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和永杂货庄的兴衰及其对天津商业史的影响

韩叙斋　◇

德和永杂货庄是解放前天津四大有影响的杂货商（其他三家是：德记、厚记、恒泰昌）之一。从德和永杂货庄的经营始末中，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天津早期专门经营洋广杂货商家的活动状况，这对天津商业史的研究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杂货行业是指专门从事经营与人民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商品行业。俗话讲“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在日常生活中一样也不能少。从事这种生意的杂货商，有的专做内局批发；有的做门市零售，也有的则批零兼售；德和永是以门市零售兼小型批发起家的一家杂货商。在讲述德和永杂货商之前，还须介绍一下另一家杂货商——东九如杂货商。

东九如杂货商是天津开业最早的一家杂货商，是由一位汪姓绰号“汪瞎子”的东家独家出资经营的。地点在当时天津批发业中心——北门外竹竿巷，聘用李国治任经理，专门经营杂货批发业务。由于生意兴旺，每年都有盈利，经理李国治便居功自傲，不把东家放在眼里，在店内独断专行，遇有重大事情也不和资东商量，而是独自主张，因此引起东家汪某人不满，有意辞退李国治，准备提升孙䓵（字位三）和赵连元（字仲三）为经、副理。孙䓵是东九如商号的卖货手，赵连元是东九如商号的总账房（即今管业务的）。后来有人劝阻汪某说，李国治为人老谋深算，在杂货行业多年颇有声誉，如果辞退被识者聘去，反到对东九如不利。此事才做罢。然而，此事却在李国治和孙、赵之间产生了隔阂，孙、赵二人预感到处境不妙，于是辞职离开东九如商号，另谋出路去了。

事有凑巧，这时恰有一个干洋行的名叫徐辅安的人，拟出资干杂货生意，便与孙、赵二人商议，说好由徐辅安出资一万银元，聘请二人为资方代理，出任经、副理。孰料正在紧张筹办之时，徐辅安有事去北京，孙位三、赵仲三两人看中了一个门面，没等徐辅安回来，就起了个字号“德和永杂货庄”，并把牌匾挂了出去。徐辅安从北京回来，见未经自己同意二人就把招牌挂出去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就表示不愿出资经营了，如此一来，孙、赵两人骑虎难下，欲罢不能，于是二人计议每人凑2000两，共4000两开店经营。结果两人把手头仅有的一点积蓄以及从东九如出号分得的花红尽数投入，赵连元又向别人借贷了一些，才勉强凑足，同时约请王筱波出任经理。王筱波也是东九如商号的卖货手。孙位三和赵仲三两人鉴于东九如商号经理李国治挟制资东的前车，认为买炮不能叫别人放，所以两人也在号内管事。一切准备就绪，择吉开张。那是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地点在竹竿巷。

德和永杂货庄创办初始，以门市销售及小量批发各种日用杂货为主，如花椒、大茴、纸张、桐油、苎麻、各种红白糖等等。商品货源，南货由本地姜厂子进，糖由来津的潮（潮州）、建（福建）、广（广东）三帮进。销售对象是市民、小杂货店（油盐店）以及周边农村地区的杂货商，另外还有西河（御河、保定）帮客人等等。这一套经营办法走的完全是东九如杂货店老路。俗话讲“同行是冤家”，东九如怎么能甘心让别人抢自己的生意呢？尤其是德和永商号地点选在竹竿巷东口，由东口进竹竿巷的顾客必先光顾德和永，这在东九如看来是劫了他们的生意。于是李国治深谋对策，在进货、吸引客帮，以及在零售方面采取多种手段与德和永竞争。由于德和永资本有限，且开业时间短，自然敌不过资本雄厚、影响力大的东九如，所以仅1年的时间便赔了1万银元。面对如此局面孙䓵、赵连元情绪颓丧，多亏经理王筱波善于经营联络，拉拢山东帮向德和永进货可以暂不付款，如山东帮的丰泰仁就把大宗海带赊给德和永销售，到三节（端午、中秋、春节）算账。经过1年时间，总算转亏为盈，把折的本钱赚了回来，德和永杂货庄又恢复了正常营业。

山东帮进货赊销，帮助德和永渡过难关，同时也给德和永一个启发，这就是要想商店经营得好，必须有客户、广开财路。于是德和永开始在拉拢客帮上下工夫，除了山东帮外又进一步联络了甘（甘肃）、凉（凉州）帮客商。从此，该帮整车运往归化销售的贴花烟土款项全部汇交德和永，然后委托德和永由天津购进糖、杂、海货。后来该帮由天津购买绸缎、布匹、鞋帽也委托德和永商号代办。德和永为了独占这笔生意，便安排专人应酬这帮客商。甘凉客商诚实，且信而不疑，即使德和永售货加码他们也认头；德和永对甘凉帮客商也是热情接待，服务周到，大批甘凉帮客商来天津后纷纷投奔德和永杂货庄。通过这笔找上门来的买卖，借源源而来的烟土货款，德和永可以大量进货，借势起势，以至名声大振，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实力雄厚的印象，引得各银行、银号争向德和永杂货庄递折子。旧社会的风气、世态就是如此，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越长越接，越短越截。各绅商富户、公馆内眷也往德和永杂货庄存款，认为该号殷实，信用可靠，使德和永一时胜似金钱业、银号业。如此一来给德和永注入了资金来源，俗话讲“多财善贾”，德和永放开手脚开展业务，什么商品有利可图就做什么，如麻袋、药材、大米、面粉……凡是能赚钱生意都染指，正如其招牌所写“南北杂货，一概俱全”。

资本充实、货源充足，还必须打开销路，达到购销两旺。为了使“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德和永经营者是煞费苦心的。比如先以请客吃饭联络感情，然后许以赊销办法，凡购买德和永货物的商户可以赊销，如果交现款实行“九八”扣现（即按原价打九八扣）。这样就打开了销路，华北一带客商来津办货多数投奔德和永杂货庄，认为价格便宜而且可以赊销，因此德和永生意做得很顺手。当时各商家都是应酬客商，而在德和永却是客商仰其鼻息，屈从其意愿行事。如果揭开赊销和九八扣现的幌子，实际上九八扣现后的价钱才是正价，赊销的价格是打上利息的，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永远是德和永有利可图。

“满买”是德和永的另一经营手段。为了保证货源充足，德和永派人到外地设庄采购，首先是上海，继而在青岛、广州、香港也都设外庄，这在天津杂货业是第一家。德和永外庄进货，采取的是“稳、准、狠”的方针，该号经理给外庄去电报的暗语是“满买”，“满买”一词充分反映了德和永经营的独到之处。所谓“满买”就是预先对市场做了充分了解，看准有利可图的商品，一俟外庄报来行市，即去电“满买”，狠狠下注，全部买来到津，卖独门生意。比如：一次天津市场大块冰糖缺货，上海太古仓库存有盆底冰糖7000包（每包50公斤），搁了两年无人问津。当时冰糖有盆心、盆帮、盆底之分。以盆心牙子最好，这三种冰糖往往掺在一起销售，单独盆底冰糖不受欢迎。可是在市场奇缺的情况下，自然是“没有朱砂，红土为贵”了。因而德和永经营者即以“满买”电复外庄，全部成交。同行天津恒泰昌经理何莲荪正在申，想从中匀几百包，德和永外庄经理坚不应允。后来经过代理店元泰恒说项，才匀200包，并出具书面保证，货到天津随德和永定价出售，不准自行开盘。

过去商界有句话，叫“货到街头死”，意思是此地此货供不应求，纷纷去外地采购，待货运到又出现供过于求，造成货物积压，形成压价倾销局面，因而赔累的商家不在少数。德和永有鉴于此，便想出了一条走独门销售的路子。如塔赤糖（一种包装形如塔状的红糖，整个约重百余斤，产于南洋），德和永去上海后即下手买塔赤，电报又是“满买”，有多少买多少，运到天津后加工改制，将塔赤砸碎，装上席包，刷上“桂花青”的嚜头出售。由于是本厂出品，独此一家，别处无货，因此获利很大。德和永卖缺门货，一可得高额利润，二可操纵市场，因而凡是缺门货，不管熟行生行，德和永都敢做。如铅粉、漳丹、银珠、水银，过去由广帮独自经营，后来德和永由香港进货，硬是把广帮生意给顶了。又如香港运来药材木香、砂仁、豆蔻，均是短缺货，德和永以进货多，在同行中没有对手，获利无数。再有旧报纸，在1924年市场上，小包零售商品很多，但小包用纸却感不足，德和永发现这一商机，于是电令香港驻庄，向外商洋行订购废报纸。废旧报纸在香港是不值钱的东西，德和永用整轮船运到天津当包装纸卖，在当时是独家经营，各地客商也都争相购买，尤其是山东客商购买最多，是德和永在华北地区首创的独门生意。

糖在人民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食品，有非常广大的销售市场，食糖的品种也很多，大体上可分四大类别：（1）白糖，其中质地最优是贡糖。其特点是，沏水后清而不浑。其次是潮白糖，以甘蔗为原料，土法制成，口甜、味好，油性大。（2）红糖，以西青、绵赤质地较好，具有散寒、温腹的作用。（3）砂糖，俗称冰花，是制造冰糖原料，蘸糖葫芦最宜，糖色略黄。（4）冰糖，有机制、土制两种，口味甜美，含化。华北、西北地区农民，在夏收小麦时，喜食冰糖以抗饥解渴，因而冰糖在这一带十分畅销。经营糖业也是德和永的大宗生意。外地客商来津采购的有：北京、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绥远、察哈尔、外蒙古、哈尔滨、吉林、沈阳、唐山、石家庄、保定、顺德、大名、邯郸、南宫、冀县、深县、张家口、泊镇、桑园、辛集、太原、太谷、榆次、平遥、介休、宗艾、祁县、获鹿、曲沃、寿阳、绛州、解州、大同、包头、张家口、山东德州、平原临清、济南、烟台、河南开封、新乡、彰德、郑州等地，总之销售地区非常广泛，因此德和永在经营糖业上费了不少心思。开始经营时候，德和永的红白糖来自当地三帮。那时三帮都集中到针市街一带，自然形成糖业中心地区。后来德和永派人到三帮产糖地区采购，遭当地人拒绝。因为三帮早有规定，外地来人采购一律不卖。以后英国、荷兰、日本等大量向中国输入白、红糖。德和永杂货庄便先后在上海、青岛、香港、南洋爪哇等地港口设立分庄，以便利向制糖厂商联系订货，保证货源。香港驻庄与英商太古、怡和洋行都有签约。欧战期间，西方国家糖源减少，日本糖乘机进入中国。日本从台湾掠走原糖，运到国内经过加工改制，制成日本牌红白糖，由三井、三菱洋行运到中国销售。初期由于日本商人对天津市场不熟悉，雇用华人为其推销，价格低于英商太古、怡和洋行，而且可以当时不付款，推迟15天至50天付款也可以。有了这些优惠条件，天津杂货商店都转向日本购糖，结果英国、荷兰的食糖在天津市场受到日本糖排挤，就连中国本土的潮、建、广三帮的糖，在销售上也受到了不同程度冲击。

1923年天津市场的糖，尤其是冰糖缺货，德和永一方面向上海积极组织货源。另一方面不惜重金从香港聘来技师二人，在店后院建立厂房，购买机器、设备，配置专职人员，自己制造冰糖，带动了其他商人效仿。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收买汉奸，卖国贼，组织伪政权搞“华北特殊化”，日本的走私商品大量涌入天津，日本洋行也随之蜂拥而至，加上三井、三菱、大仓等大洋行的参与，日本糖充斥天津市场。为了保住自身在市场的利益，德和永决定与恒泰昌、德记、厚记三家大型杂货商联合经营，组成公义和杂货庄，包销日本洋行食糖。四家协议规定：统一经营、统一规格、统一进货、统一销售。出资比例：德和永、恒泰昌各占两大股，德记、厚记各占两小股，四家联营目的是想达到垄断食糖的目的，以便从中牟取高额利润。“七七”事变后，公义和杂货庄更名为中兴号，迁往法租界寿德大楼办公，以后又改名为福大商行。由此形成天津杂货业四大号。即：德和永、恒泰昌、德记、厚记。

这里顺便简介一下其他三号的情况。(www.xing528.com)

恒泰昌。恒泰昌在四大号中开业历史最久，约创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资本是1万吊制钱，系章吟笙之父独资开办，经理张旭初、何联荪。张、何先后故去，由赵桂轩任经理，经营南北杂货批发业务，地点在北大关乐壶洞内。由于经营作风比较规矩，受客户欢迎。1945年日本投降后，四大号联营自行解体，该店即行结束。

德记杂货店。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后开业，开始在河北大街摆摊卖糖，后来渐渐发展成为杂货店。由店主王鹤轩独资开办，经理刘凤岑、周俊田、王凯臣，经营南北杂货批发、零售业务。该店经营立足于勤，多年来积累资金达百万元以上，地点在河北大街三条石西口。经申请，1950年由工商局批准歇业。

厚记纸庄。于民国初年开业，是由德记杂货店和林莲溪、武丹甫三股合资组建，经营纸和糖货批发业务。经理林莲溪、武丹甫，后任经理贾星五、魏麟阁，地点在北大关缸店街。1914年欧战爆发后，洋纸货源减少，市场价格上扬。在此期间，凡经营洋纸业务者无不利市三倍，该店从而盈利丰厚。“七七”事变前即有资金百万元，在天津杂货业中占第二位。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穷凶极恶，在中国进行疯狂掠夺，用强制手段将厚记库存洋纸全部掠夺走，导致厚记纸店无法继续营业，于1944年宣布倒闭、歇业。

四号联营后，日本三井、三菱洋行运到华北的糖货，全部由四号联营的中兴号包销。市场糖价遂被四号操纵，这四号还批售期货，导致市场出现买空卖空的投机倒把局面，四号从中获取暴利。

1939年天津发生大水灾，洪水淹没天津城，四号联营糖货，存放在英祖界大沽路库房内5万包白糖（每包重50公斤）全遭洪水浸泡，损失合今人民币700万元。德和永库存白糖4000包、面粉4000袋、大米9000包，时遭水淹，损失巨大。1942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香港被日军占领，德和永在香港驻庄所有物资钱财，总价值约在港币70余万元，悉被日本军抢掠一空。

在日伪统治天津时期，四大杂货庄联营，垄断天津糖业市场，获得了巨额利润，也招引了日宪、伪特的觊觎，经常前去借机敲诈勒索。德和永曾被勒索达10万元之多，此外日军还用强制手段向德和永购买大米1万包，面粉5000袋，仅付给极微薄代价。这些天灾人祸使德和永一店就损失500万元左右。从1939年到1946年是德和永杂货庄经营最不景气的低潮时期。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规定1金圆券兑换法币300万元，市场商品交易均按此比率折合金圆券，还限令商品价格不得超过“九一八”以前价格，凡违此规定者，将货物充公法办。如此一来，按限价售出之商品的钱却不能按限价购回原有货物，商家非但无利可得，反而蚀本。德和永在杂货业中是首户，尚难以维持经营，何况那些小户商贩。德和永杂货庄在艰难中维持经营到天津解放。

德和永杂货庄从开办伊始到解放后参加公私合营，历经56年的经营历程，从一个小杂货铺发展成为天津杂货业首富，并非轻而易举，这主要是得益于用人得当，上下同心。俗话讲“三人同心，黄土变金”。在50多年的经营中，杂货庄人事也曾几经变动。创建初期，经理是王筱波、副经理孙位三、赵仲三。民国以后王筱波、孙位三先后去世，由石锦山继任经理，孙樾桥继承父业任副经理。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洋糖货源减少，引起糖业市场价格波动。洋糖价格由6两6钱银子100斤，上扬到15两8钱100斤，以后又跌到9两银子100斤。当时德和永杂货庄还以经营国产糖为主，又是实销业务，故此未受多大影响。大战结束后石锦山故去，赵仲三、孙樾桥发现孙润生是个人才，于是对德和永进行资本改组，将资本4000两，改组为5000两，孙润生参加本1000两，并出任经理，赵仲三、孙樾桥居资东地位，德和永的经营管理权完全交由孙润生。孙润生果不负众望，以店为家，兢兢业业，开展独门经营，就是他提出的经营手段。在孙润生的任期内，是德和永杂货庄的鼎盛时期，三位资东赵仲三、孙樾桥都成了百万富翁，孙润生自己也积累了不少财富。1940年孙润生病逝，提升邸叔珍为经理，王体仁为副理，邸负责四号联营食糖购销业务，王体仁负责竹竿巷门市零售业务，下号“聚记”的批发业务由韩鑫斋负责。从1939年天津发生水灾开始，历经天灾人祸，德和永业务日渐减弱。1946年，再次整顿业务，调整人事，撤销“聚记”下号，专心经营竹竿巷老店业务，由邸叔珍任总理，王体仁任稽核，韩鑫斋任经理，陈冠卿任副理，邸叔珍、王体仁退居二线不再参与业务活动。天津解放后，各行各业成立工会，德和永杂货庄在工会帮助下，对人事进行调整，裁减冗员，节约经费开支，增加流动资金，保留韩鑫斋继任经理职务，全权处理号务工作，使经营出现转机。为扩大物资交流，发展经济做出了贡献。1956年走上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韩鑫斋安排在土产杂品公司业务科长职务。

德和永杂货庄在56年的经营中赚了多少钱，无人统计，但是从几位主要经营者的家财则可窥知一点消息。如资东赵仲三，早年在东九如当差时，一贫如洗，曾光着屁股洗裤子。夫妻租赁一间房，其妻给被服厂做工。开办德和永杂货庄后靠分红取利，积累了不少钱财，靠这些钱在西头双庙街椿树胡同建起四所砖房，在英租界（现泰安道）购置江西督军蔡成勋住宅楼一幢。独资开办庆昌厚棉布庄，与孙樾桥合资开办德仁银号，德和祥杂货店。赵仲三有七女二男，他把自己的积累，分配给每个子女现款8万元，房产及投资股本不计在内。

另一资东孙位三之子孙樾桥承其父业，同样积累了巨额财产，在北门里府署街购置三所四合院砖房，在法租界32号路（现赤峰道）购置洋式楼房一幢，并先后开办了德华、德承津店（盐务）、卫生堂药店，与赵仲三合资开办德仁银号、德和祥杂货店，又与孙润生合资开办广增祥纱布庄、福祥绸布店。“七七”事变前赵仲三与孙樾桥就已经成了天津百万富翁了。

经理孙润生对德和永的发展兴盛功不可没，他任经理期间正值德和永杂货庄的鼎盛时期，为德和永赚取大量财富，他自己也积累丰厚。在河北大街肉架胡同建造两所砖房，在英租界（现河北南路财税处）购花园楼房一幢。独资开办广余银号，与孙樾桥、赵化民、徐浩如等先后合资开办同昌源、同生源、广增祥纱布庄、福祥绸布店。

这三个人都是依靠德和永杂货庄发的家，因而对天津的慈善事业乐于捐助，从不后人。每年冬季购买玉米面用来救济穷苦人民，每到腊月三十晚，到天津边缘贫民区，向贫民院内抛现洋钱，让这些穷苦百姓能高兴过年。

（徐雅华整理）