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天津大水时，达生已有职工四百多人。为了保住工厂，全厂职工在街口、厂门口、屋门口用草包装土，做了三道土埝挡水，厂里又将老弱残分别送回家中，王松午也把家眷送到裕中饭店居住，留下身强力壮的工人看守厂子。达生厂房是钢筋水泥建筑，所以厂子没受多大损失。从1939—1940年时工厂赚了些钱，有了些起色。那时日本人统治棉纱，从账面上看不赚钱，但实际上，达生还是有发展的，原因是由于大水后，外地谣传天津纱厂大都被淹，开不了工啦，没地方买纱了，于是纱市猛涨，棉价惨跌。其实纱厂并没有全部停工，所以要有纱就赚钱。另外，当时纱价有黑市，如一包棉花200元，成纱后变成250元，牌价应卖300元，实际却卖了500元，这样两套账就产生了。前记账300元一包，后记账500元一包，棉纱商出手的手续也是300元一包，所以从前账上看不出什么来，奥妙都在后账上。还有，达生月产200包纱，其中交日本人一半，另一半由中国人自行处理，前后账捣鬼，也就恁这一半来进行，不然就无法生存。所以那时机械虽旧也不修，坏了就扔，也合得来。因为能赚回来，因此在1939年，达生以10万元股本，赚了8万元，这是达生历史上的最高峰。
到1942年，达生增资，拉进交通银行的周叔廉、中南银行的林岳峰，组成达生纺织有限公司，以周叔廉为董事长，王松午仍任总经理，姚鸣山任经理不变。股款共30万元，其中王松午占三分之二，姚呜山以历年分红所得入股，占三分之一弱，其余为一些银行家。王松午当时拉拢他们入股，不过是为达生在资金周转上得些方便。这个时期把欠怡和洋行和小川新造的钱也都还清了。
由于工厂的红火，引起了日本人的觑觎。当时有个叫杉野的日本人，是一个小型资本家，他想在中国发展，因而想买达生，多次去找姚鸣山，姚始终未同意。后来又来一个姓黄的跑合的，给日本官方买。他问王松午：“你们卖不卖，可以给予优厚条件。”王说：“这是中国人的东西，你们大兵临境，强迫我们卖不行！”有一天，来了十几名日本兵，带着刺刀冲进厂。一到工厂就量厂房，量了一阵，要负责人到海光寺日本司令部去。人们都说去了危险，可是不去也不行。当王去后，日本人说：“我们要用达生厂址成立皮鞋厂。”王坚决反对说：“你们成立皮鞋厂，我们还有几百人指着这个厂吃饭呢？决不能卖。”日本人态度蛮横，说了一阵吓唬人的话，也就算了。
后来又有日本人经营的“满蒙毛织厂”，委托达生给他们织造军用毛毯，供给机械、棉纱、棉花，奈于日本人势力的压迫，只好同意加工。于是运进了宽面织布机80台，先安装了2台，刚织了几个样品，日本人就投降了。抗战胜利后，这部分机械又以满蒙名义要了回去。达生的营业情况，比日伪统治时期强些，因为“猴”牌纱畅销内蒙各地，并无竞争对手。同时也纺42支纱供应袜子、背心的小型工厂应用。此外还纺6支两股织鱼网线。在营销方式上，营业路线是走大工厂不注意的路子，因此比较顺利。(www.xing528.com)
以后的达生一直没有增资和发展，原因在于王松午本人并无振兴工业的魄力，生活上腐化堕落，成天吃喝嫖赌。没钱就动用工厂的资金，每月都要从厂里支取几千元挥霍，公私不分，管理混乱。最后，由于王松午与股东的矛盾加剧，失去了技术力量，厂长张泽生离去；合股人姚鸣山也去了北京，另谋华康新药店，又在津组建利群实社，后改七星工厂，生产日用化学品。
（柴寿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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