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近代海禁与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的起源

明朝开国初，明太祖“遣使颁科举，诏于安南占城，以其通中国文字也。诸番莫不畏威怀德，自是朝贡不绝”。当时安南、占城、真腊、暹罗、满剌加、三佛齐等东南亚国家的使者和商人，由海道来中国，常进贡方物。洪武初，暹罗国王遣使朝贡。“北直廉州，循海北岸。”海北岸，即今北海市沿岸一带。这反映出明朝时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来中国，亦取道廉州登陆。随着官方贸易的发展，廉州与东南亚各国的民间贸易往来更密切。“民用所资，转仰于外至商。”由于“冠头岭俯视六池，为廉门户”，今北海埠逐渐成为廉州的主要进出口岸。洪武四年（1371年），占城朝贡，“使者皆带行商”。明朝也加意招徕，下令“钦州设卫，廉州增驿”。同时，经廉州与明朝通商的还有暹罗（泰国）等国。洪武七年（1374年），朝廷在合浦营盘建千户御所（白龙城）抗倭。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廉州府奉旨权限疏浚南流江并在江两岸沿线及海岸驻军，同时将永安千户防御所由石康迁往山口海岸乡（即今山口永安），以防倭寇。

永乐年间（1403—1424年），明成祖朱棣为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需要，命令郑和先后七次出使西洋，组织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船队。船队的海舶数量保持在200艘左右，所带人员有27000多人。在郑和下西洋庞大船队的影响下，安南、占城、暹罗、真腊、爪哇、满剌加、三佛齐、渤泥、天方西洋等国的官员和高贾，纷纷前来廉州交好和互市。永乐十四年（1416年）五月，由于来往廉州的外国使者和商贾越来越多，加上本国大官巨贾亦抵廉州从事海外贸易，明朝廷在交趾总兵英国公张辅的建议下，增设了一系列廉属驿站，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廉州海陆交通的发展。

宣德五年（1430年）至成化元年（1465年），交趾及外国使者向明王朝进贡，多取云屯海道经廉州转达京师。占城、通逻诸岛的使臣、商人都必经龙门。龙门在廉州西南（今属钦州）。廉州既是交趾等国进贡之所，又是与交趾等国互市之地。当时，廉州进口的外国货物主要为沉香、胡椒、荔枝、钻石、象牙、犀角等，而由港口输出的则以盐、鱼干、牛皮、桐油、陶瓷、铁器、丝织品、铝、桂皮等为大宗。后来，北海地势上升，入海口处逐渐淤积，廉州镇至党江、乾体一带由沧海变为绿洲，到明中期，入海处航道淤浅严重，大海船只能停碇在高德、地角和冠头岭一带，廉州镇至乾体口岸开始衰落，让位给北海港。北海港位于冠头岭下，“冠头岭在合浦城南八十里，穹窿如冠，西南临海，南北皆澳海船舣焉，潮长憾石如雷，相传交趾黎王葬此，交趾人每岁望海祭之”^[85]。冠头岭的南北，即今北海南蕅港和装卸锚地。当时，“广东海道自廉州冠头岭发舟，北风利，二三日可抵安南海东府，若沿海岸西行，一日可抵钦州乌雷岭，第二天可抵白龙尾，第三天可抵玉山门，第五天抵万宁州”。接着，可“南至安阳海口，又南至多渔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藤而入，……则经安阳县至安阳府。溯洪江至快州，经威子关口，由富良江（红河）以入，……以海道之大路也”^[86]。正德四年（1509年），安南海盗再次侵犯边境地区，为保卫海疆，明朝对安南“再申洋禁”。“自是安南、满剌加诸番，有司尽行阻绝。”安南、满剌加等商贾不能在廉州等广东商埠互市，皆往福建漳州海面地方私自行商，于是“利归于闽而广之市井皆萧然也”。

16世纪，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殖民主义国家，以通商之名，不断游弋南海，行强盗之实。鸦片战争以前，清代海禁政策比明代更为严重。廉州沿海仍为海禁的重点海域之一。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政府宣布廉州“严洋禁”，不准百姓私造二桅以上的帆船，私自到外洋贸易，一经抓获，一律斩首。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隔断郑成功与内地的联系，廉州府“招逋赋，招民开垦，再申洋禁”，并且立界设防，滨海居民向内地迁移三十里，海船尽行烧毁，木板不许下海，如有私自出海者，一律处斩，船、货没收。凡不执行海禁命令的军政官员，要革职严办，对保用人员则处以斩刑。康熙元年（1662年），清政府颁布“海迁”命令，派出大臣赴沿海各地监督，廉州官府也派兵强迫沿海百姓。受“迁海”的影响，珍珠场被毁，渔民无法出海营生，商人无法从事正常买卖。“迁海”引起了廉州人民的强烈反抗。康熙七年（1668年），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廉州府“弦迁海禁，尽撤排栅，改设汛台”，同时在沿海岸设置6个瞭望哨，并于乾体置水师营，经常派出快马船在港口巡弋。清政府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式开海禁，在粤（其中在廉州设有海关和十多个海关分卡、子卡）、闽、浙、苏四省设立海关，这是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的开始。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廉州府又重申“洋禁”，并在冠头岭、八字山、大观港、乾体港、山口永安一带修筑炮台，派重兵把守，海面定期有兵船游弋，严禁中国商船往外国经商，凡偷越外洋者，“令解回正法”，对已出洋的商贾，“俱不准回籍”。乾隆年间（1736—1795年），清政府准许前往安南易米，廉州府对此“厘定夷米进口税则”，商人贩米经商可获大利。然而，这种繁荣景象很快又因英国等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两广沿海骚扰，清政府重颁各种禁令而结束。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朝廷在北海设关开放港口贸易，与潮州、广州、澳门、琼州、安铺、钦州、东兴有不定期贸易来往。国外与安南、占城、暹罗、真腊有海上贸易往来，出口瓷器、铁锅、糖茶、桐油、生牛皮、盐、海味、生锡之类，进口呢羽、香料等货，间或进安南、暹罗大米。乾隆年间，合浦以鱼、盐出口为大宗。海盐大都经过白龙尾、乌雷岭、冠头岭等处，官方大量雇请民船渔船运盐。贩米船从潮、穗、雷、琼云集北海港，前往安南运“夷米”。清朝中前期，广西靛青等土货和手工业品输往粤东线，亦由北海港经琼州海峡，沿粤西海岸至广州。

咸丰元年（1851年），澳门商家已建造20多艘红单大帆船，定期航行北海与澳门之间，贸易来往。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英《滇粤边界通商条约》签订后，外国商品可低税由北海港进口运销中国的西南地区，北海港几乎变成自由港。光绪十六年至二十五年（1890—1899年），德、法、英、日等外籍轮船开辟北海港至上海、香港、海口、海防、新加坡、文岛（苏门答腊）等6条航线，外商在北海港推销了价值2940万两关平银的商品。(www.xing528.com)

清光绪二十六年至宣统三年（1900—1911年），法籍轮船专营北海至海防、广州湾（湛江）至海口的航线，英商怡和洋行和中国招商局轮船开辟香港—海防航线，北海为中途站；英太古公司增辟广州—海口—北海航线。同时，太古公司船队由上海经福州、厦门、汕头、香港、海口抵北海卸货，再往海防，回程停北海港揽装土货运香港、上海，转销欧美；日本轮船利用由台湾基隆经汕头、海口抵北海的航线，每年运来火柴、五金等货物，运走锰矿、桐油、牛皮等原材料，并来往于北海、文岛、新加坡；美、英、俄轮分别从苏门答腊、缅甸、巴库运来煤油。进港外轮以法籍居多，吨位较大。

民国九年至十七年（1920—1928年），英商太古洋行和怡和洋行，法国子地洋行、源昌利洋行、广东华侨船务公司、大丰公司、法国邮船公司，日本大阪商船公司，德国森宝洋行，葡萄牙轮船公司，俄国海参崴轮船公司，丹麦捷成洋行和中国招商局轮船公司共13家，分别拥有“广东号”“琼州号”“常川号”“廉州号”“南洋丸”“中华丸”等39艘轮船，定期来往北海港与海口、广州、香港、汕头、厦门、福州、上海或基隆、大阪、海参崴等港口，以及北海港与海防、西贡、新加坡、文岛、泗水、仰光之间。

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五年（1929—1936年），陈济棠主粤时期，北海港货运发展一度较有起色。广东的钦廉地区和广西的郁林地区，经北海港出口的产品有猪、牛、八角、玉桂、花生、花生油、糖、海味以及锰矿、陶瓷、爆竹等，其中，出口生猪一项每年达5万头以上。

民国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1937—1939年）上半年，尽管抗日战争爆发，但港口海上交通和贸易仍维持原状。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日军占据涠洲岛，封锁港口，海上贸易基本停顿。抗战胜利后，北海港首先恢复与海防的货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