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源投产最初两年，生产比较顺利，后因棉贵纱贱，日纱又进入我国倾销；加上南方纺织品运销北方，致使恒源生产不力，成本增高，产品滞销。至1926年，官股完全撤出，改为私股。进入30年代后，恒源负债累累，不得不停产。日商见此情形，企图收买。边守靖为维护恒源，阻止日本人的鲸吞，便商请与金城、中南、盐业等银行联系贷款，改为合作形式，对以前所欠260万元，暂时停止付息，再新借入120万元，由新建的诚孚公司管理，但产权仍归恒源纺织厂所有。因是，才使其摆脱了困境。
恒源委托诚孚公司管理后，便推举金城银行的杨固之、盐业银行的陈亦侯、中南银行的张金威为董事会董事。为加强设备力量和技术管理，除由日本买进丰田机器外，又邀上海纺织专家曾伯康来津任厂长，董权甫和李振武分任副经理，并责董负责工务、李负责业务。经过这次经济力量的充实，人事的调整，机器设备的改进，产品质量有所提高。同时，从曾伯康任厂长后，他由上海选来一批女工，又在天津地区招收了一批女工。这样一来，恒源纺织厂开了天津纺织业雇用女工的先河。
“七七”事变后，天津沦于日军之手，日商为了把持天津的纺织业，又开始打起收买恒源的主意。时恒源虽在诚孚公司的代管下，但产权仍归恒源所有。边守靖便以此为由，再一次拒绝了日人收买恒源的要求。
在8年抗战中，边守靖处于沦陷区的天津，日伪组织为了利用他的声望，虽曾多方对他进行拉拢，但边始终未为所诱。相反，为维护恒源纺织厂不被日商吞并，他千方百计予以抵制，因此恒源遭受到日伪的报复，在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中，硬逼恒源拆毁40%的机器设备，当做废铜烂铁“献纳”给日军。这样做后，还不解恨，又断绝了恒源的原棉供应，以扼杀之。而恒源却未被吓倒，派人深入各棉区自行收买棉桃，经过加工，充做原料，度过了难关。在北洋军阀官僚投资的纺织厂中，恒源是惟一未被日商吞并的一个。所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恒源的职工们非常感谢边守靖。(www.xing528.com)
抗战胜利后，恒源纺织厂赖有一部分美棉救济，得以开工。但值国民党统治时期，纸币贬值，边守靖趁此机会偿还了诚孚公司的债款，使恒源在1946年2月又回到了自己手中。新接收回来的恒源由曹锐之孙曹郁文任经理，刘晓斋任副经理，边守靖担任董事长。1949年天津解放前夕，曹携带家私逃离天津至香港，转道去了台湾。在这种情况下，边守靖只担任董事长不兼任经理职务，一直到天津解放。
天津解放后，边守靖经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的洗礼，受到了教育，得到了改造，扩大了政治眼界，从一个资产阶级、私人工商业者，转变为拥护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工商业者。1954年公私合营时，恒源是最积极合营的私营企业之一。
（郝庆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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