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子恒从一个普通店员，学到了配药技术和经营本领，又以30元成本起家，发展成资本家。初期，有艰苦创业、勤奋经营的一面，其快速发展则是乘战乱、国难之机，投机取巧所致。
其制药部分，开始是手工业作坊性质，一台手摇压片机，熬制狮牌梦精鱼肝油和配制几种小成药，简单的坛坛罐罐，自产自销，小本经营，无论从制药技术、资本和原料来说都是低水平的，这样的工场后来又成为商店的附属物。
从事商业经营后，开始也只是自负盈亏、为洋行推销药品的推销店。经营的药品，百分之八九十都来自洋行，药价由洋行决定，盈利也只是从洋人手中分一小部分而已。曹子恒所以能成为暴发户，如前所述是乘国难之机和对本店职工的盘剥而来。到1943年后，由于药价又涨了几倍，他的财产，对外始终保密，据估计，总该成了百万富翁。
但是，在反动政权的残酷统治下，苛捐杂税敲榨勒索，使民族资本家在苟延残喘、提心吊胆中过日子，不知哪天会大祸临头，1939年曾发生过如下两件事。
春季，有一天，一个老头拿1元钱来买脑新（治头疼的），曹的四弟曹万鑫就收下卖给他一盒（原来这个老头是斜对过日本宪兵队做饭的）。过一会，宪兵队就来人了，先给拉上门，然后进店时就嚷：宪兵队的人吃药还要钱哪！别卖了！别卖了！谁是掌柜的？跟我们走一趟。当时曹子恒不在，王锡铭只好跟着去了。
宪兵队的汉奸翻译叫李道生，厉声责向王锡铭：宪兵队的人吃药，还要钱？王答：他没说是宪兵队的，要说了，不会收他的钱，李说：缺揍！你们没听说东南角那个花店和东北角五和线店的事吗？（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以上两家都因宪兵队买东西收钱，人被打，东西被砸）。你太小太瘦不值一揍，回去叫你们掌柜的来！王回来，见几个吃股掌柜说了，谁也不去，王只好又回去，退了钱，挨了一阵臭骂，让回来了，结果半天没有营业。
秋季，有一天，日租界警察署开来一辆闷子车，停在门口，先给拉上门，然后进来几个人问：你们买过一箱大学眼药，杨清荣和曹子恒都说不知道，曹见势不妙，说完就打后门溜了。来的人让去个人，带上账。王只好又跟去了。车上还押了三个人，一个是造胰公司的，一个是鸿宾楼管账的，一个是摆摊卖药的。
到了日本警察署，审问人问王锡铭说：我们逮住个小偷，偷了一箱大学眼药，卖给你们了，8块钱。王说：没有买过，立刻就是一顿嘴巴子，又拿皮带抽，王仍说：没有买，就给上刑，先把手铐起来，八棱杠子从胳肢窝一穿，把人给吊起来，两个人拧那杠子，疼得钻心。说没有，就紧一扣，实在受不了了，他们把小偷叫来对证，小偷也说不认得王，他们又问王，王答不认识，就又紧一扣……
旁边屋鸿宾楼的那个会计，被打得直叫妈，说有人偷了啤酒卖给他们了，那个会计也说：没有这个事……那个摆摊的也挨了毒打。(https://www.xing528.com)
第二天，曹子恒找到当侦探的一个朋友，请吃了一顿，才把王锡铭放了出来。王受了委屈，曹子恒都没让休息，也没有什么表示，把敌伪的压迫，转嫁到店员身上。1939年闹大水，伪政府要各铺家出人当小工，曹指令让学徒们轮流去，在工地挨打受骂，回来店家一声不问。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政府也是看准了曹是个暴发户，为敲他的竹杠，才借口卖给八路军药，把他逮捕下狱的。
这也是民族资产阶级在旧中国的共同遭遇。
从曹子恒的知识水平看，是十分落后的。比如，他还相信这样的古老传说：谁家发了意外大财，往往会有先兆，是有一种动物或是昆虫为财神，来这家特别多，就带财来了，如果主人不知道是财神而把这先兆之神打跑了，赶走了，那也就把财神爷赶走了，财也就带走了。1939年水淹了大半个天津，老鼠当然往干地跑。共和药房的老鼠也骤然多起来了，又存了许多大米白面，老鼠在面袋堆里做了窝，到处乱咬，大师傅和人们见了就打。一天，大师傅在院里嚷：这老鼠怎么这么多！曹子恒在账房正好听见，赶紧出来说：“这财怎么发的这么大？现在生意多了是老鼠带来的！老鼠是这个字号的财神爷！以后，谁也不准打老鼠！打跑了老鼠，财也就带走了！”
此外，曹赚了钱，也在老家大量兼并土地。那几年，因连遭灾荒，上等好地一亩也就三五十元。曹为了不让他的五个兄弟分他的药房和药厂，就给家里买二三百亩好地，他的父亲每逢春秋必来，也是为要钱买地，成为地主。
在曹子恒的身上，充分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
附说明：我于1939年到1941年初，曾在恒记共和药房当学徒。在写以上材料时，曾采访了陈启源、张文奎、王锡铭、姬芳远、赵国忠、张同然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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