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路簿》视角下的广西北部湾传统海洋文化研究

（一）关于广西北部湾海洋文化的研究

广西有着较长的海岸线，西起东兴市北仑河口，东至合浦县山口镇，长1628.6千米。沿海有北海市、钦州市、防城港市等三个地级市，构成新月形中枢地带。2008年1月，国家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开发建设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后，环北部湾沿海的广西辖区各地风生水起，纷纷推出各自地区的海洋文化品牌，提出争创海洋文化名城的发展战略。与此同时，广西海洋文化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学术界发表的关于广西海洋文化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呈上升的趋势。

2002年，潘琦主编的《广西环北部湾文化研究》一书出版，其中《关于环北部湾文化的思考》一文指出：环北部湾文化显示出海洋文化的特点，这个区域面向东南亚，是广西最早接受外来文化的地区，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中西文化融合体，并概括出北部湾文化具有融合性、开放性、进取性、多样化、差异性等五个特点^[9]。

2008年，合浦县人民政府、北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撰了《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一座城市永远的记忆》一书，记述了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及其渊源。该书不仅记录了当时的历史事实，还记录了与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有关的民间习俗、风物等，并配有200多帧插图，是研究广西北部湾海洋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10]。

北部湾大学（前身为钦州学院）北部湾海洋文化研究中心前身为建立于2007年的北部湾人文研究中心，2010年5月通过自治区教育厅专家组评审，正式批准成为“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建设研究基地”。该中心围绕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海洋经济与文化互动研究、海疆语言与民俗文化研究三个方向，产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先后推出了《广西海岛资源评价与可持续利用》《多彩的广西海洋文化》《中国海洋文化（广西册）》《广西海洋文化奇观趣闻》《品读钦州》《互动与网络：多维视野下的海外华人与中国侨乡关系研究》等多部与北部湾海洋经济和文化密切相关的专著，举办了“海洋文化与北部湾发展论坛”等学术活动，在区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反响。

2010年，防城港市委、市政府举办了“京族海洋文化研究论坛”“北部湾海洋文化研究论坛”，推出了“北部湾海洋文化丛书”，共由《唐宋诗咏北部湾》《北部湾海洋文化研究》《北部湾海洋文化论坛文集》《伏波文化论文集》四册书组成，分别从不同侧面回顾了北部湾地区特别是防城港市海洋文化的发展历程。

2011年，吕余生等著的《广西北部湾地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一书，全面、系统地总结和分析了北部湾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性质与特征、资源与类型、功能与价值、问题与对策、发展与规划、趋势与前景等内容，它不仅在“面”上对北部湾文化进行了“海洋文化”“珍珠文化”“民族民俗文化”“历史文化”和“艺术文化”的分类，还对它的文化特征做出了“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和“国际性”的概括，而且还在“点”上勾勒、描述和归纳了南宁、北海、钦州和防城港四个市的历史沿革、文化背景、文化类型和文化特征^[11]。

2013年12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徐书业主编的《海上丝绸之路视野下的广西海洋文化研究（2011—2015年）》一书。该书精选了多位专家学者对广西海洋文化的研究成果，包括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历史文化篇”，第二部分为“民俗文化篇”，第三部分为“生态文化篇”，第四部分为“文学艺术篇”，第五部分为“教育文化篇”^[12]。

2016年5月，广西社会科学杂志社、钦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和钦州学院联合举办了“海洋文化与广西北部湾发展论坛”，来自有关单位的领导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共60余人，围绕广西海洋文化发展、海洋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广西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2017年9月，广西防城港市建设的北部湾海洋文化博物馆重新开馆。该馆突出边海特色，设计新颖，共展出文物6000多件，设置了“神奇斑斓的海洋生态”“璀璨多姿的海洋文化”“悠久丰厚的防城港市历史民俗”三大常设主题展览，清晰体现了本地区海洋文化的发展脉络。

2018年8月，“2018中国（北部湾）海洋经济和文化旅游发展论坛”在广西防城港市举行，来自广西区内外海洋经济、水产、文化、旅游领域的政、学、研、企各界500余名人士参会。论坛主要围绕海洋生态资源保护与生态经济发展响应、海洋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与探究、海洋文化与区域社会发展等主题开展学术交流，探讨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如何发挥北部湾区位、战略、平台优势，找准切入点，深入挖掘区域海洋文化内涵，发展海洋经济和文旅融合产业，培育壮大海洋渔业产业，打响区域海洋品牌，打造新的蓝色经济增长极。

2019年，北部湾大学建设的北部湾海洋文化博物馆正式揭牌。这是一座以广西北部湾地区海洋历史文化等为主题的综合性博物馆，拥有包括古陶瓷系列、古船系列、珍珠贝雕艺术系列、东兴石雕系列、合浦牛角雕系列、渔民生活用品等在内的100多种、300多件实物展品，以及100多个用于开展海洋历史文化和海洋意识教育与宣传的电子文献资源。

吴锡民从海洋文化的内涵着手，分析了广西海洋文化的主要内容，认为广西海洋文化的概貌可以从涠洲天主教堂、北海疍家人、北海老街、合浦南珠、合浦古港、三娘湾海豚、东兴京族、山口红树林等基本关键词中得到反映。从整体上看，广西海洋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别样的海疆风貌、鲜明的民族特色以及出众的广府印记等个性特点^[13]。

詹贤武和张宁对环北部湾地区存在的多海神信仰的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形成过程无不与本地区多民族、多族群创造的多元文化环境有关。环北部湾地区的海神类型有神格人化的海神、人格神化的海神和物格神化的海神三种类型，这些海神崇拜所体现的民间宗教信仰以及独特的民俗现象昭示出环北部湾地区存在着一个环北部湾文化圈^[14]。

张开城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海洋文化建设”进行了思考，认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海洋文化建设在战略上应贯彻开放性、特色性、协调性原则，做到内外结合、虚实结合、软硬结合、古今结合，实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统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开发利用与有效保护的统一等，实施“八个一”工程，加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海洋文化建设^[15]。

邢泷语对历史时期北部湾海洋经济发展情况（主要是渔盐业、海洋贸易和海岛开发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明清时期的北部湾海域是国家、边民、海盗、海商相互制约和彼此作用的舞台，进而探讨了不同主体在这一海域的活动与互动^[16]。

曾大伟对明代北部湾地区的海防体系进行了研究。他以嘉靖中期为分界点，将北部湾地区海防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明前期海防体系的营建以卫所为主，明后期统治者对北部湾地区的海防体系进行调整与重建，逐渐确立起以白鸽门水寨与涠洲游击为主体的海防格局。这一海防体系，既打击了从广东中、东两路涌入北部湾海面的海贼，也遏制了安南人对沿海地区的入侵，在明代广东海防体系以及西南边防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17]。

吴小玲长期从事北部湾历史文化、海洋文化研究，先后出版了《广西海洋文化奇观趣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12月）、《中国海洋文化（广西册）》（海洋出版社，2016年7月）、《海上丝绸之路视野下的广西海洋文化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12月）等著作，并撰文探讨了历史上广西北部湾地区与东南亚地区的海上交往、明清北部湾海防及其对海外贸易的影响、广西海上古运河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海商与移民等问题，认为广西北部湾文化是独特的海洋生产生活方式与海洋生态环境下的产物，其形成和发展与传统海洋经济形式、海洋商业贸易和现代广西北部湾港口的形成密切相关，主要体现在渔业、盐业、商贸、信仰等各种民俗形态上^[18]。

吴坚关注了广西北部湾地区女神崇拜现象，认为女神崇拜是广西北部湾地区信仰的特征之一，与原始宗教、人类渴望生命得到护佑的心理及统治者顺应民意的敕封推崇等因素有一定的关系，其现代意义主要表现在使人产生敬畏之心，祭祀女神能起仪式化的作用，使人们始终保持对美好的追求，在丰富民众文化生活的同时，促进文化传承等方面^[19]。

卢丽萍对广西北部湾地区海歌的艺术特点进行了探析，认为海歌是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中抒发自己的情感以及表达内心世界时而自行创作和演唱的音乐作品。海歌题材广泛，丰富多彩，在旋律风格、文化内涵、歌词结构、表现手法和曲调形式以及情感表达等方面别具一格^[20]。

何芳东对广西东兴市京族海洋文化进行了研究，重点对广西东兴市京族及京族海洋文化的形成、特征及构成进行了深入探讨，分类论述了京族物质及非物质海洋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并对广西东兴市京族海洋文化传承和保护的重大意义、所遇到的问题及相关的方法和策略等进行了重点论述^[21]。

何良俊和乔艳艳认为，木海船文化产业开发作为广西北部湾地区海洋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突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他们以相关专题田野调查为基础，借鉴沿海其他地区的木海船文化产业发展经验，探讨了广西北部湾地区木海船文化产业开发问题，指出广西北部湾木海船文化产业只有转变发展思路，将木海船建造的生产性用途逐渐转变为文化性、工艺性开发，挖掘其文化艺术价值，才有可能使木海船文化得到生产性保护，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22]。

李红、吴小玲梳理了广西沿海古建筑的发展脉络及海洋文化特征，认为广西沿海古建筑经历了由巢居到干栏式建筑的产生，到中原的院落式建筑和阁楼式建筑，再到殿宇建筑和西式洋房、商街骑楼建筑的出现等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了多种建筑文化融合共生的现象，体现了广西沿海古建筑所具有的融合性、务实性、变通性、情感性、崇商性、开放性等海洋文化特征。当前，应不断创新和发展广西沿海建筑文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弘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23]。

麻三山和余玲以“珠还合浦”传说为例，探索了环北部湾海洋文化的内涵与精神象征，指出南珠文化是北部湾海洋文明的典型代表，而“珠还合浦”传说为南珠文化之精髓。该故事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具生产性、民间性、美丽性、纯洁性、光明性等属性，但纯洁性为其核心属性、根本属性，构成了环北部湾海洋文化的本质精神^[24]。

甘若谷对海洋文化与广西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认为海洋文化产业是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不仅涉及海洋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服务，更涉及海洋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文化创意设计等相关服务行业，并以广西海洋文化产业为着手点，探讨海洋文化产业的概念、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关策略^[25]。

杨朝对北部湾近海航线的形成与变迁过程进行了研究，指出北部湾近海航线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越两国乃至中国和东南亚诸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整体而言，以宋代为分界点，宋之前的北部湾近海航线形成于秦汉，经历魏晋南朝、隋唐时期，逐步发展，在宋代达到极盛，表现为航线用途多元化和航行活动的增加，区域航运中心在合浦（唐廉州）；宋以后，由于远洋航行的实现、越南的独立以及明清海禁政策等，北部湾近海航线盛极而衰，可见诸史籍的大规模航行活动寥寥无几，航运中心也由廉州转移到钦州^[26]。

张利群在对广西北部湾海洋文化研究的现实和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后，探讨了北部湾海洋文化研究的理论构成，指出北部湾文化研究应该紧紧围绕海洋文化研究展开，一方面立足于北部湾海洋文化资源、文献、材料的发掘与整理、保护与开发进行文献资料研究；另一方面着手于北部湾海洋文化形态、类型、案例、个案研究，以及北部湾海洋文化建设与现代发展的应用研究；再一方面着眼于北部湾海洋文化理论建构、理论建设及其理论基础研究^[27]。

张纵远、杨正军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广西海洋文化在当代的重要表现形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广西海洋文化的合理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要全面强化海洋文化意识；二是政府与社会重视海洋文化遗迹，合理统筹，做好海洋文化保护与开发工作；三是积极促进广西海洋文化产业由粗放型发展到集约型发展的转变^[28]。(www.xing528.com)

潘丽君从图书馆行业从业人员的角度思考了如何发展与传承北部湾海洋文化信息资源的问题，从拓宽收集的途径、数字资源建设、信息资源的共享到如何加强海洋文化传承与交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29]。

（二）关于更路簿的研究

1.古代至民国的文献记载

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与考证，更路簿在元代已开始孕育，至迟在明代早期已产生成文更路簿，而在成文更路簿之前有口传心授的“更路传”。清代，海南岛东海岸渔民赴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捕捞作业的生产活动风起云涌，更胜前朝，新的捕捞航线和南洋贸易航线不断开发，成文更路簿在民间大量普及。民国时期潭门渔民赴西沙、南沙捕捞更是兴盛，更路簿传播更广。至此时期，更路簿属于民间“舟子秘本”，未见诸正史。但在古代，民间航海很少得到正史的重视，海南在古代常被作为贬谪之地，海南民间的航海更是被朝廷漠视，海南古代渔民的航路指南更路簿不见于古代正史。

2.新中国成立以来研究更路簿的重要著作

学界对海南渔民更路簿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

自20世纪70年代起，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水产司、国营南海水产公司、海南水产研究所等组成联合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南海诸岛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情况，调查南海诸岛地名，系统地收集、整理并研究有关南海的各类历史文献，很多学者对此做了多方面的研究。1973年，调查组撰写的《西南中沙群岛渔业生产和水产资源调查报告》（内部资料）中提及，海南岛东海岸如琼海的渔民中仍然广泛存在南海诸岛的航路指南“水路簿”。1974年，广东省博物馆征集到原琼海县（今琼海市）潭门公社草塘大队老船长苏德柳抄写的《水路簿》。同年9月，广东省博物馆编写的《西沙文物——中国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文物调查》刊登了4张照片和1篇简介，将之界定为“海南岛渔民往西沙群岛等地的航海针经书”，更路簿始为学界所知，得到重视，引起我国相关部门和学者去搜集、整理和研究。1977年，韩振华率团到文昌、潭门等地对渔民开展实地调查，积累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获取了4种更路簿。他将“水路簿”更名为“更路簿”。

1980—1982年，广东省地名领导小组组织当时广东省（包括现在的海南省）众多专家、学者对南海诸岛及其海部各类地名进行全面系统的普查和标准化工作。1983年，我国通过《人民日报》公布了南海诸岛标准地名287个，再一次向世界庄严宣告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中国，其中采用海南渔民更路簿中的“老地名”（含谐音地名）48个。广东省地名委员会编写的《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30]和韩振华主编的《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31]是20世纪80年代研究更路簿的集大成者。这两本巨著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调查和研究成果，是后续更路簿研究可资借鉴的最为基础的早期材料。

韩振华的《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是南海诸岛地名资料的集大成者，收录了12种更路簿。何纪生对这些簿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撰写论文《〈水路簿〉初探》。该书把这些簿中的老地名与1983年公布的标准地名一一进行了对比，还收录了已公布的287个岛礁暗沙的地形地貌、地名沿革，以及海南渔民在这些岛礁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并对绝大多数岛礁绘有地形图，集中收录了当时众多学者对南海诸岛的研究性论文33篇。

《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汇集了我国古代典籍中关于南海诸岛的记载，收集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维护南海主权的资料、外国承认南海诸岛属于我国主权的文件和资料，以及外国书刊、地图有关我国南海诸岛的记载。该书也收录了4种更路簿和老渔民符宏光于1935年绘制的《西、南沙群岛地理位置图》。该图中标注有“沙排”，即曾母暗沙，这是我国九段线内最南端的暗沙。最为可贵的是该书收录了“海南岛渔民开发西沙和南沙群岛历史的调查资料”，其中涉及海南12位老船长、老渔民的专访，还有1次会议调查的记录。

海南人郭振乾是广东省地名办的工程师，主持南海诸岛地名工作很长时间，贡献很大，在把更路簿地名引入国家标准地名中起到重要作用。1995年，他根据所收集的12种更路簿对西沙、南沙更路进行了整理，又对更路进行了优选，绘制了《西、南沙渔业更路图》。该图反映出从海南东海岸众多港口—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往返航线，其中海南岛往返西沙更路11条，西沙群岛更路73条，南沙群岛更路167条，但是没有前往南洋新加坡等地的航线。不过该图是渔业图，侧重的是海南渔民的传统捕鱼区域。该图后来收录在周伟民、唐玲玲的《南海天书》^[32]中。

刘南威是我国更路簿和南海诸岛地名研究的集大成者之一。他认为更路簿至迟在明初已经形成，其在地名学、航海史和主权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他参与了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南海诸岛多次调查行动。1971年末，他和吴郁文一起赴清澜港、永兴岛等地调研。1974年，他开始整理南海诸岛资料。1980年至1982年4月，他参加广东省测绘局组织的“南海诸岛地名普查”全过程，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和曾昭璇、吴郁文、黄少敏、张争胜等人一起，就更路簿和南海诸岛地名研究发表《现行南海诸岛地名分析》《南海诸岛古地名初探》《南海诸岛琼人俗名考》《南海诸岛地名研究》等27篇相关论文，出版《美丽富饶的南海诸岛》（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南海诸岛地名研究》（1983年）、《南海诸岛》（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南海诸岛地名论稿》（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南海诸岛地理概述》（1996年）、《更路簿与南海诸岛地名论稿》（2017年）等6本专著。

郭永芳在《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中较早将更路簿作为课题并著述成文，第十一章第一节“更路簿”，以苏德柳的《更路簿》为内容，对更路簿的体系构成、更路的长短以及南海岛礁地名的判别提出了独到见解。该书还引用了陈永芹、郁玉清和许洪福的抄本^[33]。

李国强多年来从事中国边疆史研究，特别关注南海海疆研究，是较早关注更路簿的学者。他经常到潭门、清澜等地调研，发表了众多文章，如《〈更路簿〉研究评述及创建“更路簿学”初探》（《南海学刊》2017年第1期）、《中国南海疆域形成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第199期）、《从地名演变看中国南海疆域的历史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12期）、《南海问题的观察与分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年第2期）、《论南海人文资源》（《南海学刊》2015年第3期）、《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历史事实无可争辩》（《人民日报》2016年5月24日）、《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构建的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4期）、《海岛与中国海疆史的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等等。他早就提出创建“更路簿学”，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并对创建“更路簿学”做了系统的探讨。

高之国非常关注南海问题，特别是就九段线问题做过深入探讨，发表《论南海九段线的历史、地理和作用》（2013年英文发表，2014年译成中文在海洋出版社出版），多次提出应该从多学科视角、多学科结合来研究更路簿，创建“更路簿学”。这个建议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

周伟民、唐玲玲的《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海洋出版社2015年版）是继往开来的又一更路簿研究巨著，积累了作者二十来年的心血。该书探讨了南海的海洋资源，收录了10篇调查笔记、23本更路簿全文（其中11种是以前尚未全文公开的）和郭振乾绘制的“更路图”，对更路簿做出文化诠释，探讨了更路簿产生的历史背景、形成和衰变，并探讨建立了“更路簿学”。该书的重点部分考据了更路簿的更路条文中的地名所对应的标准地名，是当前查阅更路条文最为全面的工具书。但是，该书对于更路簿里的“更”的理解仍然具有多样性，也没有深入探讨其中的针路，对于簿本身的历史情况记载甚少，也没有公布原本的所有照片。

夏代云的《卢业发、吴淑茂、黄家礼〈更路簿〉研究》（海洋出版社2016年版）选取了三本内容相对完整的更路簿展开研究，厘清了每一本更路簿的抄写年代，调查了三个航海世家的家族航海经历，公布了三本更路簿的所有照片，分析了其品相和文化特征，调查清楚了海南渔民所说的地方性知识中“更”的概念，即一更为两小时（按当时风帆渔船在南海每小时5～6海里的航行速度，折算出一更合10海里）。该书详细解读了每一条更路，对其中的每一个字的含义进行了解释。特别是她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相互印证，深入研究了其中的所有针路：单针、缝针、三向并用针、线针、对针等，并将之折算成当今罗盘的度数，便于当今读者理解。该书还详注了每一处地名的标准地名、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海产、海南渔民在此的生产情况、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渔民俗名等等，绝大部分地名标注有海南方音，极具学术参考价值。该书语言通俗易懂，解释清晰明了，适合普通读者阅读。但是，该书所选更路簿的内容只覆盖了西沙、南沙群岛和南洋更路，没有涉及南海北岸、环海南岛的更路。

3.论文、报刊与会议对更路簿研究的推进

随着南海问题越来越严峻，我国学者研究更路簿的论文也迅速增加。以“更路簿”这个术语在中国知网上检索，截至2016年10月30日，全文中出现该术语的文章有225篇，主题中出现该术语的文章有65篇，篇名中出现该术语的文章有23篇；到2021年8月10日，全文中出现该术语的文章有1063篇，主题中出现该术语的文章有214篇，篇名中出现该术语的文章有131篇。5年来，增幅按全文、主题、篇名依次为472%、329%、570%，增长速度相当之快。

截至2021年8月，共有11篇硕士论文研究更路簿。其中，王晓鹏的《〈更路簿〉研究——以彭正凯抄本为例》（2010年4月，指导老师李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专门研究更路簿的第一篇硕士论文，立足于扎实的田野调查，对更路簿的内容、体例、地名、航海技术、渔民风俗、民间信仰等有较为深入的探讨。侯宪波的《“南海更路簿”对我国在“南海段续线”内岛礁水域享有历史性权利的证成》（2014年5月）、李骥的《“南海更路簿”对南海诸岛命名的法理意义探讨》（2014年5月）、郑华琛的《以〈更路簿〉为中心的渔业权研究》，是海南大学陈秋云指导的，主要从法学的视角展开探讨。张池的《〈更路簿〉视角下的南海历史性权利研究》（2018年5月），由海南大学庞京城指导，对多个版本更路簿所记录南海岛礁的命名情况和航行线路进行了分析，认为更路簿是证明我国享有南海主权的重要民间证据。陈晗的《新媒体时代更路簿文化传播研究》（2018年5月）、房沫含的《更路簿的影视化传播策略探析》（2019年5月）、林书源的《跨文化语境下〈更路簿〉的符号塑造研究》（2020年6月），由海南大学张军军指导，主要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探讨。张星宇的《南海“更路簿”的国际法理价值研究》（2019年5月），由海南大学王秀卫指导，主要从领土争端和海洋争端的角度分析了南海“更路簿”的价值。杨岭的《〈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节选）翻译实践报告》（2017年5月），由海南大学贾绍东指导，从实践角度探讨了更路簿的翻译策略和文化诠释问题。

《南海学刊》《海南大学学报》等学术杂志开辟专栏发表南海海洋文化与更路簿研究论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热带地理》《地理科学》《华南师范大学学报》《中国地名》《海交史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中国海洋法学评论》《学术探索》《学术论坛》《中国海洋大学学报》《中国地方志》《学术探索》《齐鲁学刊》《云南社会科学》《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今日海南》《琼州学院学报》^[34]《新东方》《太平洋学报》《海洋开发与管理》等学术杂志也发表了更路簿研究成果。

刘义杰在《中国海洋报》开辟了“更路簿研究专栏”，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面向大众读者。《人民日报》《海南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学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政协报》等也大力宣传更路簿。

2015年以来海南大学联合海南省其他几个单位连续举办了六届海洋文化与“更路簿”研讨会议，极大地促进了更路簿研究。其中最近的一届是2020年11月7—8日在海南省文昌市举办的第六届南海“更路簿”暨海洋文化研讨会，该研讨会共分为三个部分：“更路簿”的作用与南海海路变迁的文化影响；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与南海区域开发的历史；古代中国东南沿海贸易形式。

这些学者的学术背景多样，既有历史学、考古学、法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新闻学、文化科学等专业的学者，也有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海洋学和信息科学等专业的学者，他们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探讨更路簿，并将更路簿研究纳入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以及南海海洋文化、中国海洋文化乃至世界海洋文化的大框架展开探讨。

4.国外更路簿研究情况

国外迄今尚未有专门研究更路簿的文献，也没有中国研究更路簿的专著被翻译为外文。翻译为英语的论文有刘义杰的《〈更路簿〉中的海外更路试析》（A Tentative Analysis on the Overseas Sea Depicted in the Manual of Geng Lu Bu），以中英文形式同时发表在《中国海洋法学评论》2017年卷第1期（总第25期）。该文对更路簿里的国外航线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列出了海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南洋地区的始发港群和中转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