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羊”牌已成了全国大中城市家喻户晓的商品商标。“抵羊”牌毛线也成了广大人民喜爱的日常用品。到1934年,“抵羊”牌毛线遍销全国,年销量已超过100万磅。为了便于推销,我们在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开封、济南、太原、北京等地建立了经销基地,如天津宋则久所经营的国货售品所是华北区总经销,在上海有我们自己的申庄,杭州经理孙越芳,广州经理杜之坤,开封经理王某,太原马某,他们为“抵羊”牌的推广起了重要作用。这时“蜜蜂”牌、“学士”牌毛线已被我们的产品打垮,退出了中国的毛线市场。1934年东亚再度增资,股本扩大到150万元。这时天津新办起来的祥和毛线厂,感觉不能和我们竞争,经协商并入东亚。1935年我们又建成了新厂。
我仔细地分析了一下,东亚之所以这样迅速地发展起来,“抵羊”牌毛线之所以能这样普遍地畅销全国,除了它是国人自己创办的工业,具有抵制洋货的重要意义,为国人所爱戴外,我们经营、管理方面的一些特点,也是重要的因素。
我们的管理。工厂建立之初,我们就认识到:一个工厂的成功,除了机器设备完善,经营得法等条件外,工人生产也是决定因素之一。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工厂的生产管理方面,特别是工人的待遇,我们订立了比较合理的管理制度,工人的工作、休息时间,也安排得比较妥善。每年有较长的假期,外地的可以定时回家探亲。工人工资较一般工厂高,还有较多的福利,如澡塘、食堂、俱乐部、理发室、卫生室、托儿间等。我们注意工厂的清洁卫生,注意工人生活得安适、有秩序。本来我常外出,每当我在厂的时候,经常检查这些有关的情况,有时夜间,我也常到工厂职工宿舍巡视工人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如有问题,及时解决。由于我们关心工人,所以职工干劲很大,精神愉快,对自己的工厂的期望和信心很足。因此,我们厂的生产效率大,产品质量时时提高。
我们的经营。东亚所以得到迅速发展,与我们合理适宜的经营方法有很大关系。
首先,我们从建厂开始就注意节约开支,无关重要的地方,从不妄费一文,关键性方面,我们却从不马虎,不惜巨资达到需要。
其次,从开始创办起,就订立了各项合理的管理制度、生产操作制度、安全制度、福利制度、营业上的专责制度、推销方面的经销代理制度,等等。因此,厂内厂外,各项工作都井井有条,效率高,尽量避免漏洞。(www.xing528.com)
第三,我们注意生产,注意技术,随时提高产品质量,调整规格。工厂一开始生产,就以赶上“蜜蜂”牌的质量为目标,及时调整设备,训练技术工人,聘请好的工程师。原料进口时,精选好质量的毛条。厂内设立化验室,精心研究染色技术,使产品花色多样,色彩鲜艳。为了适合南方人的习惯爱好,我们特别制造了较细的浅色线发往广东、云南等省。为了适应北方人的喜好,特制了200号特粗线、深色线分发北方各地。至于华中、上海一带就适销300号色彩鲜艳的细软线了。为了供应工厂织造毛织品,我们也生产了1000号开司米线。为了提高技术,特派宋棐卿的弟弟宋宇函出国学习纺织技术。通过这些措施,“抵羊”牌很快地赶上了“蜜蜂”牌,为全国各地、各行业喜爱采用。
第四,我们注意宣传。我们宣传国人爱用国货,宣传“抵羊”牌毛线是真的物美价廉,宣传毛织品的优点,劝说国人多穿毛织品。我们还教给人们编织毛织品。我们出版了纺织刊物《方舟月刊》,内容着重教给人们纺织的方法和介绍毛织品的新花色、新花样。由于内容丰富,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我们在全国各大城市、各地区、各铁路沿线、各种报纸,刊登广告,树路牌,设霓虹灯、模型等,为国人所称道。对于美化商品包装,我们也从不马虎,就是一个极小的标签、小商标贴,也是到上海最好的地方印制的。
第五,我们争取各方面可以运用的资金,常使我们的资金充裕。基于我坚守信用,做事真诚,事业又有发展,所以获得了各方面的支援。还常收到一些朋友较大数额的存款。银行界也都大力支持,像杨天受主持的河北省银行,谈继曾主持的大陆银行都有30万、20万元的贷款。一次我在上海见到四行董事长胡笔江,得到他给予的40万元的长期贷款。
第六,最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全体人员都全心全意地发展这个厂。不只是我们几个创办人竭尽全力要把工厂办好,而且全体职员也都各尽职守,细心负责,以厂为家,不分昼夜地辛勤工作。各地经销家的经营也很出色。这样全体一心,工厂发展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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