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百姓爱戴的脱靴挂城，民众声讨不平等条约

我祖父名宝树，字东渠，是前清进士，历任庆云、广昌、饶阳等地县知事。由于他为官清廉，深受百姓爱戴，离任时脱靴挂在城墙上（百姓请其留步）。他还曾任天津知事，最后官居二品天津道台。他拥护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祖父一生刚正不阿，两袖清风。我家定居在天津，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父亲名昭昀，字季岚，曾在南开中学半工半读。他品学兼优，深得校长张伯苓的赏识。毕业时张校长欲送其赴英国留学，终因怀孝悌之德未去，为维持老母、妻子儿女的生活做了英文教师。后因家中人口渐多，生活日难，由祖父同年严修为之介绍一肥缺，到天津常关（海关分卡）任职，直至该关撤消。由于我父不屑于吃私受贿，故生活依然不充裕，但却心安理得，即所谓君子安贫乐道也。

我家历代皆追求爱国爱民，正直清廉，我是在这样家风熏陶下长大的，接受学校教育后更加深了我的信念，所以我的为人处事及教育孩子也是循此而行的。

我就读于直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河北女师）第十三学级，是该学级中年龄最小的。除学习外，我还参加了歌舞组和篮球队等社团活动。我性格开朗，深得十学级邓文淑（邓颖超）的喜爱。她口齿伶俐，机智勇敢，坚忍不拔，深受同学的尊重。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引起全国公愤。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示威大游行，要求政府拒签和约，此即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天津学生闻风而起，在周恩来、邓文淑等人的领导下，于5月16日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刘清扬、马骏任正副会长，邓任宣传队长，我是宣传队员。女师发起妇女爱国同志会，刘清扬、郭隆真任正副会长，邓任讲演队长，我又是她的队员。那时我头脑里只有爱国，一心听邓的指挥。无论上街或入户演讲，14岁的我都要带着9岁的妹妹培嫄，她胆大嘴巧，教她几句演讲词，就能在众人面前说得正确无误，且声情并茂，十分动人，尤其是妇女们听后为之动容。在演讲时，邓叫我和另两位女师同学练拳、耍棍棒和舞剑，为的是吸引更多的观众。我们在街头演讲，经受了风吹日晒雨淋的考验，更经受了随时有被捕的考验。

除口头宣传外，还经常在集会和游行时散发传单。凡是在僻静里巷散发传单和传递消息，邓总是喜欢叫我去，因为我动作灵活，不易引人注意。

通过报刊媒体，传播爱国精神。如周恩来等人创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报》，其他的还有《平民杂志》、《新生命》、《南开报》等。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河北女师学生办的《女师周报》，我的同班同学许广平（鲁迅夫人）任主编，邓和我任新闻记者。

为了增强宣传的感染力，我们演起了话剧。由于封建思想作祟，男女不能同台演出。那时，周恩来和马千里都演过女角色。女师演《朝鲜亡国恨》时，邓演姐姐，另一同学演被日本人打伤的小弟弟，我演小妹妹，效果很好。(www.xing528.com)

为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女师同学分组到商店查日货的同时，还对店主进行思想教育。邓和我一起查日货时，曾听一日商说，输来中国的货物多为4等品或次货，我们听后非常气愤，查货更加严格。一部分同学受家长的阻挠，不能到校外参加活动，就在校内办一玩具车间，制作玩具，以抵制日本玩具。我和邓在社会活动之暇也到车间劳动。大家做的玩具很受欢迎，售货款捐给了“学生联合会”。受爱国思潮的影响，码头工人罢工，拒绝装卸日货；有的售日货商店罢市；学生罢课，这就是所谓“三罢”。女师首先罢课，其他学校也先后响应。女师罢课不久，学校当局即以开除或不供伙食（女师吃住公费）等手段进行威胁，但并没有动摇学生们坚持斗争的决心。学校终于让步。复课后，允许学生业余时间继续从事爱国活动。

1919年夏天的一个清晨，有我在内的21名学生代表，赴北京和那里的学生联合一起游行。队伍沿路演讲并高呼口号：惩办卖国贼！惩办马良！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不承认凡尔赛条约！马骏曾几次站出来演讲。队伍到总统（徐世昌）府请愿，强烈要求严惩马良，立刻释放被捕的代表。我们这些人在天安门前等候了很长时间，中午天安门突然大开，让代表们进去。院中的草地上长满了齐膝深的杂草，几个士兵遛来遛去。突然有士兵喊道：“谁是马骏？”原来要逮捕他。我们想方设法掩护他，身边有块半人高的大石头，马骏坐在石头前面，我和一个高点的同学吴瑞燕站在马的前面，其他人赶紧围在我俩的周围。不久从中间门走出一队士兵，手持带有刺刀的长枪，一士兵大叫：“马骏出来！”他们见我们仍稳如泰山，便用枪托乱打，但大家仍手挽手坚持着。此时日已西沉，一天水米未进，加之暴晒和枪托乱打，身体素弱的我终于支撑不住突然昏迷了。待我清醒时见邓站在病床旁，她细心的照顾，使我热泪盈眶，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温暖和感激。

同年10月10日上午，借庆祝“双十节”，天津各界联合会在南开中学操场召开市民大会，声讨巴黎和会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民众手举写有“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打倒卖国贼曹、陆、章”等的旗子，站在由周恩来、邓文淑等10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周围，群情激昂。会后的游行受到了军警阻拦，民众奋起反抗，受伤者不计其数。我因瘦小夹在中间，没有受伤。游行队伍行至警察厅前，质问厅长杨以德：“为何不准人们庆国庆？为何军警殴打民众？”杨置之不理，警察厅内外布满了荷枪的保安和警察。大家推选周恩来、郭隆真等人到省公署请愿，要求惩办杨以德。

过了月余，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相继被封，马千里等领导人被捕，我们转入地下活动。年底全市学生大请愿，包围省公署，要求启封两个联合会和释放被捕人员，要求省长立即答复。学生的请愿活动遭到了镇压。

1926年北京政府由段祺瑞执政，冯玉祥国民军进入北京时，日军掩护直系军阀炮击大沽口，并怂恿英、法、美诸国于3月16日向军阀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五项不合理条件，限48小时答复，否则便自由行动。北京群众担心政府对列强卑躬曲膝，于18日下午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并赴政府请愿。结果被数百名卫队围攻，打死手无寸铁的爱国者五十多人，重伤七八十人，轻伤者数百人。当时在北京读书的我参加了国民大会和请愿活动，所幸未受伤害。

五四运动内容之一，是要解放妇女和男女平等、社交公开、婚姻自由、大学开禁、各机关开放任用女职员等。为了争取这些权利，我们冲破了重重障碍和阻力，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