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州帮万丰太五金行：凭中国式龙门账，利润高于同行

听老辈人讲，在清同治年间，北京崇文门外茶食胡同有一“万丰太”字号的铺面，经营人为张老友和李英武。早先两人在北京市面上买卖废铜（俗称“背铜褡子”）。张、李二人精明能干，又肯吃苦耐劳，经营中抱着薄利多销，勤买勤卖的宗旨，几年时间下来有了一些积蓄，但仍然不能放开手大干。这时有两家店铺即“万和成”和“三益太”掌柜，见张、李二人年轻肯干，老成可靠，愿意出资帮他俩扩大经营，张、李二人自然愿意。经协商，由万和成出资纹银150两，三益太出资纹银100两，张老友出资100两，李英武出资50两，凑足纹银400两。签订合同，言定股东4个（每股100两），伙股1个，8厘，并规定股东永远4个，伙股可以根据企业发展和人员的增加及对企业出力之大小，在年终结算时伙方身股可以增长，亦可增加吃身股的人员；同时还规定了一切经营管理及人员使用，由张、李二人负完全责任，股东平时不能干涉。同时增添了徒工三四个，从此张、李二人更加精心，在经营上仍然是薄利多销，勤买勤卖。经营八九年后，资金积累到纹银2000多两，东伙双方都有了信心。为了扩大业务，李某不断来天津买些铜货运往北京销售，这比在北京进货利润大，感到在天津地方有发展前途，于是建议“万和成”、“三益太”在天津开设分号。两家同意，便在今日的天津南开区南斜街开设了“万丰太”分号，时间大约是在光绪十年（1884）间。万丰太天津分号初期仍以买卖旧铜为主，部分运销北京，以后增加了杂货批发业务。经营红糖、白糖、冰糖和烧纸料，也是采取薄利多销手段，开始时对业务不大熟悉，但因价格占优势，所以还是打开了销路，吸引了不少外地客户到万丰太购货。几年过后万丰太营业得到发展，利润也随之增加，资金积累也多了。正在张、李二人考虑扩展营业时，遇到一个玉器商人从日本大阪回国贩卖玉器珊瑚等，此人向张、李二人介绍说，大阪有铜货比国内便宜得多。张、李二人听后很动心，随即研究与玉器商人一道去日本。经股东研究同意，即派高廉臣去日本，住在日本大阪二十三番町（这时尚在戊戌变法之前），由大阪向天津进口铜材，有红黄铜片、铜丝、铜钉等。高廉臣在大阪接触不少中国商人，见有些商家从天津向大阪运销棉花、青麻、细牛尾、牛皮等商品，而且利润不小，于是向天津建议，在天津打听棉、麻等物品价格，与大阪行市相较，看是否有利可图。从此万丰太又增加了出口牛皮、牛尾、棉、麻等业务，以后业务继续扩大，又增加了新品种如旧钢材和化工商品，如青酸、咖喱、月石、桃胶等，到这时万丰太的资金积累了几万两银子。万丰太天津分号负责人是芦俊卿、周通宣两人。这两个人全精于业务行情，不幸的是由于业务兴旺，积累雄厚，产生了骄惰习气，认为业务抓不抓关系不大，而享乐思想却滋长起来，先是讲吃喝，后来又添上嫖、赌、吸三样，业务置之脑后，不几年，就将多年的辛苦积累挥霍贻尽。这时素称知人善任的张老友，因家中发生不幸，精明能干的长子死了，留下守寡媳妇，还有两个不成材的二儿子、三儿子，因此感到心灰意冷，久居在家，没回北京。但当他听得卢、周二人如此行为之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一生心血将被付流水，便顾不得家中不幸，立即赶回北京与李英武商议，辞掉芦、周二人，将驻大阪的高廉臣召回天津，负责天津万丰太一切业务。这时已经是1916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资本主义列强忙于打仗，无暇东顾，天津的民族工商业得到发展机会，五金行业与其他行业一样乘此机会发展起来。天津万丰太遭受芦、周二人挥霍之后，由于处理及时尚未破产，高廉臣回到万丰太后，立即开始整顿，吸收了一些在日本学到的经营管理方法，继续营业。此时因欧战已不能从日本进口钢材，却仍然可以进口一些化工商品，如黄饼、洋碱、渔翁洋碱、月石、海带等商品，出口棉花、麻、牛皮等货，从中获利。到1923年日本发生大地震，东京、大阪、神户等地区遭受很大破坏，因此东京等地区出现许多废钢材，不但价格便宜，而且随意选择。万丰太乘机大量收购废旧钢材，如旧元钢、旧盘条、旧铆钉、道钉及铁道夹板等，这些废旧钢材正适用于手工业及农村烘炉打制铁器，因此销路很广。像华北地区保定、邢台、邯郸、包头、唐山、宣化、张家口；山西太原、大同、榆次；河南顺德、洛阳以及东北锦州、沈阳，都来万丰太购买废钢铁，津京两地需要也不少。从1923年到1924年一年中万丰太就获利10余万两白银，居于五金行冀州帮之首位。

高廉臣在万丰太的经营管理方法，有别于同行冀州帮，例如账目，同行多数采用口袋账，万丰太用中国式龙门账，这种账当日亦可核算盈亏。在用人上，不用亲友，待遇比一般同行家高出一倍，对职工一律看待，没有薄厚之分，因此对职工很有吸引力，工作起来主动肯出力。在销售上，与五金同行相同，全是赊销，三节清账，不同于同行的是有出口业务，出口棉、麻、牛皮、牛尾等商品，运往大阪销售后，再换回各种有色金属品及各种大五金、旧钢材。进货成本比同行低，销售价格自然也低些，因此一般同行在销售上竞争不过万丰太，特别是在有色金属方面，万丰太几乎达到垄断地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引起全国人民愤怒，自动组织起来在全国各大城市抵制日货。万丰太是一个经营日货为主的商店，当时在华界已无法经营，而在天津的英法租界却照样能经营日货。见此情况，万丰太便决定在法租界沿河马路马家口建立“益和公司”，万丰太在原址只经营大五金、旧钢材，货源除在上海自采外，还向在津各洋行及贸易行订货销售，销路是天津河北大街各五金行及市郊经营五金各家。外埠则是华北地区及西北地区、东北地区，销售量最多的是剪口条、剪口铁两种商品。这两种商品适于打造农具用，如剪口铁（即钢板裁下的边角下料），农用铁铣、锄头、犁铧、菜刀全需剪口铁、剪口条，农用大车瓦需求更多。薄钢板用做水斗子，元扁铁用来打造镰刀，耙齿等。自从万丰太将日货销售移到益和后，业务减少一半，人员亦减少一半，经营采取守势。

再说益和公司于1932年开业后，继续经营日货，而在经营管理方面又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将行业中的赊销和三节清账取消，改为月期或现款，因在价格上比较便宜，与当时日本小洋行相符，而手续比日本洋行简便，本市的门市部门凡资金比较充实各家都愿向益和购货，一些局所也向益和配货、订购期货，以后陆续有北京、保定、太原、榆次等外地客户也来益和购货，从此打开局面，资金周转也快了，大概每年资金周转率是四五次。由于销售量大，虽然利润薄些，而每年的盈余比万丰太赊销时期反而增加很多，因此各银行、银号也愿与益和公司来往，而且透支额不限，或者限到三万、五万。有这些便利条件，益和公司从日本大阪即敢大批采购，业务做得更加灵活。在管理方面也有所改革。例如在人员使用上，万丰太是以进店年头多少排队使用，往往出现用非其才，对工作不利。益和公司开业之初，从万丰太职工中挑选了八九个有各种业务专长人员，除了一个公司负责人外，其余人分管卖货、会计、仓保、收款、提运、厨师（配备厨师是为了让全公司人员吃上可口饭菜，改善生活）。另外还有两个没出师的学徒负责磅秤、付货等。这些人待遇、工薪仍从万丰太领取。益和公司没有薪金开支这一项，人员调动权也在万丰太，公司负责人无用人权，只有建议权。益和公司年终开具红单，将全部货物库存及利润多少向万丰太交待。

在经营货物上，益和公司选择的是销路广、用途大的畅销商品。如日本紫铜线、各号红黄铜片、带子铜、铅丝、马口铁、元钉、马口料等，这些商品从不缺货，也不在库房积压。在日本大阪的采购人员也心中有数，随时注意行情及时报告益和公司负责人，为益和公司在销售价格上做到涨、落有据。遇到市场大涨大落时能采取相应对策。遇到行市涨，库存货满，行市落，库存货便减少或者无货。益和公司生意做的可谓精矣。(www.xing528.com)

益和公司经营的商品全是用途很广的。如紫铜线主要用于电线和漆包线以及修理各种电滚子用。紫铜板除工业维修用外，还用来制作手工器皿及银盾，黄铜片、丝可做壶梁子，细铜丝布做箩底。红、黄铜，元铜管多数是工业维修用料，还有厕所水箱、汽车水管。细黑铁丝为花厂绑花用，针厂做针原料，镀锌铁丝主要用于铁路沿线架线，农村晒衣用。还有编织各种规格铅丝布、铅丝网等，用途也很广。平白铁用做水壶、洗衣盆、水斗子，大部用做冬季取暖用的烟囱。马口铁用途更广，如茶叶筒、饼干盒、罐头桶，最大用途是桅灯。做桅灯、镜子框，过去用马口铁，改用马口铁条价格比新马口铁贱一倍，所以后来各地桅灯厂全改用马口铁条。

益和公司在经营方面除主营几种大路货外，仍兼做部分出口棉、麻商品，都是秋后和冬季做得多，遇机会也兼做别项。一次天津市场海带畅销，即从日本进口一大批海带，很快就销售出去。像中药石决明、黄连、厚朴，化工中蓝矾、月石也经常从日本进货销售，春季还进口窗纱，这些货物有的是属于季节性商品，有的是大路畅销品，货运到就能销出，决不会积压占用资金。1933年至1934年世界经济出现危机，各种物价下跌，市面银根奇紧，市场上落价最小的是五金行业。平白铁3×630每张门市价格0.69元，龙头市布每匹5.70元，日本自行车每辆18.00元。紧接着中国废两改元，就在这时各五金批发户家家感到银根紧，不能周转，有的货到码头，因无钱纳税只能搁在码头，即使是市非常需要的货物也不能提取。而益和因平时资金周转快，各银行、银号给予支持，没有发生此类事。这时益和便乘机对市场短缺商品提价销售，从中获得一些利润。总的说来益和从1932年开业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经营得比较顺利，每年利润都在10万元以上。“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号召下，实行全面抗战，益和遂将驻日大阪人员撤回天津，从此不再进口日货。经万丰太负责人商议，同意将钢材部分从德商礼和洋行订货，或由日商驻津的古河订货，其余商品有的从贸易行订货或英商怡和、太古订货，总之是哪家商品价格低就进哪家货，此外还由大通银行华人代打电报，从美国厂商进口2至10寸马口铁，在销售上没什么变化，只是营业额比以前少了。

此时正当日伪统治时期，高廉臣因在日本多年，对日本经济比较了解，因而对业务采取守势。益和公司负责人见此情况，觉得万丰太掌柜的人全是坐吃股利，有钱不做业务没什么关系，而自己是靠月薪生活，不做业务没出路；凭着年轻，几年来也积累了些经营经验，便产生了自立门户的想法，遂与几个朋友聚议集资，1940年益和负责人和五个职工集体辞职，从万丰太派来的几名职工接管益和业务，从此益和公司亦步入守势，业务更趋消沉。1941年又有三四个职工出号自营，益和公司处于停业状态。高廉臣死后，万丰太由不懂业务的张树棠接管，张只会守住资本，更兼各银号为了揽住存款，天天请张树棠吃饭，吸大烟。万丰太多年辛苦积累的几百万元资金，由于货币不断贬值就贬毛了。

到日本投降，国民党接收天津后，张树棠族侄张英善因家务纠纷捏造罪名，说万丰太张树棠在日本统治时期曾向日寇供应铅50吨，因此将万丰太负责人张树棠定为汉奸逮捕，万丰太被查封。万丰太郝仙洲各处奔走，花钱托人情，还是没把张树棠营救出来。万丰太上下职工人员埋怨郝仙洲办事不力，有人说郝仙洲中饱私囊，郝一气跑到台湾省去了。为了营救张树棠，将益和公司未被封货物大部分折卖贻尽，职工各奔前程。从此万丰太走向破产，到解放后才将张树棠放出，并将万丰太启了封。以后把剩下残存物品折卖完毕，连同房产一同归并北京总号，天津万丰太即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