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岭南地区是越人生活的地区。北部湾地区主要有儋耳国、雕题国、西瓯、骆越国、伯虑国等土邦小国,说明北部湾地区是岭南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据《越绝书》载,古代北部湾海域的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行若飘风,去则难从”[9],他们由此创造的以“珠贝、舟楫、文身”等为特征的海洋人文,完全有别于华夏农耕族群所创造的以“金玉、车马、衣冠”等为特征的大陆人文。
秦汉时期,为了加强对岭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统治,巩固边疆,开始对岭南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发,不断推动南征军队、被贬谪的达官贵族、南迁百姓、中外富商等不同种族、职业、文化层次的群体聚居合浦,从而使合浦成为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区域。
秦始皇统一岭南地区以后,将之前南下作战的50万士兵留在岭南“发适戍以备越”[10],同时还征调“万五千”名“女无夫家者”,“以为士卒衣补”[11]。此外,还强迫大量民众南下,“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12]。
秦汉时期,官方开始对北部湾沿海地区进行人口统计,《汉书》中有人口数量的记载,但汉代人口统计并不精确,很多越人不一定参与户籍登记。从合浦地区近年发现的一千多座汉墓来看,北部湾沿海地区的经济应该有相当发展,人口也较为密集。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不断,汉人大量南迁,掀起一次移民高潮。宋代大量移民进入岭南,岭南总体上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
汉代以后,官方开始有户籍资料记载。有学者根据方志记载的人口户数,整理出汉代至清代广西北部湾沿海人口户数一览表(见表2-1),引用如下。
表2-1 汉代至清代广西北部湾沿海人口户数一览表
续 表
当然,正如此表的作者指出的:“整理出此表,其意义并不在于窥探汉以来这一地区的人口变化,也不在于描述这一地区一直以来就有大量人口,因为这些统计数并不是现在头脑中的政府统计人员或者经济学家的统计数,只不过是文人学士或墨守成规的书吏记下的一些数字,充其量只能说明数量大小的次序或者满足记载中的数字资料形式上的需要。所以这一数据至多可以说明,从汉以来,人类就开始在这一地区进行开发活动。”[13]
因此,我们暂且抛开这些统计数字不论,试着从整体情况上进行勾勒。历史上广西北部湾沿海地区的人口构成从来源上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岭南地区的“土人”;另一类是移民。
“土人”即原始土著居民,先秦之前,环北部湾地区属百越族的活动范围。在壮族和黎族的名称还没有出现之前,史书多用俚、僚、乌浒、骆越、南越、扬越等名称来称呼两广地区的少数民族,他们断发文身,崇拜龙蛇。汉代之后,广西的越人一部分演变成汉族,一部分即是现在的壮族。
移民的构成则更为复杂。长期以来,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移民迁居于此。秦朝开始,中原汉族迁徙到北部湾地区卫戍边疆,然后定居该地,他们甚至已经到达海南岛的西部进行经商活动。汉代,路博德挥师平定南越,马援将军平定交趾之后,一些中原兵士和随军家眷留在了北部湾地区,帮助当地发展生产,即后世的“马留人”,所说的语言称“马留话”。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人语》记载:“马人一曰马留。俞益期云,寿泠岸南,有马文渊遗兵,家对铜柱而居,悉姓马,号曰马留,凡二百余户,自相婚姻……土人以为流寓,号曰马流人。”[14]现在的客家话仍称这些人为“马留人”,称廉州话为“马留话”。隋唐及元代,大量中原汉族(客家人)纷纷举家迁徙到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等地,穆斯林也从越南占城等地渡过北部湾在海南儋州和广西等地落籍。明清两代,先后有闽南人、广府人、疍家人、客家人等族群迁居过来,故此地种姓繁多杂处,所操语言各不相同。明代王士性在其所著的《广志绎》中记述,廉州中国穷处,其俗有四民:“一曰客户,居城郭,解汉音,业商贾;二曰东人,杂处乡村,解闽语,业耕种;三曰俚人,深居远村,不解汉语,惟耕垦为活;四曰疍户,舟居穴处,仅同水族,亦解汉音,以采海为生。”[15]这段话中所说的“汉音”,指的是粤语和白话;“闽语”指的是闽南方言,即广西沿海的北海市合浦县山口镇、沙田镇和白沙镇,钦州的龙门岛等地的“军话”。“军话”属官话方言,是一种古代来自福建等地的军队镇守边海地区的军人带来的,在南方地区继续使用,异于当地方方言的话;“俚人”指壮族。
如今,生活在广西北部湾地区的民族有汉族、壮族、瑶族、苗族、京族、回族、黎族等,以及广府人、闽南人、客家人、疍家人、马留人等族群,使用的语言有壮语、京语、苗语、粤语、闽南话、客家话、疍家话、军话等。多民族、操多语言的民族和族群和睦共处,和谐共存。
从生活方式来分,广西北部湾沿海地区的人口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在沿岸的陆地居民;一类是活跃在海域上的海洋居民。前者主要包括纳入国家税赋的人丁、少数民族居民、地方守军等,后者主要包括陆居渔民、沿海的盐户、海上疍民渔户、珠民、船员水手、码头工人、海商、海盗等。其中,海洋居民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他们的生产生活与海洋结下不解之缘,行为方式等也深受海洋的影响,以浓重的海洋性与其他陆上居民群体相区别,是广西北部湾传统海洋文化的主要创造者。
近代以来,广西北部湾沿海地区的海洋居民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本地土著渔民。北海的土著渔民主要聚居在地角镇、高德镇、咸田镇等地的渔村。他们在岸上有固定居所,故而没有临水棚居的习惯,风俗传统与市民大同小异。他们的祖先最早是从事农耕,后才转为从事渔业,习惯履鞋上船操作。钦州、防城港两市沿海乡镇一带也有不少土著渔民。涠洲岛、斜阳岛二岛的渔民多是雷州、遂溪、海南渔民的后裔。另外,在北海,还有一类从事半农半海的渔民,他们主要生活在北海南面的龙潭乡及以东的廉州白龙、营盘一带。
第二类海洋居民是疍民,传统上指的是以船艇为家,以渔业为生,长年累月浪迹江海上的一种水上居民。疍民的风俗文化的独特性首先体现在咸水歌上。咸水歌是疍家人口耳传唱的口头文化,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卷二十《诗语》记载:“疍人亦喜唱歌,婚夕,两舟相合,男歌胜,则牵女衣过舟也。”[16]可见,咸水歌在明末清初即已流行。随着时间的累积,咸水歌遂成为疍民的文化标识。另外,疍民的服饰和婚俗也与汉族大不相同,可以将其视为族群划分的基础。
对于疍民的来源,历来众说纷纭,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看法。广西北部湾沿海的疍民,大致在明朝便开始陆续流寓至桂,他们多是从广东的阳江、江门、新会,雷州的洪江一带自发迁徙至北海。清乾隆以后,渔业发展,广东珠江口各水乡、沿海各县和雷州等地的疍民迁至北海的人数渐增。清嘉庆年间,迁入人数到达高峰。根据有关统计,清代末年,广西沿海居住着1万多名疍家,分为蚝疍、渔疍和珠疍。蚝疍约4000人,主要居住在合浦西场镇至钦州犀牛脚沿海,主要以采蚝为生。渔疍主要居住在北海涠洲岛、合浦党江镇沿海、钦州犀牛脚至大番坡、龙门、防城企沙一带,约6000人,大部分以捕鱼为生。珠疍居住在北海东南沿海,主要以采珠为生。新中国成立前后,北海市区外沙内港沿海关东西海岸边、高德、地角、白虎头一带,钦江畔马屋一带有大批的渔疍。在旧社会,“疍”这种称呼被认为是歧视水上居民的侮辱性贬称。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疍民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疍民逐渐搬到陆上定居,现已和陆民毫无二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越南当局实行“排华”政策,有2万余名难侨渔民被越南当局强行驱赶回国,滞留北海,经部分疏散后,仍有一部分留在广西沿海各地从事渔业生产。这些难侨绝大部分原本就是两广沿海一带到越南谋生的疍民。1979年,经国务院侨办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在北海市区南部成立了华侨渔业公社(今侨港镇),安置了剩余七八千名归国难侨;在防城港市东南面的企沙镇,建立华侨公社华侨渔业大队,安置了200多户、1800余名难侨。
第三类海洋居民是京族渔民,主要分布在防城港市,主要聚居在东兴市江平镇的尾、山心、巫头三个海岛(素有“京族三岛”之称)上。其他京族人口则与汉族、壮族杂居在东兴市江平、谭吉、红坎、恒望、竹山等地及防城港市的其他市县。钦州市也有少量京族人口分布。根据传说,京族先民于越南洪顺三年(1511年)由越南涂山等地陆续迁至江平一带,自称“京”“越”“唐人”或“安南”;新中国成立初期称“越族”;1958年,根据越族人的意愿改为“京族”。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对越南的入侵,迁入北部湾地区的京族人口不断增多,构成了今天的京族人口基础。根据《防城港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17],截至2020年11月1日,京族人口为25973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京族人口增加5127人,增长24.59%。京族主要从事海洋渔业生产,是我国唯一一个以海洋渔业生产为主业的少数民族。京族创造的灿烂的海洋文化,是广西传统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www.xing528.com)
【注释】
[1]夏征农、陈至立:《辞海(彩图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6版,第437页。
[2]魏美仙:《文化生态,民族文化传承的一个视角》,《学术探索》2002年第4期。
[3]“自然环境”部分涉及数据及资料主要来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简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儒艮,海生草食性哺乳动物,俗称海牛,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体肥圆,呈纺锤形,体表灰黑色,光滑,有稀疏短毛,尾鳍新月状,水平生长,后肢退化,前肢鳍状。嘴钝短,略向下生,双唇肥厚。雄性上门齿伸出口外,雌性在鳍肢基部有乳房1对。成体长达3米,重400~500千克。每胎1仔,出生时重30千克,体长1.2米。雌性哺乳时常用鳍肢拥抱幼仔,把头、胸部露出水面,远望如人在水中,故有“美人鱼”之称。1992年,国务院批准营盘镇至合浦县沙田镇英罗港一带为儒艮生态自然保护区。据广西合浦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张宏科介绍,儒艮的英文Dugong是由马来语Duyung演化而来的,而Duyung意为海女,这也是儒艮被称作“美人鱼”的原因之一。我国已把儒艮列为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属43种濒临灭绝的野生脊椎动物之一。合浦沙田海域曾经是我国儒艮主要活动海域和栖息地之一,历史上这片海域儒艮资源非常丰富。本书第五章有对曾经捕过海牛的渔民的访谈实录。
[5]“人文环境”部分涉及数据资料主要参考文献:韦韩韫、王小霞:《广西北部湾沿海地区行政区划隶属变更纪略》,《广西地方志》2016年第3期;司徒尚纪、许桂灵:《北部湾地区建制沿革与人口历史变迁》,见王锋《北部湾海洋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6]郭家骥:《生态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7](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71页。
[8](清)张廷玉等:《百衲本明史·地理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第462页。
[9]张仲清:《越绝书校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
[10](西汉)刘安:《淮南子(下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090页。
[11](西汉)司马迁:《史记(第3卷)》,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348页。
[12](西汉)司马迁:《史记(第3卷)》,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265页。
[13]邢泷语:《历史时期北部湾海洋经济发展探析》,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14](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2页。
[15](明)王士性:《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
[16](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1页。
[17]《防城港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防城港市统计局网站(http://www.fcgs.gov.cn/stjj/zwgk/202106/t20210611_2061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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