人物，则吸兰花”。不仅如此，津人的烟具颇为讲究，烟袋多用乌木杆，银（玉）嘴，铜锅，“贵者数百金，次者数十金”，并且有男女之分，妇女的烟袋长约5尺，男子为出门便于携带，仅长1尺。旧时的烟袋与洋烟壶、扇子、班指，称为男子随身的四宝。身边持有一根讲究的烟袋被男子视为令人羡慕的事。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吸纸烟的人在天津出现。据张焘《津门杂记》介绍，天津的广东商人仿效西方人“尝以纸卷烟叶，衔于口有食之”。当时人们对这种吸纸烟的新鲜事物多为鄙视，书中录《烟卷》诗一首：“寸余纸卷裹香烟，指夹欣赏吸味鲜。倘使延烧将近口，舌焦唇敝火边牵。”尽管如此，旱烟随着机制卷烟的兴起，逐步被机制卷烟所代替。(www.xing528.com)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朝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相继在天津兴办“洋务”，创办了天津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逐渐由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因此在洋务运动中，天津出现了一批规模不大的外资工厂，老晋隆洋行卷烟厂就是其中的一家，它是由美国商人于1891年兴建，雇用50名工人，资本投入1万两白银。虽然是一座小规模的烟厂，但“中国之有纸烟机器，盖导源于此”，可以说这座烟厂是我国历史最早的一家烟厂，其工人也是天津最早的产业工人的一部份。

截至英美烟公司在天津设厂时，天津已出现了20多家烟厂，其中有1902年黄景创办的北洋烟草公司，资本9万元；1903年希腊人C·aondrutsosuis兴办的协和烟草公司，资本为500元（源自资料）；1908年纪巨芬兴办的麟记烟草公司，资本为8万元；1910年希腊人Canellakis·C·C兴办的正昌烟公司，资本有40万元；1916年沙慕陶、苗井如兴办的五兴烟草公司，资本在5万元以上；1917年，日本著名烟草托拉斯东亚烟草公司，投资500万元兴办了东亚烟草天津工厂（解放后改为恒大卷烟厂）等。

与此同时，成立于1902年的当时世界最大的烟草托拉斯组织英美烟公司先后在中国上海、汉口、沈阳、哈尔滨建立了卷烟厂，初步形成了其在华的经济地位。随之天津也成其扩展经济势力的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