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聚兴成五金行创业历程

聚兴成五金行是张姓三兄弟：张紫波、张春华、张筱亭于光绪十年（1884）开创的。早先三兄弟的母亲带着他们以摇绳（缠绕麻绳）艰难度日。大哥张紫波从十几岁就学做小本生意，以卖崩豆、萝卜为生。他不识字，但为人敦厚，善于经营，两个弟弟对长兄很尊敬。三弟筱亭稍通文墨，聪明干练，是两个哥哥的好帮手。二哥张春华学的是铁匠手艺，口讷少言，不善辞令，但心广有见地，也善于知人。出师后在家打制各种工具，做成后由大哥携往郊区出卖，生活稍能维持。天津开埠后，西方各国商人纷纷来天津开洋行、做生意，此风也影响到了中国人。当时，天津有人从上海进货，在天津销售，很能赚钱。二兄弟也想去上海“碰运气”，弟兄三人合计后，借了亲戚20两白银，派张春华去上海。不料这趟远门“出师不利”，张春华禁不住上海的物质诱惑，将本钱消耗贻尽，买卖自然没做成，在一些同乡帮助下，买回两捆皮革（即熟好的芝麻皮，有红、黑两种）发回天津。弟兄相见自然高兴，但看到皮革又发愁找不到买主。凑巧当时官府成立军队，这些皮革正可用来做马鞍、马靴，而且用量很大，于是三兄弟又从上海陆续购进一批，从中获利不小。

聚兴成创业之初，以赢利为目的，以致经营品种很杂，人手不敷应用，很快三兄弟又吸收了三个人，由陈子元和张雨亭，做经营业务的柜头，这二人一年到头勤勤恳恳，忠实可靠，生活上也极简朴。会计刘长清，不仅熟悉账项，而且计算能力强，记忆超群，对经手账项，如有询问，从不翻账簿即能准确答出。有了这三个得力助手，聚兴成从此走上了发展之路。

聚兴成五金行除经营小五金、工具、水暖、大五金、旧铁外，还经营化工原料、油漆、日用百货等，品种很杂，进货渠道比较多，有的在当地洋行订货，也有的自行进口，部分从上海进货，有时还购进国外驻津单位拍卖的大宗废旧物资等。

聚兴成的主要经营人是张春华，他做“叫卖”生意，与众不同，别人不愿意要的货物，只要价钱低就可以买进，但只做“叫进”，不做“叫出”，也就是将货物拆大改小，整旧如新，等主候客，待价而沽。有一次买进一个缺齿的大型铁锚，卖主是为了清理地方，价钱自然便宜，张春华把它买来放在院中，过了好几年，偶然有一只外轮的铁锚落在海中，没有船锚，轮船无法返航，几经周折，找到聚兴成，花了数千元将这只废船锚买走。以后张春华又多次买到旧机器，旧铁器等，亦获利不小。经营的多了，影响也就在市场上形成了，常有人将便宜货送上门来，急需缺货的购主也前来选货，可谓盛极一时。购物客户也很广泛，有铁路、厂矿、基建工程等直接用户，也有一般同业。经销方式主要是等主候客，并不积极组织人力推销，他们认为有货就不怕没有买主。这种消极保守的经营思想在商品市场形成初期，也许可以生存一时，随着市场的发展和商品丰富，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等主候客的消极经营手段便会因商品不能迅速流通和占压资金而成为企业包袱，最终使企业被淘汰。可是当时的经营人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不想改变他的经营方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五金商品除了日本产品外，欧美货源已经断绝，聚兴成库存积压的五金器材、钢铁原料、废旧机器等数量相当可观，这些物资一夜间成了紧俏商品，于是聚兴成以高价卖出，获利竟达40万—50万元。

五金商业同业公会成立在北伐以前，第一任会长就是聚兴成的张春华，后来张春华又被法租界当局聘为法租界董事，同时被推选为法租界华商公会会长，全称是“天津紫竹林华商公会”。

张春华原系穷苦铁匠出身，在他因经商致富后，仍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以示“穷人发财不忘本”之意。每年冬季，他亲自访贫问苦，施舍棉衣、玉米面，常年舍膏药、急救丹等，因此博得“厚道人”和“善人”的美名，对聚兴成业务的发展也起了不小的宣传作用。张春华在企业内附设了一家作坊，由他的徒弟经营，以后还增加了四五台车床，有人员六七个人。当时开这个作坊不以盈利为目的，也不收外单位加工活，它只是显示张春华不忘发家之本，只为企业和股东家制作、修理铁具，如白铁壶、烟囱、炉盘、炉挡、簸箕、煤斗、钩、铲等；为企业商品做些修补和整饰工作。后来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聚兴成业务一直不景气。这时聚兴成由第二代人张仲骐、张子腾参与管理。张子腾原在美商慎昌洋行工作，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他组织聚兴成进口部，除在欧美各国自行进口外，兼做英国鹰立球网厂华北总代理商，兼营利华日光皂华北总经销。出于营业需要，张子腾组织稍有文化基础的青年人每晚学习英语，做到能与外国人用口语对话及书信往来，在三四年的时间内，培养出三四位能会话和英文打字、写书信的人才。在经营方法上，聚兴成也开始有了改变，如主动与厂矿单位联系推销，进口货物以大、小五金和部分工具为主。当时我国工业还非常落后，一般工厂大都停留在手工的阶段。由于张子腾对国内市场不甚了解，一味追求商品的新、奇，于是用贷款购进了一些方形钉子、瓷珠、公制螺丝（当时称细扣螺丝）、螺丝绞板和一些精密工具，以及钢卷尺、千分尺卡尺等，由于不适销对路，结果都成了滞销商品，销售额连偿付贷款利息也不够。1928年，聚兴成派张子腾赴山西组织驻晋分号，当时山西工业基础比较发达，轻重工业、纺织工业、军工工业、采矿工业都有一定的规模，但都是省营，由阎锡山一手把持，阎还开设斌记五金行，各厂矿购料必须通过省府采运处和斌记五金行，外单位到山西经营也须打通这两个关节。而到山西推销商品的单位很多，尤其是各国洋商，在这里形成了竞争局面。驻晋聚兴成在资金、货源、人力等方面的竞争力远远不能与洋商相匹敌。从1928—1935年这7年间，聚兴成在山西只做了些零星业务。

1934—1935年间又在北平组建了聚兴成分号，由二代人张伯良主持，以向平绥铁路销售商品为主，同时为他配备了二三个得力助手。无奈张伯良不会经营，却挥霍有方，结果是虚盈实亏达四万余元，再加上历年亏损，累计达拾万元之多，经营陷入困境。其时，聚兴成的资产并不少，但大都是不能走向市场的冷、背货。实际参加市场周转的只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资金。如买进祥泰和机械厂的螺丝栓、铆钉200多吨，从1928年到1940年十几年还有50多吨没出手。又如从某矿山拍买来的方形架铁道，堆放在四五亩地的库院里四五米高，10多年没人问津。再有从英国自来水公司拍买来的12寸大水泵和大锅炉压了七八年，最后当成废铁卖了。聚兴成几十年的惨淡经营，获得比较雄厚的资产，因为经营不善和家族成员的奢侈挥霍，导致企业面临倒闭的局面。后来为了摆脱困境，他们采取三项措施：

（1）抵押贷款还债。因聚兴成有巨额亏累已为人所共知，多数银钱业不肯与之合作。经多方奔走，才以仓库的房契作抵押，向东方汇理银行贷款10万元，向余大亨钱庄贷款2万元暂渡难关。（2）收缩经营范围。（3）企业经营人员改组，当初创业人只有张春华在世，现今张春华退出企业、放弃股权；由子侄辈张伯良、张仲骐、张子腾、张毓生兄弟四人继续经营，股本也作为四股开分。这是1935年的事。到了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了英、法租界，在天津疯狂掠夺战略物资，强制封存各商店五金器材，聚兴成损失钢铁1000多吨，又遭受一次打击，企业的元气大损。事后日本人对钢铁作价补偿，但远远不够本钱。为了维持生计，一度经营纸杂货，还经营过棉布、股票等，终于由于外行经营而将补偿的款项亏尽。到这时聚兴成业务停顿，同仁大部分遣散，只留下三五个人帮助看守。(www.xing528.com)

抗战胜利后，1947年聚兴成也开始重组恢复旧业：

聚兴成五金行。此时张子腾已去世，企业由张毓生和张子腾的长子、次子张琨山、张瑜山经营。股本由两门所分得旧企业的各四分之一货底折充。

聚兴成仲记五金行。股本是张仲骐以所分得的旧企业四分之一货底，由张甄瑜、张秀岩、张松山、张琪山、张瑞山经营。

张伯良分得四分之一货底后，没有再经营，自己又没子嗣，靠变卖货底维持生活，直到1953年去世。

聚兴成五金行企业管理，经历了由封建家长式的经营管理，向现代化经营管理过渡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聚兴成自1884年初创起，始终是自东自掌。职工有大同事、小同事、学买卖之分，区分的标准是进店的年限和在号中所负责任。职工生活待遇很低，最高级同仁，即大同事，月薪也只有10元左右，最低的学徒只有二三元左右，还不按时发放，只是每人用钱时向会计预支，以年终结账时冲账。每年必有的是年终馈送，不论企业赔赚，到年终总得提出一笔钱做为同仁馈送。大同事可得1400—1500元，学买卖的60—70元不等。平时按五金行规矩供膳宿外，每人每月有一份“头辫钱”（理发费），约银元二三角。每天营业后允许职工外出，外宿须请假。外地人回乡探亲须向掌柜请假，以一个月为度，赠送路费，假期月薪照发。

1935年企业改组后，建立新式账项，每年结算盈亏。从业人员明确了工资标准，年终结算红利。

抗战胜利后，聚兴成除了股本还是张家独资外，在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进、销方向和从业人员方面都改变了原企业面貌。职工只有五人，经过两年苦心经营，颇见起色。解放前夕，国民党经济全面崩溃，物价一日三涨，货币贬值，聚兴成的资金大都被商品占用，所以国民党的几次币制变动和贬值对聚兴成影响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