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中西交通，一是通过陆路，经甘肃出长城往西域，到达印度，即后世所称“陆上丝绸之路”。二是通过航海，由徐闻、合浦、日南，经南海诸国，到达印度半岛，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将南越国所属区域划分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后增海南岛的珠崖、儋耳二郡，共九郡。合浦郡位于九郡的中部，辖区东起广东的开平至新兴一带，北起今广西容县至横县一带，西起今广西防城至邕宁一带，南达今广东徐闻至阳江一带，曾一度辖今海南省全境。郡境北倚丘陵山区，南临大海，海路可直接与东南亚各国交往，陆路有南流江入海通道连接漓江、湘江、珠江水系，进入中原水运网络。南流江水系流经合浦郡境入海，形成多个入海口，组成了极为便捷的出海港口，包括今天的防城港、钦州港、北海港、铁山港、合浦三汊港、海口港、三亚港、榆林港、湛江港、徐闻港、电白港、阳江港。特别是今合浦境内的上洋江、总江口、乾江港、三汊港、永安港、英罗港、白龙港，因为采珠、珠市贸易的拉动，“越俗以珠为宝”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形态引起了中央政权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开发，合浦的港口功能早趋完备，开辟了中国海上交通及对外贸易的新纪元：在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上，除了主打商品丝绸及制品外，中国的陶瓷、茶叶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东南亚、印度各地甚至欧洲国家；东南亚各国的土产香料、各种异邦特产、外来农作物也随着商贾的番船来到中国；佛教徒们搭乘商人的货船络绎不绝地来到合浦后，转道进入中原或向沿海城乡传播佛教。
西汉时，有诸多外国商人将舶来品由日南经合浦与朝廷进行官方贸易的情况。当时中国与大秦之间的贸易，被波斯人在中间操纵而博取厚利，所以罗马人便急于从海上打通与中国的通道。由于当时航海知识和造船技术的限制，船只规模不大。在航海中，载重五六十吨的船只在装载货物后，再装船员的生活资料就极其有限，商人需要沿途取得粮食和淡水，因而商船只能沿着大陆岸边行驶，合浦便成为通行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必经之道。西汉桓宽《盐铁论》记载：蜀郡的货物运到南海交换珠玑、犀、象等珍品，中国的丝绸，亦由徐闻、合浦、日南等处出口，在海上卖给大夏、安息、天竺（今印度）的商人，然后转售给大秦（罗马）。《后汉书·西域传》有一段罗马商人循海而来与中国通商的记载：“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罗马大帝）“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76]，表明东方的汉王朝与西方的罗马帝国，开始了直接的经济贸易与文明对话。
一般认为，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汉书·地理志》是最早记载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式官方文献，而且在中国史书上，最早最宝贵的作为出海始发港的文字记载也仅此一处：“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廪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77]这段话写明了出使的目的、起止点和途经的国家和地区名称及每段航程所花的时间。根据有关学者的考证，都元国在今马来半岛东南部近新加坡海峡之处，邑卢没国在今缅甸南部锡唐河入海口附近的勃固，谌离国在缅甸蒲甘城附近悉利，夫甘都卢国在今缅甸旧蒲甘城即太公城附近。黄支国在今印度东南海滨之康契普拉姆，已程不国在今斯里兰卡，皮宗则在今马来半岛西南端的香蕉岛[78]。这条远洋贸易航线以丝绸贸易为主，故又称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这条贯通海内外的大动脉，北部湾海域把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西南地区、中原王朝与海外各国联系起来。其中提到的“应募者”，即被招募参加远洋贸易的人，他们中可能有中原汉人，也可能有长期在北部湾沿岸一带生活的熟习航海驾船的越人。
图3-7 合浦汉文化博物馆[79]藏的波斯陶瓶 刘盛平摄
上述有文献记载的仅为汉代官方海外贸易的情况，事实上，当时大量存在的是没有文献记载的民间贸易。合浦所在的北部湾地区凭借毗邻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地缘优势，在汉代官方正式开通海上丝绸之路以前，已经长期存在民间自发的、接力式的商贸往来。西汉甚至更早以前，已经有民间商人从物产丰富的四川运蜀锦等商品，到合浦、交趾一带与外商交换玳瑁、琥珀、琉璃、珍珠等珍品。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广西的合浦、北海、防城港等地发现的数以千计的汉代墓葬，以及在已经被发掘的数座汉代墓葬中出土的众多的来自中国中原地区的铜器、铁器，以及来自海外的马毛、玻璃、水晶、琥珀等丰富的随葬品，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出土文物分布最集中、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充分印证了史籍记载，说明了汉代北部湾地区海运和对外贸易的繁荣，见证了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早期始发港的历史。(www.xing528.com)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220—589年），广西北部湾沿海的合浦、钦州一带隶属交州，先后由东吴、晋、宋、齐、梁、陈管辖三百多年。这期间，由于国家的分裂和长期战乱，北方混战，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而处于南方的合浦、交趾等幸而免于兵祸，得到较稳定的发展。《三国志·士燮传》记载，当时交趾郡太守士燮、合浦郡太守士壹，治理合浦、交趾“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年），士壹归顺孙权。此后，东吴每年从合浦港得到大量的贡品：“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琉璃、翡翠、瑇毒、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果之属，无岁不至，壹时贡马凡数百匹。”[80]每年贡物路线主要从交趾海运至合浦，转绣江过灵渠以抵建业。在这些贡品中，不少为舶来品，这说明合浦港在三国时仍然是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东晋时，东南亚各国的朝贡仍是从海上取道经合浦进入中原。《晋书陶璜传》记载，太康二年（281年），晋武帝司马炎下诏：“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归。”[81]中原和浙、闽沿海的商户，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商旅，纷纷前来合浦进行“南珠”的买卖活动。合浦港的水陆交通由此而繁忙。咸康二年（336年），林邑国王范文“徼外诸国尝赍宝物自海路来贸货”。林邑国（今越南中部）较穷，宝货不多，主要是向东南亚和西方国家的商人收购，再经合浦与东晋进行朝贡式的贸易。另外，林邑国西南的扶南国（今柬埔寨），也从海道经日南、合浦，与东晋有着密切的朝贡贸易来往，“贡赋为金银珠香”。扶南国由泰国湾沿着今越南的海岸北上抵中国，合浦沿海也是必经之道。
《南史》卷七十八列传第六十八记载，孝武孝建二年（455年）以后，林邑国多次遣使者“奉表献金银器、香、布诸物”，皇帝亦厚赠使者，两国恢复了正常的朝贡贸易。与此同时，朝廷还加强了对交州的统治，对当地少数民族实行安抚政策，使合浦沿海一带社会稳定，生产和商业运输都能稳步发展。《合浦县志》记载，元徽元年（473年），朝廷“以越州刺史陈伯绍为交州刺史，城越州”。越州城，即合浦县治。合浦再度成为交州、越州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对外贸易主要口岸。梁武帝时（502—556年），林邑商人经交趾、合浦与我国进行贸易来往者，络绎不绝。林邑除了频向中国遣使“贡献”，还接受梁武帝的诏封，两国关系更友好，海上互相贸易更发展。与此同时，扶南等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往来也十分密切，常常“奉表贡献方物”。外国商船有时一次来十几批，大都抵由合浦港口登陆，再抵中原。
隋唐五代时期（590—960年），合浦郡曾先后更名越州、禄州、合州和廉州，广西海上交通和海洋贸易继续发展。隋朝统一中国后，社会逐渐安定，经济也逐步繁荣。西方和东南亚的扶南、赤土、真腊、婆利等国纷纷遣使到中国贡献方物，以朝贡为主要形式，经交趾、合浦、广州与隋朝进行贸易。合浦“扼塞海北，远镇交南”，成为隋在南海的对外贸易基地之一。《隋书·南蛮传》记载，大业元年（605年），林邑侵占“汉日南郡象林县”，隋炀帝遣大将军刘方为驩州道行军总管，率钦州刺史宁长真、驩州刺史李晕、开府秦雄步骑万余及犯罪者数千人进行讨伐，获大胜，林邑王被迫降隋，遣使谢罪，于是朝贡不绝。此后，两国以“朝贡”和“赐赠”形式进行海上贸易，大大加强了合浦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从而给北部湾一带港埠带来繁荣与发展。
到了唐代，广西北部湾沿海的廉州、钦州仍然是东南亚各国前来朝贡贸易的港埠，中原、西南各省进行海外贸易，南来北往，廉州、钦州也是必经之港口。《资治通鉴》记载，唐咸通三年（862年），由僚人组成的“白衣没命军”与南诏军队联合，集结五万之众侵安南，唐军三万守兵全军覆没。第二年又攻陷交趾、邕州，朝廷撤销了安南都护府，把行营设在廉州府治的海门镇，调高骈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招讨使，“治兵于海门”，史称“海门屯兵”。高骈以五千精兵深入敌阵，与近五万敌兵激战，获得大胜，收复了安南（今越南北部，当时属唐朝交州）。咸通七年（866年），高骈又从海门发兵围交趾，十天便攻克了交趾。“海门屯兵”的另一个巨大成就是高骈在收复安南、邕州后，借助大风江港海路通道便利，凿通了钦州通往防城的人工运河“天威遥”，使从合浦始航的海上丝绸之路多了一条通往安南的海道，也使这条海道伸入邕州（今南宁）境内。《新唐书·地理志》中叙述，唐与外国交通最重要的海路，有两条经过广西：一是广州、钦州（今广西钦州市）至交趾的航路；二是合浦直达交趾。合浦之乾体冠头岭一带（又称海门，即今广西北海），浮海而南，则可到占城（今越南归仁）诸番。此时，广西与南海诸岛国的海上贸易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海上贸易已逐渐发展成为经常性的大宗贩运，唐王朝为此特设市舶使一官，专门管理海上贸易之事。《海关通志》中载：“唐时……通商港以扬州、广州、交州、合浦为主。凡外舶至唐者，必报知市舶使，分市舶、商舶搭载之货物而课税，名曰舶脚，几分博买。”[82]韩愈《送郑尚书序》中写道：“其海外杂国，若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腊、於陀利之属，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或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贾人舶交海中。”交海，即今北部湾。这说明当时来华的东南亚各国使者和商人，无论是进行朝贡式的官方贸易，还是进行民间经贸，大多经过北部湾。《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开元之盛，贡朝者多”，廉州、钦州出现了商贾和使者来往频繁、络绎不绝的热闹繁盛景象。唐代佛教发展空前繁荣，僧人西行求法之风气日盛。当时西行求法之道一为西北陆路，一为南海海路。唐代僧人由海路西行多附商人船舶前行，出海沿用汉代以来传统港口，集中在岭南地区的交广一带，包括广州、番禺、乌雷（钦州）、合浦、越南岘港、匕景（今越南横山以南）等地。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中提到，敦煌壁画323窟南壁石佛浮江壁画绘有合浦城和交州城，反映了唐代高僧航海求法的盛况，从一个侧面也表明合浦与交州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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