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统治下的天津抗争纪实

“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经济命脉被日人所控制，中国资本家更受到种种歧视和限制。此时，许多中国资本家一面勾结和依附于日军，一面又在可能范围内加以抗拒，以挣扎图存。橡胶原料是由日本物资开发公司配给，由日本橡胶组合严密控制，中国厂商如购买橡胶，必须以日本人名义向日本橡胶组合提出申请，但即使配售一部分，其数量亦极为有限，而且还受日人的各种挟制。其他各种配合剂，亦只能以高价从日商滕泽友吉商店购买。在技术上，日本橡胶厂对橡胶配方及操作技术更是严格保密，其调剂、配方的工作室，绝对不准中国职工进入。在日本橡胶厂工作的中国人，往往在厂十几年，尚不知“亚铅华”为何物，更不必说了解其物理性能。有些中国职工则采取偷艺办法。在日商濑口、中村、西长等厂当职工的杨凤藻、肖志新、时建民、王鹤儒、翟菊林等人偷偷学到一些技术，然后自己开设了裕合、志新、中南、振兴、巨源等橡胶厂。还有曾在日本橡胶厂工作的孟义堂、王树林、李春潮、任安秀等人，则分别到中国人经营的飞龙、义堂、长城等厂充当技师，但在生产上，他们有时仍感无把握，不得不依赖日本技师，以致受到挟制。如通兴橡胶厂原约日商西长厂工人贾俊民协助。贾向西长厂辞工，竟触怒日本经理，唆使日本警察署特务对贾进行搜捕，以致贾有数月之久不敢进入日本租界。后贾又转介绍日人保田师之助充当通兴技师，经理万辑五等曲意结欢保田，除给以高薪，许以25%红利和供给小灶伙食外，并资助其回国结婚。保田后来将眷属接到天津，厂中复提供宿舍，万辑五并亲自招待保田之岳父母游览北京名胜，原想其或能为厂出力，不料保田竟抓住万等不懂技术的弱点，大权独揽，百般要挟，最后竞公然盗窃，将原材物料拉走一大车。当时通兴厂因设在意租界，遂借助意工部局势力向日本租界警察署交涉，结果保田退回一部分，通兴厂付给保田一笔解雇费作为了结。又如瑞昌橡胶厂经理孙伯良，以高价向日商中村厂技师通井收买配方，生产三轮平带。不料营业好转后，通井却起了霸占瑞昌厂的野心，孙伯良费尽心机始应付过去。又如大陆橡胶厂技师日人风光，将各种配合剂都编成号码，在指挥中国学徒工配料操作时，不告以化学名称，只告号码。以后风光退出该厂，徒工仍只能照号码配料。再如在濑口厂工作的杨凤藻，用向日本技师高原和朝鲜人助理朴寿恩拉拢行贿办法，偷学到一点技术。杨离开濑口自办裕合时，将朴寿恩拉来协助，但濑口厂日本经理渡边一平到裕合厂说杨拆了他的台，威胁不准开业，并说：“再要干就送到日本衙门。”杨当时未为所动，渡边又指使日本警察署派日警官来到裕合，用软硬兼施办法叫杨和朴别干裕合仍回濑口。杨凤藻遂聘请日人管沼笃一充当裕合顾问，并通过管沼和日本宪兵队司令福田拉上关系，经常行贿请客，才得以抵制渡边的威胁。

制造胶鞋所需的溶剂汽油，为日军军用物资，严禁中国人买卖。飞龙厂为保证生产，从黑市陆续买进汽油二百五十多桶，藏在裕合后院夹壁墙内，不料有人向日军告密，清水部队即派宪兵前往查抄，不仅将汽油全部没收，还将裕合经理刘邦周逮走。杨凤藻为此事请托日本顾问管沼及其老师、日本退伍军人志村（当时任极管区嘱托，即日本接收的旧英租界的顾问），由志村向其婿、极管区司令佐藤说情，马上就将裕合厂启封，并将刘邦周释放，所没收的汽油大部分向日军“献礼”，只有一小部分约五六十桶发还给飞龙厂，以表示“善意”，而飞龙厂则前后经杨手向志村等请客行贿，共用去伪联币数千元。飞龙受此挫折，大受影响，遂采取现买现用办法，不敢再存汽油。其他中国厂没有门路，更不敢购买汽油，只能以水浆代替。(www.xing528.com)

在产品销售方面也受到日本厂的很大排挤。如青岛日商B·S厂生产的汽车内胎，每条售价100余元。后来天津大陆生产“大福寿”牌汽车内胎，每条定价40余元。B·S厂为与大陆竞争，竟将价格逐步落至17元，大陆以不敷成本，只好降低质量改为大象牌，每条售价15元。B·S厂再进一步落到12元，大陆厂因无力再与之抗衡，只好改产胶鞋。B·S厂在取得胜利后，又将汽车内胎恢复原来售价。而大陆改产“大福寿”牌胶鞋后，因原料困难，只能以再生胶、土布、水浆代替生胶、帆布和汽油，做出的成品一穿就裂，难与日本厂竞争。至于一般小厂因缺乏机器设备，依靠手工操作，更难以独立生存，有的就沦为日本厂的附属车间，代做加工，苟延残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