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是我离开东亚毛织厂的第一个春天,在那些日子里,我始终没有放下办工业的热心。虽然东亚对我来说是失败了,但我还是想再办一个。于是我和几个知己的朋友经常计议,办一个什么样的工厂,资金如何筹集。我们分析当时的形势,那时正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前夕,很多企业及其产品都已纳入它的军事统治之下。因而在办什么厂的问题上,我曾拟订了以下原则:一、产品必须是生活日用品,或是制造生活用品的机器设备制造业;二、原料没有问题,即原料不为外人控制,但运输便利;三、产品不属于军用物资,销路又不受限制。只有办这样的工业才有发展前途。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首先想办一个榨油厂。因为天津是华北大豆、花生、芝麻和蓖麻的集散地与销售市场,其油类可以内销,又是出口的大宗商品。虽然天津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了一些榨油厂,但是规模都不大,设备多属陈旧,所以我想办一个大型现代化的榨油厂。后来经过研究发现,尽管榨油原料不成问题,但销路有问题,因为战乱,油类和油饼内销不畅,出口几乎断绝;当时的油类也成为商人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的筹码,故办榨油厂的想法被否决。另外,我也曾想开办一个加工农产品设备的机器厂,如弹棉机、织布机、小型榨油机和磨粉机等,但又考虑到这类机器主要销售于农村和中小城市,战乱时期,销路也有问题;并且打听到,当时天津颇有名气的郭天利、郭天成等工厂已有很大困难,看来此路也是不通。
最后,想到造纸工业。纸张是人们文化生活与教育的必需品,也不是重要军用物资,敌伪对纸没有特殊控制。造纸原料供应不困难;加之,当时华北各地造纸工厂为数不多,至“七七”事变前夕,才有国人开办的振华纸板厂、光华造纸厂和日本人在天津开办的惟一一家东洋造纸厂等,其规模小,产量也不大。因是纸张的销路不成问题。当时也想到,纸张的生产,不论是在战时,或是在和平时期都是必需的。同时还想到在抗战胜利后,对于洋纸的输入,政府一定有所控制。所以当时我对天津造纸工业的发展抱有信心。但由于自己对造纸技术一无所知,这方面的人才接触又不多,故迟迟无所行动。
1941年冬,偶然碰见了我在大连教书时的学生王锡廷,得知他在日本学工业,并在日本王子造纸厂实习过,后来在沈阳又曾办过一个小型造纸厂。今东北为日军所占,经营已大感困难,因此他放弃了东北的造纸厂,跑到天津,另谋发展。这个巧遇,正符合我的理想。于是我们立即商议,进行合作,并详细地策划,要创立一个理想的造纸工厂。我们的分工是:资金主要由我筹划,纸厂设计主要由王锡廷负责。(www.xing528.com)
为确定我们建厂的规模、设备和所需资金,对1941年至1942年天津机器造纸厂进行了摸底调查:
① 即现在的天津造纸总厂
② 即现在的天津第二人民造纸厂
③ 即现在的天津第五人民造纸厂
根据上述调查,确立了我们新建厂先安装一部园网造纸机,预计每日生产纸3—5吨,固定资产约为30—50万元。为凑齐这部分资金,我首先找到了几位知己朋友,即天津中央银行经理卞俶成、开滦矿务局董事兼秘书娄鲁青,并有经娄介绍周芝甫和天津中原公司经理兰民兴等,都赞同我的倡议,慨允合作,参加投资。加上王锡廷介绍来的天津大连政记轮船公司经理闫逸民,还有王立全、周维祯、郭大业等人的投资,纸厂第一期的固定资金足已敷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